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3日
如今的5号住着四户人家，1936年造的房子，一律朱漆木门，格局至今未动。房子L形站在小院西南角，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狭长的钢窗冷落地开在山墙上，让房子显得像碉楼。傅雷一家曾住的底楼如今大门紧闭，其实朝南的阳台外有个100平方米的大花园，1966年以前是傅家整个租了这宅子，花园就是独享的，所以抄家时花园里被掘地三尺的英国月季都是傅家协同里弄里的文化人精心研究嫁接的。1966年后，这花园随宅子变集体所有。
二楼的王炳贞1971年时住进来，如今89岁耳背得厉害，他记得当时四户人家都属三军，这房子是军产，跟我反复嘀咕着当年是“四人帮”指示三军复员缺住房，而这边是“自杀的自杀，坐牢的坐牢”，房子空出来……因为底楼有150平方米，慢慢演变成三家，终日鸡犬不宁，最后被一家独占，后来这家也另有住房，底楼被走马灯般地出租出去，现在底楼开了个私人会所，“做了饭店，吵得不行”。
50年暌违，回到1966年8月30日，傅家迎来最后的风声鹤唳。下午，区房管局先来搜家，晚上19点多离开。23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来了，领头人是上音钢琴系教师、后升上音副院长的李名强，他曾是傅聪的琴友，50年代时他还是傅家的座上宾，常去他家听傅聪从波兰寄回来的音乐会唱片。进门就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你混蛋！”傅雷回敬。抄家持续四天三夜，也让义无再辱的傅雷走上绝路。多年后，李名强曾在香港向媒体记者辩解：红卫兵把袖章给他戴上，“我能不去吗？谁会愿当反革命？”
抄家队离开时，傅雷和朱梅馥三晚没有合眼，花园被捣翻、地板被撬开，四周贴上大字报。即使陷入人生最后的绝境，夫妇俩以闭门隔绝的方式阻挡住来自外界的关切，8月30日深夜，好友周朝桢听见他家一片嘈杂声，屋里灯火通明，去敲了门，朱梅馥站在门前与他对视片刻，默默把门关上。31日，朱梅馥之弟朱人秀致电傅家，被朱梅馥换作陌生人的声音挂断……
9月2日晚上，傅雷、朱梅馥和保姆周菊娣照样三人对角坐在书房里，傅雷伏案写东西，“两个人还有商有量”，周菊娣事后这样告诉过朱家的人。晚上20 点的时候，朱梅馥叫她早点休息去，“明天小菜少买点”。翌日早8点半，周菊娣一直没有等到主人的卧室门开，按照傅雷刻板的作息，他们是7点就起床的。一直到9点半，她在敲门无人应后紧张地推门而入，眼前的惨状轰然撞碎入傅家11年来的斯文印象。1985年，在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的回访后，当年是自缢还是服毒的谜团渐渐明朗。
按照《傅雷之死》的考证，长宁区派出所的户籍警左安民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看到“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他进门时劲儿太大，傅雷头上的绳子断裂，整个人掉在了藤椅上。他们的绳索是那年代才有的蓝格土布床单，撕成长条打个结，地上的棉花毯亦被后世称道为临死的优雅和尊严而流传不休，这是为了不在深更半夜惊扰外人。屋内台灯昏昏，暗示着发生在天亮前。
可以想象，两人一个是穿着短裤汗衫、另一个穿着睡衣被车送走的，送他们最后一程的只是周菊娣的哭天抢地，这位45岁的浙江镇海农妇和傅先生、傅太太情如至亲，去谁家都没有在他们家干得那么长。因为傅雷是有争议的名人，当天车是开到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进行尸检，在他的颈下发现了马蹄状索沟，傅雷在圈子里出了名的清高孤傲，死后的斯文体面便身不由己了，周菊娣念着他俩是光着脚上车的，翌日买了两双黑布软底鞋送到殡仪馆。
左安民在《傅雷之死》里有段自述：“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500多户中有200多户被抄家。一开始，遇上抄家，我就赶去查看有没有抄家证明，著名影星祝希娟也住在那地段。当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抄她家的时候，我赶去了，一问，他们没有证明，我就不许他们抄。后来，抄家的越来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会上越来越乱，我也顾不上。”
“傅雷家，本来我以为不会有什么单位来抄家的，因为他不属于什么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跟他们家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红卫兵来抄家，没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妇死了，我才知道。”
傅家本可逃过一劫，傅雷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后，彻底成了个无职无衔的自由派，靠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的翻译稿费养活一家四口。音乐学院的造访另有其因，那是因为傅雷写给上音钢琴系主任李翠珍的一封私人信件，后者是朱梅馥在晏摩氏女中的同学，后因丈夫在香港曾几度赴港团聚又不肯返沪，非常时期被划入特务，上音的红卫兵在抄家时发现傅雷一封信，信里劝说她返沪，于是一并有了特务之嫌。但以傅雷直如竹筒、口无遮拦的刚硬脾气，也许因李翠珍被抄家是偶然，但趋于决绝是特殊时期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