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8月，清朝国务大臣李鸿章夫人患疾，国医多治不愈。后被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约翰·肯尼斯·马根济治愈。李鸿章大喜，出资为马根济建立面向公众的西医门诊部——“施诊所”。该诊所起初设立在天津三岔河口的大王庙附近。1880年后又有多名士绅捐款，将“施诊所”移址海大道，即现今的大沽路，并改称“总督医院”“养病院”。还建立“医学馆”培养西医内外科人才。这也是“北洋医学堂”的前身。在十多年后为纪念马根济医生（马卒于1988年），改称“马大夫纪念医院”。

天津解放后该院改称“天津人民医院”（即现今的天津口腔医院址）。当年天津人民医院由中国肿瘤鼻祖金显宅教授掌旗，成立肿瘤科；由全国知名的方先之教授坐阵，成立骨科；更不可缺的，服务于这两科的中国放射介权威，也是惟一能参加日本投降仪式并现场拍摄留下宝贵资料的放射学专家雷奈德教授。这三足鼎立，撑起人民医院，成为全国最有名的专科医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协和医院停办，一批优秀医者来到天津合办“天和医院”。他们之中有著名的内科学家杨继石，外科专家张纪正，内分泌专家朱宪彝，血液学专家邓家栋，妇产科专家柯应蘷等。这些专家在天津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子弟，成为天津医务界的魁宝，直至文革前天津的医疗水平全国领先。

在这种医学沃土中培养了现今名副其实的马大夫——天津大奥国医馆的创始人马钰铭教授。马钰铭1942年生于天津，1961年考入天津第二医学院，1966年文革前毕业并被分配第一中心医院（即天和医院）高干病房。之后到边远山区农村最基层的公社卫生院工作。他年轻气盛，吃苦好学，由于热心服务深得广大贫下中农的好评。在基层工作的11年多时间里，他向当地农民和赤脚医生学习了中草药知识。被兰州医学院药学系聘为校外辅导老师，曾协助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搞过科研；给当地编写过药物誌。

回津后的马钰铭日以继夜奋发苦读，力争补回11年多的知识缺陷。他回到母校先后任病理教研室教师，后组建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并兼任疾病概要学科主任。他教学不丢临床，仍到附属医院兼任临床医生，直至大内科临床主任。在他领导的病生理教研室要求新进人员必须到临床当一年科住院医生，不能没有临床知识照本宣科。

由于顾娟师恩，他曾经救过恩师蔡公琪。蔡知道马深爱中医，就介绍当时河北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周肇五，跪拜认师，后来成为周老的关门弟子。

在周老的带领下，多年来经常给中央及军区首长看病，练就了思维敏捷，沉稳果断，学识广阔，心慈善举的优良作风。在日后的几十年间他潜心钻研四大慢病的发病机理及防治措施，由于有深厚的病理学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的研究路径如鱼得水，成果非凡。

在肿瘤的研究领域，他融入组织胚胎学及生物学知识，发现良恶性肿瘤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细胞的形态，代谢，功能等等，关键的一点就是“膜”。有膜的是良性，无膜的是恶性。只要给恶性肿瘤造个人工膜，就能根本改变肿瘤细胞的习性。经过近十年的刻苦钻研及与全国多个科研院所的合作，终于发明了能控制肿瘤细胞生长及改变恶性肿瘤细胞性质的“包膜剂”。经过十余年的临床应用，只要一个疗程就能有效地阻止癌细胞的转移。这项发明使得很多晚期癌症患者可在无病痛的情况下，延续生命，生活十余年。

在内分泌研究领域，他通过基础实验及临床观察，指出糖尿病的病因有五项。二型糖尿病发病前，患者先有肝功能的脂代谢障碍，血脂高及脂肪肝，同时患者存在肾功能不全，肌膜受体封闭及肠绒毛膜的功能异常，而胰岛的功能障碍发生其后。经过他的调理，糖尿病人在第一个疗程内就能改善高血糖后遗症。他提出“五因”理论，及整套防治方法，病人愈后停药不反弹。在师传的验方中，他巧妙地用中药外涂方法，治愈许多“糖足”病人，使许多患者免除截肢的痛苦。对甲状腺，乳腺，肺，子宫，前列腺等因内分泌紊乱而发生的结节病，也提出有效的防治方法。

在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中，他大胆提出：心脑血管疾病是同病因，同病理，同防治。区别在于血管所在器官的位置改变。他发明了统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心脑通”，在CT显示既有出血，又有栓塞的情况下，使用药物治疗，可安全可靠地治愈病人。他发明的“心舒宝”喷剂，临床效果优于硝酸甘油及硝酸异山梨酯，无任何毒副作用。

在治疗慢阻肺，肝硬化等组织器官纤维化的研究中，他发现有些中药可以激活D细胞，而改变β-生长素因子，制止并逆转纤维化的病理进程。

以上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揭开了许多疑难杂症的真实面目，解救了大批危重病人生命前来求治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使得退休多年，年迈而不得休息。因此，在众友的协助下创办中医诊所——大奥国医馆。医馆秉承弘扬国医之重任，先继承，后创新，利国利民。

                                                                                                                （孙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