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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散淡》:西风浸 寓公来

作者: 李锡文



入夜,延绵数公里的解放北路华灯齐放,两侧的哥特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的西洋建筑华美典雅,异彩纷呈;笔直的罗马柱,或粗犷,或精致,矗立在街边,向人们述说着这座城市很久以前的辉煌与悲怆。

天津和我国其他地方一样,深受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同时,天津又是在近代外敌入侵和占领的过程当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受西方文化和殖民文化的影响较深,留下了殖民地的烙印。经历了华洋杂处、中外交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气息相当浓厚。因而,不论是封建文化还是殖民文化,在天津人身上都有明显的痕迹,传统与开放、规矩与散漫都是同时存在的。

在很长一段时期,天津从城市面貌到人们的生活方式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洋气”的。“洋气”,显然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影响所致。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文化很早就对天津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始终伴随着天津发展的脚步。这里,我们鞭挞西方的殖民政策和侵略行为,也客观看待西方文化对于文明的推动作用。

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国当局在海河西岸的紫竹林(现和平区小白楼一带)设立英租界,起初占地460亩;紫竹林以北的地方,被划给了法租界。英租界经过后来的三次扩张,发展到6149亩。他们在中国的地盘上建立了工部局、维多利亚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跑马场、天主教堂等。此外,法国在天津的租界占地2836亩,日租界2150亩,德租界4200亩,意租界771亩,俄租界5474亩,美租界131亩,奥租界1030亩,比租界740亩。到了20世纪40年代,天津租界的人口达到25万人。列强在天津的租界地,是旧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租界,仅仅一个城市里,竟然布满9个列强国家的租借地,也是旧中国任人宰割的生动写照!央视报道说:这种状况,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外国侵略者在肆意掠夺财富、蹂躏人民的同时,通过在天津建立统治基地、兴办金融和实业、进行宗教和文化渗透,将西方文化带到了天津,带来许多新的东西。比如建筑,著名的“小洋楼”就是列强的遗留物之一。天津的洋房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风格多样,代表着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等国家的不同建筑风格,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前不久意大利驻华大使在考察了位于天津海河北岸、修建于20世纪初期的意式建筑群之后说:“这里是意大利在海外最集中的、最大的、保护最好的风情区。”

早在1900年前后,天津人就开始使用电灯、电话、电报,并乘坐电车行驶在现代“马路”上。从1906年天津出现有轨电车,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市内电车的运行线路总长达25公里,电车成为那个时期天津人的重要交通工具。

洋人的吃、穿、娱乐、文化艺术同样对天津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如吃,天津人从洋人开办的餐馆学会了吃西餐、做西餐,西餐对天津人的饮食习惯和地方特色食品的改良也产生了影响;在穿上,人们追随新风,仿照洋人,男人穿西装、领带、皮鞋,取代了长袍马褂;女人们穿裙、裤和高跟鞋。在民初之后的很长时期,天津街头的服装呈现古亦中亦西、中西结合、古今并举、中外并存的斑斓色彩,既有西装、中山装,也有马褂和旗袍。人们还不时看见“中西搭配”的穿戴:里面穿西服裤子,外面是考究的绸缎长袍,脚下蹬一双锃亮的皮鞋,头戴礼帽,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眼镜。

在文化上,电影、话剧、赛马、游泳、滑冰、足球、教堂、圣诞节等,都使人们耳目一新,文化娱乐活动更加多姿多彩,宗教信仰多元化。天津最早的电影院——“权仙电戏院”就是1906年在法租界开张的;民国以后电影院逐渐发展起来,主要是集中在外国租界。天津的赛马场最早始建于英租界,1901年英国商人以德璀琳花园为中心,修建通向马场的道路(今“马场道”),1913年完成扩建,在春秋两季定期举办赛马会,发行彩票,成为当时津门重要的商业和娱乐活动。

西方文化的广泛渗入、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使天津人很早就见识和体验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北方得风气之先,莫若天津”,天津成为我国北方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城市。这种影响,至今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这座城市在与国外文化的融合中获得了发展。

天津历来是外国人在中国的主要聚集地之一。过去天津的租界里住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学者、传教士和外交官,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交际圈子,也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着普通中国人所没有的特权。至今,天津仍然生活着许多外国人,现在常年居住在天津的外国商人、留学生、专家学者以及务工人员至少有十几万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在成都道的咖啡馆里,在友谊路的国际风情街上,在繁华的商业区,在天津开发区,在普通的居民区,随处可见外国人的身影。如今的中国已是今非昔比,外国人来此,遵守我们的法律和秩序,我们热情欢迎;否则,Go out,please

从清末开始,天津租借地以及特殊的环境,引来无数权贵来此定居。以翻译《天演论》著称的中国近代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从1880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开始,到1900年离津赴沪,在天津生活了整整20年;经历“戊戌变法“的梁启超,流亡日本返回国内后,也寓居天津的意租界(今河北区民族路),在此著书立说,影响巨大,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新的巅峰。

严复、梁启超是天津籍人士吗?非也。他们是天津的“寓公”。

天津是个移民城市,600年以来,外地的人们不断移入天津,在天津创业,在天津生活,直至终其一生。他们先是寓公,后来就成了这里的主人。因而,有时“寓公”与“原著民”也难以分清。

天津最著名寓公的成批到来,始于清末民初、盛于20世纪20~40年代。因何“著名”?数量多,更主要的是“层次”高。先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赶出了北京,溥仪率“朝廷”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来津“避难”,梦想建立复辟的基地,以图东山再起;接着,失意政客、下野军阀、官僚买办、文人学者,也纷纷来到天津。到天津充当寓公,建洋房、置沃地,是那个时期颇为“时髦”的一件事。天津靠近北京,生活在天津,北京的风头风声全听得到看得见;尤为重要的是,天津有9国的租界,躲进租界,基本上就等于进了“保险箱”,生活也会安逸起来。民国的五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还有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段祺瑞、唐绍仪、靳云鹏、张绍曾、潘复、熊希龄、颜惠庆、朱启钤、顾维钧以及各部的总长、次长、各省的省长、督军等,离开了政坛后,都先后来到天津做了寓公(严格意义上说,徐世昌、曹锟等人不是寓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天津人),有不少人在天津度过了晚年。至今在天津的一些老胡同里,还能听到老百姓讲述当年寓公们的生活故事。

这是一些特殊的人物、特殊的阶层。

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

这些上流阶层的寓公,给天津带来了什么?对天津的社情民风和城市文化有着怎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课题。这里,我只是做这样的简单表述——带来了中西各种风格的建筑、带来了不同风味的饮食、带来了贵族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额财富、带来了多元的思想和文化。

比如说,许多寓公在天津投资房地产和工商业,建造了大量形态各异的小洋楼,使得天津的小洋楼形成了更大的规模,同时促进了天津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我原先的单位,就是在一所小洋楼里办公,那便是曹锟所建,解放前由其女曹士英长期居住(本人已有文详述)。还有,这些寓公们大都是当时中国的“暴发户”,腰缠万贯,下野后无所事事,日日酒食征逐,使天津变为富豪的消费中心,这推动了饮食技艺的提高,提升了天津饮食文化的层次。

当年叱咤风云的寓公们,如今早已同那个时代一起,随风而去,但这块土地上却留下了他们长长的带着伤痕的身影。这身影使后人感到痛苦和辛酸,也迸发出奋起的激情。

                                       

 

来源:采风网 发布时间:2018-08-31 编辑:张占宣副总编 点击量: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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