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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情缘

作者:马永欢


      我深情阅读《习近平自述:我的文学情缘》,字字句句感动着我,启迪着我,因为我也有着无法割舍的文学情缘。

     “总书记鲜明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创作导向,是一个作家或一个作者首先树立的文学思想标杆,指引着创作的方向,引领着创作的思路。201610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这一重要讲话,提出创作导向,令人清醒,令人鼓舞,创作导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只有坚持这一创作导向,才会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优秀作品的评判标准,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否辉映时代的伟大精神,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辉映时代的伟大精神的文学作品,才是优秀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说: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估计也就是五六岁,母亲带着我去买书。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工作。从中央党校到西苑的路上,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偷懒不想走路,母亲就背着我,到那儿买岳飞的小人书。母亲给我买了。买回来之后,她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亲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习总说的,令我动容,令我浮想联翩,俗话说,“人看从小,马看蹄爪”,幼儿的一言一行的表现,特别是无意识的崇高表现,往往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方向。习总五六岁,就喜欢看小人书,就喜欢看文学书籍。从这里,我恍然大悟,看书,看什么书,是由年龄决定,小人看小人书,大人看大人书,一般情况下应该如此,这符合一个人的成长规律。当然,一个小孩的有意义的欲望,作为父母应该及时捕捉,满足小孩的这种欲望,习总儿时的欲望,他的母亲给予满足,带着他去新华书店买书,买岳飞的小人书,并且回家后给他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其间,母子进行了有趣的对话,“我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亲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记住了,从此成为习总一生追求的目标,“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这让我铭记于心,并有所感慨,幼儿教育十分重要,要用优秀的中华文化熏陶幼儿,熏陶幼儿纯洁的心灵。幼儿的阅读,将影响青少年的阅读,这就是阅读的走向。习总幼儿时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并阅读下去,直到青少年时期,后来阅读政治类书籍,但文学情缘依然在习总心中。

 

     习总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十五岁。”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同时,每一个时代也有每一个时代的践行,优秀的传统思想影响下的社会践行,虽然是艰辛的,但却是如歌似画的践行。践行一旦与思想衔接,交融,将生发美轮美奂的青春赞歌,时光荏苒,不仅令人回眸,而且催人奋进。习总自小受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并在十五岁上山下乡,进行社会实践,在实际中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内化,内化为自己的思想,然后指导自己的实际,指导自己的人生征程。

      然而,在人生征程中,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习总有所思量:“我当时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读书、修身。一物不知,深以为耻,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求学的时代,作为一个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这是我们的共同认知。但从习总的叙述中,我猛然醒悟,除了读书,还有修身,二者成了辩证关系,读书是为了修身,为了修身而需要读书。如果读书为了读书,那将失去读书的意义,因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修身;如果修身而不读书,只是处于经验层面,只是处于感性层面,只是处于修身的低级阶段,而不是抵达修身的高级阶段。作为学生,如果忽视修身而读书,那只是为了分数,为了应考,为了升学,为了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为了安稳的生存,从而让自己的人生并非完美,因为缺失修身;如果既读书又修身,并且把二者有机结合成为力争做好的一件事,那将使自己的人生完美,既解决将来的生存问题,又在今后的事业中使事业有所发展,在人生领域春华秋实。因此,我作为一个职高的语文教师,面对学生,应引领他们读好书、修好身,打好将来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扎实基础。

     “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一个是融入群众,再一个就是到处找书、看书。我们插队那时候,也是书籍的大交流。我们都是背着书下乡,相互之间交换着看。那个环境下,就是有这样一个爱读书的小气候。那时,我居然在乡村教师那儿也发现很多好书,像《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些古时候的课本,比如清代课本、明代课本等。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学经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是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具体使命,而不是吃着碗里的,却想着锅里的,或者脱离自己的实际遐想、梦想,梦醒时分空空如也。因此,在特定的人生阶段做好应该做的事,习总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辉映着我的思绪。劳动之外,工作之外,融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心声,在心底播种群众思想的种子,这是一个优秀政治家形成的元素之一,也是一个真正作家形成的元素之一,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我在十一年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始终在工作之余深入群众,深入采访,触摸文化的精神,抒写群众喜爱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还需要大量看书,书的来源不像习总年轻的时候,涓涓细流,而是如潮涌动,如新华书店,书报亭,报社杂志社,图书馆,网上图书店,还有文友赠阅。或买或借或订阅,十一年的文学生涯,我的一格书房都是书。因此,我天天、年年,几乎沉陷在书房里看书,“吃书”,一点一滴地消化书,日积月累,形成了潜在的文学知识体系。潜在,就是无形,就是沉淀,就是大海里的珍珠。那么,为什么不是有形呢?缘于五十三岁的年龄,看了书记不住,记忆消退。但在创作时看过的书的精要,会激荡胸怀,呈现笔端,呈现的文字不是原版,而是经过思维加工后的新的版本,这就是潜在知识的泛起。看书成果的表现形式,不是有形,就是无形,有形或无形关键是内化,关键是潜在,关键是运用。如果一目十行,记忆惊人,但吸收不了,不能运用于实践,那也是枉然;如果一字一句的读,虽然阅读速度慢些,但能够消化吸收,化为自己的血液,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情感体系,也是有价值的。这犹如吃饭,慢慢品尝,慢慢咀嚼,把五谷杂粮化为自己的血肉,化为健康的生命。看书,犹如习总所说,要大交流。我现在树立一个理念,文友的书应该进行大交流,阅读收藏。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思想,而作家的思想是内蕴在书中的,只有看作家的书,才能够了解作家的思想。在了解中就不知不觉吸收了好的思想,自己也将在不知不觉的时光中变得有思想的人,而且是一个具有丰沛思想的人。正因如此,2016117日,我在新浪博客给丽江的文友寒狼写了一个纸条,以文会友,希望他寄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诗集《父亲的土地,母亲的爱》,然后我寄送他一本我新出版的散文集《古道回韵》,他表示赞同。书籍的收藏,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新理念,文友的书,买来的书,都一一收藏在书柜里,慢慢品读,一生珍惜,并且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我的一个宏愿!

      多数人说,“马老师,没有人读书,不是看手机,就是吹牛,或者手背着游来荡去,或者搓麻将或跳跳舞,等等。”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在十一年的文学生涯中,我自费出版六部散文集,卖书、送书,几乎走遍永平的山山水水,接触不少读书人,永平有十八万人口,还是有少数人喜欢读书的,只不过不形成小气候,只是星星之火,而且是隐隐约约。但我心中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用我的读书行动去感染他人,感染同事,感染学生,感染亲朋好友,甚至感染社会中的陌生人,力争形成爱读书的小气候,宛若习总所说:“那个环境下,就是有这样一个爱读书的小气候。”

读书,读经典之书,将受益终生。习总说:“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学经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因此,习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多读文学经典,奠定文学基石,铸就高尚的人生大厦。

     习总说:“文革”时,我天天在那儿翻看“三言”(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警世恒言》),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冯梦龙当过福建宁德的寿宁县知县。那个地方都是山路,我上山时想起了戚继光的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我对冯梦龙有很深的印象,后来常常引用他的东西。

 

      文学情缘在习总年轻的心中,总是萦绕胸怀,挥之不去,阅读“三言”,如痴如醉,天天不离,时时品鉴,牢记于心。给我的启示,年轻时记忆力强盛,因此多读中华民族的文学经典,多品鉴灵魂之学,对于穿越时空的警句,应铭记,应背诵,便于今后灵活运用,让人生充满文学的气息。习总年轻时对文学情有独钟,善读,赏记,因此在生活中厚积薄发,“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低吟浅唱的人生,令人心驰神往。文学,心灵的学问,只要有一颗文学的心灵,人生就充盈青春的诗意。

 

     习总说:我年轻时看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上次在索契,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采访我,问我读过哪些俄罗斯作品。看到我说俄罗斯作品如数家珍,他很惊讶。他说,我们俄罗斯好多人都没看过这么多。

 

      习总不仅大量阅读中国文学经典,而且大量阅读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令俄罗斯的电视台主持人惊讶,也让我惊讶。“路漫漫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五十三岁的我,将珍惜美好时光,学习习总的阅读文学的精神,大量阅读文学经典,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中国的,外国的,让人生快乐、幸福。

      我在十一年的文学阅读中,深刻感受到文学作品对人生的积极导向作用,特别是好的文学作品,经典的文学作品,让人生青春常在,我五十三岁,感觉青春依然;让人生乐观,我五十三岁,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总是乐观面对;让人生豁达,我五十三岁,面对人生矛盾,能解决的就积极解决,不能解决的,就放下,绕道而行。因为有些矛盾,不是自己想解决就能够解决,所以让前行的时间消融吧;让人生宽容,我五十三岁,经历了不少人际关系,有好的有不好的,也将迎接新的人际关系,总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新的人际关系,以及回眸过往的人与事;让人生积极奉献,面对利益,就是对人生最大的考验,比如我自费公开出版散文集,多数是送,奉献社会。而奉献社会,说是容易的,但做起来是不易的,因为需要无私奉献,需要抒写,需要出版,需要赠阅。赠阅,我无论到哪里,几乎都背上几本自己心爱的散文集,遇到喜欢阅读的读者,就赠阅。对于县外读者,一些好文友,好读者,以及读书馆,我都寄送,这样一来,费用就增加,但我愿意,愿意奉献。公开出版了六部散文集,没有让一个读者付出一分钱付邮资。一提钱,大家都十分的敏感,需要在心中掂量,人生仿佛就是钱的人生。但为了坚定不移的走好文学路,我自愿掏钱出书、送书。这一切,有意义的一切,都是缘于文学之缘。

 

      习总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至睡在钉板床上,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是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文学作品,对于读者来说,重要的是启迪,思想的启迪,精神的启迪,情感的启迪,艺术的启迪,真善美的启迪,等等。阅读,如同春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时而生发心灵的震动,文学作品对一个读者心灵的震动,就是这部文学作品的强大魅力,存在的意义,宛若习总所说:“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习总年轻时阅读这部文学作品,是专注的,是情有独钟的,并且是有所收获的。文学的阅读,对于读者来说,是有所选择的,因为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但专注、情有独钟、收获是共性的。

一个真正的作家,生活是苦行僧式的,而不是酒肉穿肠过的世俗生活,既然选择这样的行当,这样的人生路,本该如此。苦行僧式的生活,就是磨炼意志的生活。磨炼意志,并非纸上谈兵,也并非脱离现实的美丽梦幻,而是“睡在钉板床上,扎得浑身是血”。肉体的痛苦,精神的洋溢,思想的芬芳。这就是磨炼,这就是意志的生长,如树如花。习总年轻时因受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的深刻影响,于是积极践行,“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哦,一个伟人的精神成长,就是如此的历练,令人启迪,令人敬畏。

 

      习总说:德国的文艺作品比较大气恢弘,像歌德、席勒的作品。我14岁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来看的《浮士德》。访问德国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演讲中提到的一些东西不是谁给我预备的材料,确实都是我自己看过的。比如,歌德的《浮士德》这本书,我是在上山下乡时,从30里外的一个知青那儿借来的。他是北京五十七中的学生,老是在我面前吹牛,说他有《浮士德》。我就去找他,说借我看看吧,我肯定还你。当时,我看了也是爱不释手。后来他等急了,一到赶集的时候,就通过别人传话,要我把书捎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放心,又专门走了30里路来取这本书。我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那我还给你吧。

 

      习总借书的故事,感动我心,因为有共同的文学情缘。从30里外借阅世界文学名著《浮士德》,的确感人,因为习总内心有浓郁的文学情缘,山高水长,也无法阻挡借阅的激情,这在我的文学阅读生涯中,是一个铭记于心的动人故事,将激励着我继续阅读文学作品,继续铸就我的文学情缘。

 

      习总说:《热爱生命》是列宁的枕边书,列宁在生命弥留之际仍请人给他朗读这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的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

 

      伟人列宁是一个读书迷,也是一个对文学情有独钟的人,《热爱生命》是列宁的枕边书,这就是一种深情的文学情怀的诠释。不仅如此,列宁还在生命弥留之际仍请人给他朗读这本书。这震撼人心的情景,如同一幅穿越时空的图画,徐徐展现在我的眼前,催人奋进,热爱生命,阅读生命,倾听生命的律动,倾听生命的歌唱。倾听生命歌唱的列宁,对习总的影响,是深刻的,是动人的,因而习总倍加热爱文学。

习总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世界中徜徉,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铭记于心,因为,书中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习总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了深刻印象,习总就要体验,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的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阅读与体验,在我的文学视野中,仿佛一只飞鸟的双翼,缺一不可,阅读需要体验,体验需要阅读,阅读是体验的前提,体验是阅读的升华。这是习总文学情缘不可逾越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我阅读习总文学情缘的深刻启迪,体验犹如青竹生长的竹节,只有竹节,青竹才能够向上生长,志存高远的生长。

 

      习总说:我去过古巴两次,第一次是在福建工作时去的。我说,我们找找海明威当年写作的那个遗址吧。后来,到了他写《老人与海》的那个栈桥边,场景和小说中的一模一样,几个黑人孩子在那儿戏水,旁边有一个酒店,这个酒店是他写作的地方。我们专门在那儿吃了一顿饭。第二次去古巴的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他们听说我想了解海明威,就带我到了城里面一个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他曾经在那个酒吧里写作。海明威最爱喝的一种饮料叫“莫希托”,是用朗姆酒配薄荷叶,再加冰块和白糖制作成的。《老人与海》描述的那种精神,确实是一种永恒的精神。

 

     读者体验,就是亲历,验证,进一步诠释。读者体验作家曾经的写作地点,遐想作家写作的情怀,目睹作家曾经生活的细节,领略作家穿越时空的永恒精神。体验,就要前往、亲历,无论千山万水。亲历,心怀崇敬之情,崇敬是为了自己内心的文学情缘,为了升华内心的精神。诠释,是探究一个作家的言与行是否一致,是探究一个作家时代的精神,以及永恒之精神,是探究一个作家审美的向度,以及思想的高度。习总的文学情缘,犹如大海,既是浩瀚的又是深邃的,是我们具有文学情缘的作家应该学习的光辉榜样。

习总两次前往古巴,第一次找到了海明威当年写作的那个遗址,并到了他写《老人与海》的那个栈桥边,场景和小说中的一模一样。非虚构的小说,在此得以论证,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一种文学体裁,但又分为虚构与非虚构。虚构是一种纵横驰骋的想象,缘于传说,缘于想象,没有具体的生活场景,而非虚构的小说,虽然有想象,有人物的虚构,但小说的出发点是有原型的,是有痕迹的,是有心灵原乡的,宛若一棵大树,树根是深扎在故土里的,不动不移,但大树的精神、情感、理想、审美,是开放的,并非封闭,是随风而歌的,飘向四面八方,飘向世界,飘向古今,成为人类精神的永恒。

      栈桥边有几个黑人孩子在那儿戏水,还有一个酒店,这个酒店是海明威写作的地方。置身于这样诗意的情景中,习总的脚步暂时停留,在那儿吃了一顿饭,触摸伟大的文学精神,留下最美好的文学记忆。

习总第二次前往古巴,到了城里面一个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因为海明威曾经在那个酒吧里写作。习总捕捉海明威的生活细节,“海明威最爱喝的一种饮料叫莫希托,是用朗姆酒配薄荷叶,再加冰块和白糖制作成的。”我阅读,我敬畏,敬畏习总专注的情怀,捕捉生活细节的精神。一个人的事业成功,往往取决于捕捉细节的精神,人们经常说,细节决定成败。一个伟大的作家或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都关注细节,都洞察秋毫。习总感慨,“《老人与海》描述的那种精神,确实是一种永恒的精神。”这令我回味无穷,一种文学精神,不仅仅是文学精神,而且是人类精神。

     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我们年轻的时候,法国的很多书籍都翻译过来了。司汤达的《红与黑》很有影响,但对人世间的描写,还是要算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像《人间喜剧》的影响就很大。最让我震撼的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九三年》都是以大革命为背景的。我看《悲惨世界》,读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再有,就是罗曼 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画家有一大批,像莫奈、塞尚、德加、马奈等,音乐家有比才、德彪西等,都让我印象深刻。

 

      我阅读,我抒写,我敬畏习总的文学情缘,因此,这一段落我无法割舍那一句,也无法省略那一字,字字珠玑,扣人心旋,心潮澎湃。我不仅要让我的读者阅读习总的文学情缘,完整的阅读,而且我将在今后的日子里还要品读,品读习总深情的文学情缘。文化,不仅要学习本国的,而且也要学习外国的,只有这样,文化视野才是世界性的。法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且历史文化悠久,习总对此抱有浓厚兴趣,深入而广泛地学习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特别是文学。司汤达的《红与黑》对习总很有影响,还有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像《人间喜剧》。习总的文学情缘,犹如奔流的长江,浩浩荡荡,“最让我震撼的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九三年》都是以大革命为背景的。我看《悲惨世界》,读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阅读世界经典的文学作品,抵达心灵的震撼,这应该是一个文学读者追寻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境界,习总已经抵达,并为我们树立了阅读的标杆。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有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因此在阅读作品时不要脱离历史背景,而是把作品与背景相连地阅读。这样的阅读,才会生发心灵的震撼。震撼力,是伟大作品具有的特性,“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文以载道,是文学作品内蕴的灵魂,由此可知,文与道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建构,二者构建了文学作品,有形与无形,缺一不可。作品具有了灵魂,才具有灵魂震撼的可能性,作品才是伟大的作品,将穿越古今时空,深刻影响读者的精神世界,从而深刻影响读者的行为。

法国的文艺,深邃而灿烂,深刻影响着习总,因而习总有了深刻的印象,“就是罗曼 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画家有一大批,像莫奈、塞尚、德加、马奈等,音乐家有比才、德彪西等,都让我印象深刻。”

      习总说:冯老(冯其庸)是红学家,我跟冯老结识于正定,当时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那个时候,《红楼梦》剧组正好要搞荣国府。当时要找依据,就是为什么在正定搞?他们没有实际的荣国府、宁国府的图,但是我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呢?在故宫博物院。再就是请冯老给了我一个为什么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见《红楼梦》剧组的时候,我说我们这儿完全有资格搞,因为曹雪芹是正定人。这是冯老提供的。冯老研究红学,查明了曹雪芹的身世。曹雪芹的祖先是北宋的开国大将曹彬,曹彬是真定灵寿人,真定就是现在的正定,正定府当时的范围包括河北的灵寿县,就在正定的隔壁。

      荣国府在习近平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修建,已经成为当地一大文化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

      习总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犹如一颗灿烂的星辰,照耀着我,令我感触万分。20154月至20166月,我被县委政府抽调到曲硐小城镇保护与开发领导办公室,主要任务是挖掘整理曲硐——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历史文化。曲硐名村真正保护与开发,但开发大于保护,开发意识强于保护意识,我呼吁保护是开发的前提,而开发是保护的延伸。但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一个老领导说,“曲硐的事,哪一个官大,就是哪一个说了算。”振聋发聩的话,的确如此,不是空谈,而是真真切切,多少事情可以有力佐证。从此,我心寒,犹如“暗风吹雨入寒窗”,但深入挖掘整理曲硐名村的历史文化的脚步不停留,抒写故乡的乡愁不停笔,经过艰辛的抒写,一部散文集《河畔的乡愁》的书稿已经完成,将在合适的时候自费公开出版发行。如今,我充满激情地阅读习总的一字一句,认为一个地区的保护与开发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作为官者,才能够造福一方。

       习近平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时,《红楼梦》剧组正好要搞荣国府,是一件造福正定县人民的大好事,但要有历史文化依据,而不能建“空中楼阁”。于是,找依据,论证为什么在正定建荣国府。他们没有找到,而习近平找到了荣国府、宁国府的图。在哪里找到?在故宫博物院。不仅如此,还要“请冯老给了我一个为什么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因为冯老是应该红学家。由此导出一个理念,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地方官,要礼贤下士,尊重历史文化学者、专家,甚至要尊重本土作家、民间作家。常言道,隔行如隔山,因此,要打通行业之间的疏离,让事业红红火火,地方官就要深入群众,倾听行家里手的真话,而不是假话。触景生情,我在曲硐名村行吟一年多,几乎是独自行吟,但收获颇丰,因为梳理了曲硐名村的近千年的历史,因此我兴奋,几乎失眠。但我的工作与领导的工作仿佛背道而驰,不是我的工作方向不对,而是领导不需要我的研究成果,在主观的设计下开创新的一页,而这一页,的确的崭新的,但是没有多少历史文化依据,缺失曲硐回族村的文脉,因此我十分的伤感,形成心中的块垒,挥之不去。

      如今深情阅读习近平的文学情缘,阅读习近平的深情回眸,够不感动吗?“冯老研究红学,查明了曹雪芹的身世。曹雪芹的祖先是北宋的开国大将曹彬,曹彬是真定灵寿人,真定就是现在的正定,正定府当时的范围包括河北的灵寿县,就在正定的隔壁。”

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正转型,文化旅游正如春风激荡,“荣国府在习近平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修建,已经成为当地一大文化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面对这一绚丽的图景,我激动的思绪仿佛融于时代的大潮之中,徜徉在正定县的荣国府,一步一景,一步思,饮水思源,感谢习总!

      习总说: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很有帮助,为什么呢?他给我讲了很多长征的故事,讲了很多老将军的故事,第一批授衔的老将军,他大部分都采访过。他当时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让我非常有感触。王愿坚说,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吃过草根树皮、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老领导。正说着话,警卫员进来对老领导说,首长,参汤拿来了。老领导喝了一口,说凉了。小警卫员把参汤接过去,顺手就泼在了外面。王愿坚说,看到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突然想到我们现在条件好了,“补”的东西多了,按中医的说法,人不能只补不泻,现在应该“泻一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的艰苦岁月,现在条件好了,要警惕脱离群众。我听了这个故事,也很有感触。联系到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为什么要这样做?王愿坚当时就说,近平同志,我没有别的说的,就是希望你真正能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去,那可能对你从政很有帮助。

 

     这一故事,令我感触深深,思绪万千。习近平平易近人赢得了人气,赢得了人心,因此,作家、编剧王愿坚就愿意给他讲真话,讲动人的故事,这是常理。长征的故事,很多老将军的故事,红军吃草根树皮、经历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故事,如画似诗呈现在习近平眼前,非常有感触。不仅如此,眼前的“参汤”故事更让习近平感触,是的,我们现在条件好了,“补”的东西多了,按中医的说法,人不能只补不泻,现在应该“泻一泻”了。文学的叙述意味深长,具有浓郁的文学情缘的习总,前后一对照,心中突然明白,“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的艰苦岁月,现在条件好了,要警惕脱离群众。”从而,“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成为“七一建党九五周年”的关键词,也成为时代的主题。

“王愿坚当时就说,近平同志,我没有别的说的,就是希望你真正能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去,那可能对你从政很有帮助。”王愿坚深情的话语,就是一份历史性的重托,习总牢记重托,将开创前无古人的崭新局面。我阅读,深受启迪,具有价值的动人的故事,内蕴着有价值的理想光芒。

     文学与从政好像没有多少联系,犹如两车道,其实二者具有相通性,就看你如何看。习总说:

      “文艺与从政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也有一些通行的规律。比如,柳青是一个陕西作家,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他的《创业史》很多素材就是从那儿得来的。王愿坚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一条呢?你们这些人都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如果你们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对施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我说,你说的太好了,我一定谨记这句话。”习总谨记作家王愿坚的话,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犹如春风激荡在大江南北,党的政策深入人心,春暖大地,万物生机盎然。

      习总说: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了作家贾大山。当时,河北文联的副主席林漫(又名李满天)挂职正定县委常委,是他带我去贾大山那个文化馆的。贾大山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对人民的热爱,使我很受感动。他本身就来自于群众,他不愿意做官,是我生拉硬拽让他去当县文化局局长。他说,你这真是“赶鸭子上架”啊。我说,你这个“鸭子”就变一变吧,学着上架。在我选他之前,石家庄地区文联让他去当主席。他对我说,他们让我去,我一直在犹豫,直到中午回家吃了一碗菠菜面条之后,我心中有了答案——我到了石家庄,谁给我做这碗菠菜面条呢?于是我决定不去了。我说,好,留下来干吧。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是说起来,贾大山有的时候显得很“天真”,如果听到一些他觉得亵渎真理的事情,他就坐不住、睡不着, 就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赶鸭子上架”仿佛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词,特别在文坛上流行,成为广泛的美谈,缘于习总与作家贾大山的难忘交往。这种交往具有友谊性,具有文学性,具有纯粹性,具有文学情缘性。贾大山是一位没有名利观的实实在在的作家,品性宛若大山,实在,牢固,并且雄奇,因为他热爱人民,他热爱乡土生活,他热爱一碗菠菜面条,他充满忧国忧民情怀,他“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因此,他受到习近平的喜爱。因喜爱,所以被习近平“赶鸭子上架” 当上县文化局局长。这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如何看待文坛上的作家与当官的关系?就拿一个县文联来说,一个作家当上文联主席,应该说是这个县文艺界文艺同仁的共同期待,期待文联主席把所有文艺人才联起来,让本县的文艺繁荣起来。然而,我期待了多少年,花开花落,令人失望,我只好走向自己的江湖文学,独立行吟,行吟永平的美好山川,行吟大理的神奇天地。有的读者说,有的作家没有当官前,在读者心中是一个好的作家,一旦当上了文联主席,文章变味了,官腔浓了,自私自利了。这样的作家官员,虽然没有人当面批评,但其背后的风言风语不少啊,因为群众心中有一杆正能量的秤。因而,我希望作家官员,特别是一县的文联主席静心看看这一篇文章,或者阅读一下《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思量思量作家与当官的关系。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如梦如幻,岁月凋零,作家官员应清醒地认识到权力的含义,权力的作用,甚至权力的来源。有的作家官员,情系广大的本土作家,情系广大的本土文艺人才,即使权力卸任,或退休之后,或死后,都将被本县人民歌颂;有的作家官员,则背道而驰,搞利益集团,甚至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搞拉拉扯扯,结局,权力卸任,或退休之后,或死后,将被人民唾弃,甚至被骂几代人。呵呵,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纸上谈兵,这是警示,这是人生的告白。

     文艺创作要反应真实的生活,这是习总的文艺观,我们应该深思,抒写真实的生活,让抒写的文学作品,具有生活的质地,闪耀生活的时代光芒。

 

      习总说:我和叶辛同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辈。他讲到的一些体会和心态,像开始见到农村、农民的那种感受,我是很能理解的。他是在贵州插队,我是在陕北黄土高原。当时,我从延安坐卡车到延川县城,然后从延川坐卡车到文安驿公社,下车以后再徒步走15公里才到我那个村。这一路过去,走一步那个土就往上扬,比现在的pM2.5可难受多了。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开玩笑说,那叫pM250。晚上出来到村里的沟边上,看到的最大平面不足100平米,看着窑洞里的星星点点的煤油灯火,我当时说了一句非常不恭敬的话——这不是“山顶洞人的生活”嘛。当时对那里很不适应,有种距离感。但是,后来我就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我住的那个屋子有一排炕,因为就剩我一个知青了,睡的全是当地的农村孩子,虱子、跳蚤也都不分人了,咬谁都可以。晚上,我那个屋子就成了一个说古今的地方,由我主讲。最后,我发现他们有很多让我敬佩之处。我说,你别小看这一村的人,也是人才济济,给他们场合,给他们环境,都是“人物”。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也看到有这样的现象,这是活生生的,我觉得写这些东西才是真实的生活。

 

      写作,应写出真实的生活,因而,文学情缘的首要是真实。生活的真实,上升到心灵的层面,心灵才真,上升到情感的层面,情才真。情真意切,是文学情缘的要义,从习总的深情叙述可以诠释。上山下乡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习总与叶辛一代知识青年经历的心灵痕迹,因而难以忘怀。痕迹,是黄土高原上的一步一个脚印,是一个个亢奋的歌谣;痕迹,是长途之旅的尘土飞扬,是青春之歌的历练;痕迹,是窑洞里的星星点点的煤油灯火,是美好的青春诗章;痕迹,是“山顶洞人的生活”,是很不适应的感觉,是有种距离感的情愫,又是坚强意志磨炼的机缘,艰苦环境的砥砺,将使青春闪亮;痕迹,是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点点滴滴,犹如春雨,浸润生活,化为积极向上的远大志向;痕迹,就是那个屋子里的一排炕,就是一个知青的身影,就是那乱咬的虱子、跳蚤的世界,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文学情缘;痕迹,就是那个屋子,那个说古今的地方,那个美丽梦想播撒的高原;痕迹,是敬佩的情怀,是人才济济的图景,是舞台上演绎精彩人生的心灵之歌。

“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也看到有这样的现象,这是活生生的,我觉得写这些东西才是真实的生活。”习总的话,很有味道,是真实的味道,如同散文的味道,我想到了作家谢有顺著的《散文的常道》里的一些精辟叙述,“散文是一种味道,精神的味道,以及文字的味道。如果一篇散文没有味道,没有语言个性,就没有多大的价值。”比如,习总的散文就有味道,因为语言有个性,对我有启发。作家林语堂曾说,“不说别人的话”,他看来,“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时,故亦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人生味道就是散文的味道,在娓娓道来时,流露一个人的真实心迹。言为心声,语言之美,缘于心灵的真实之美,心灵之美又缘于生活的真实之美。我是写散文的,十一年的书写,紧紧抓住生活的真实,如今,偶遇习总的自述文章《习近平自述:我的文学情缘》,提升了我对散文创作的真实原则的认识。真实的创作原则,要求作者不要陷入抒情的陷阱,不要过多地发空洞的感叹,要把握抒发感情的尺度。真实,真情,是散文的真谛,著名作家贾平凹说:“我说过我在心情不好时写散文,散文需要真情,心情不好,心中有块垒,容易写散文倾诉和宣泄。”

十一

     习总说:形象塑造要全面把握人物性格。李雪健同志(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讲得充满深情(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李雪健作了题为《用角色和观众交流》的发言,谈了塑造杨善洲、焦裕禄等典型人物电影形象的体会)。他演了很多电影、电视剧,当时演《渴望》的时候,我没怎么太在意,但看他演的宋江,我觉得把握住了这个人物;他演的《焦裕禄》《杨善洲》,两个人物都刻画得特别好,按行话讲,就是入戏了。

 

      散文创作也如此,要“入戏”,即投入,时间的投入,情感的投入,精力的投入,滴水穿石般的投入,在浮躁环境中的投入。我们的教师坐班室有十几个教师,女教师居多,女教师有女教师的生活兴趣,男教师有男教师的兴趣,我有我的兴趣。有时我倾听,有时我阅读,有时我创作。一旦创作起来,女教师欢天喜地的谈论,男教师喜笑颜开的吹牛,仿佛成为另外一个世界,而我的创作却成为一个独特的世界。我静心创作,静心塑造我的创作对象,美轮美奂。这就是闹中安静之理,因为我“入戏”。

十二

     习总说:文艺创作要在多样化、有质量上下功夫。当前存在一种“羊群效应”,这边搞个征婚节目,所有的地方都在搞谈恋爱、找对象的节目。看着有几十个台,但换来换去都是大同小异,感觉有点江郎才尽了。还是要搞点有质量、有特色的东西。我们有很多历史题材可以拍,不要都是凄凄惨惨的,老是说甲午战争我们被打得一塌糊涂,冯子材镇南关大捷、戚继光抗倭,这些都可以拍一拍。要开拓思路,除了戚继光、冯子材,还有其他人物和故事。

 

     习总的话令我恍然大悟,文学创作要在多样化、有质量上下功夫,不要追风。我十一年的文学写作就是如此,不喜欢追文坛之风,而是喜欢自己的另辟蹊径。因而,不受近处的文联喜欢、接纳,也不受追风的文友亲近。文联喜欢搞一刀齐,一元化,不讲什么质量,只要迎合主管领导意图的,就是“好的作家”,有什么文学创作奖就颁给这样的作家。前些日子,我听说,我县悄悄地搞了什么“博南文学创作奖”,奖给不知姓名的两个本土作家。我说的悄悄,因为设奖的理由、奖励的目的、条件,以及评奖的公示,等等都没有在媒体上公示,结果也没有在媒体上公示,只是在一个会议上宣布。这样的导向,就是搞一元化的文学创作,就是依据领导的意图而进行的创作,这样的创作有质量吗?所以说,要贯彻习总的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文艺创作要在多样化、有质量上下功夫的原则。

 

      习总说: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讲好故事?故事本来都是很好的,有的变成文艺作品以后,却失去了生命力。

 

      为什么?我认为本来的故事与讲故事出现脱轨问题,二者不一致,本来的故事在地下,讲的故事在天上,时间一长,这样的故事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就成为现代版,再往后推移,这现代版就变成未来版,未来版就不是原汁原味的原来版、原初版。这样,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会成为空谈。这样的现象,在我们永平县是存在的,如果我指名道姓,举例说明,将让这些人对我恨之入骨,我只好无奈地在背后善意的议一议,默默无闻地走访永平的万水千山,抒写真实而动人的永平故事,然后自费公开出版发行我的散文集,传播永平美好的故事,让美好的故事具有生命力,在岁月中芳香四溢。我抒写的散文集《神奇美丽的博南》(201310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荣获大理州2013年度公开出版图书奖,受到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奖励)、《永平记忆》(201412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荣获大理州2014年度公开出版图书奖,受到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奖励)、《四美如春》(20155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荣获大理州2015年度公开出版图书奖,受到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奖励),就是佐证,就是诠释。

十三

      习总说:重要建筑特别是标志性建筑应当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发言:浙江美术馆已经与西湖融为一体,与环境合二为一,让西湖不仅具有了自然美,而且有了人文美,成为杭州的地标、浙江的地标,在浙江美术事业建设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意义非常大。)建筑也是富有生命的东西,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是一座城市的生动面孔,也是人们的共同记忆和身份凭据。我们对待建筑的新风格、新样式要包容,但是绝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现在,一些地方不重视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很多建设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我们应该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个性,让中国建筑长一张“中国脸”。浙江美术馆就建在西湖边上。2003年除夕,当时我还在浙江,美术馆建设有两个备选方案,一个是建在钱江新城,一个是建在西湖边上。有些同志认为应该建在钱江新城,我认为还是建在西湖边上好。要把西湖的自然景致与美术馆的人文韵味和谐地融为一体,这才是具有时代气息、中国气质的美。记得当时,我还跟许江同志说,浙江美术馆的建筑风格,就要跟你许江同志现在穿的这件中式衣服一样,要有中国风格。

 

      具有文学情缘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起建筑来,有形有神,令人敬畏,令人想到散文的要义。作家谢有顺说:“散”作为散文的“一种神态”,背后隐藏着丰富的艺术含量,它既可以说是外在的话语表情,也可以说是内在的心灵风度,重要的是作家这个主体如何把握和呈现它。习总在这里所说的建筑,就是一篇优美散文的典范,一是温和的外在的话语表情,犹如春天的朝阳,不仅意犹未尽,而且让人心暖。“记得当时,我还跟许江同志说,浙江美术馆的建筑风格,就要跟你许江同志现在穿的这件中式衣服一样,要有中国风格。”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令人恍然大悟,一个政治家的话语表情,不是令人紧张,而是令人感动,在感动中明理。二是内在的心灵风度,明理,是习总话语的旨归,习总说:“我认为还是建在西湖边上好。要把西湖的自然景致与美术馆的人文韵味和谐地融为一体,这才是具有时代气息、中国气质的美。”高瞻远瞩的习总,对浙江美术馆建设的选址胸有成竹,依据自然景致与人文韵味的融合,这样一经融合,美术馆建筑就具有时代气息,具有中国气质,美轮美奂的图景就自然凸显。习总的这一最美理念,源自特色,习总说:“我们应该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个性,让中国建筑长一张中国脸。”传统建筑的语言,内蕴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无论搞什么建筑,这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不能丢,在此基础上,彰显自己的独特的建筑个性,长一张“中国脸”,浙江美术馆的建筑就充分体现这一理念。我走访了北京、上海、丽江束河古镇、巍山古城、剑川沙溪古镇,等等,总感觉这些百花齐放的古镇的建筑,令人喜悦,令人神往,令人过目不忘,因为这些建筑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优秀文化,又体现了建筑个性。然而,在改革开放中有的地方,也出现令人不满意的建筑,缘于不重视建筑特色风貌塑造,缘于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也缘于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犹如习总所说:“现在,一些地方不重视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很多建设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我在曲硐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就深刻感觉,就深刻体会习总的教导。曲硐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古村,改革开放前还完整的保留建筑特色风貌,但在改革开放后,百年的建筑,千年的古道、古巷,渐渐被现代文化元素所代替,洋房随风而建,古道古巷被水泥路淹盖。不仅如此,曲硐名村的一些建筑地标,在名村保护与开发中几乎被整体性的改造,原有的特色建筑风貌渐渐散失,我目睹这一切,心生悲情,但又无奈。“手无寸铁”的我,热爱故乡的我,只好在流转的时光中抒写浓郁的乡愁,抒写故乡记忆中的建筑特色风貌,让特色风貌伴我一生一世。为什么曲硐古村,不再姓古,古韵不再,我思来想去,缘于一些领导对历史文化的无知,甚至轻蔑,所以在岁月中,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

       我每一次回到曲硐,走在现代的时光中,目光总是不知不觉地穿越现代建筑,寻觅过往的神奇,思绪泛起美妙的诗音画的图景,宛若习总美丽的描述:“建筑也是富有生命的东西,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是一座城市的生动面孔,也是人们的共同记忆和身份凭据。”


来源:采风网 发布时间:2018-12-01 编辑:卧龙令 副总编 点击量: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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