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姥姥在师窑村看武安落子《打丁僧》时哭得稀里哗啦的。
武安落子原名莲花落，清朝末年由武安民间流行的"花唱"一步一步发展而来。明朝的胡赛写有《武安史话》，根据书中的记载可以知道，武安在明朝时就有戏楼，落子是演出的剧种之一。不过，那时还不叫“落子”，叫“硬歌”，即没有乐器伴奏，演员坐着硬唱、干唱，后来看唱的人们觉得“硬歌”太单调不过瘾，演员们在顺口编唱的同时，一个人一边脚踏小鼓一边手打竹板伴奏，好听好看多了。到明末清初的时候，有的地方出现了“打霸王鞭”、“翠月檀香”的民间舞蹈，有的演员在演出中把“硬歌”的曲调与“翠月檀香”的舞蹈做了无缝儿对接，这就是武安落子的雏形。再往后，演员们在唱腔、服装、道具、化妆、伴奏等方方面面加以层层变化和改进，最后，经过一代一代艺人的口传、加工、整理，形成了具有固定曲调的落子腔。
武安落子上演的戏文如《借髢髢》《安安送米》《王小赶脚》《小过年》《打狗劝夫》《纺棉花》《卖布》等等，大多是由当地的穷秀才编写的，素材也大都来源于家庭琐事，儿女之情，几乎是原汁原味地把日常生活搬上舞台。听了看了，说的唱的好像就是你，但又不是你，像有一只小手，挠得你心里酥酥的，时时想听天天想看。虽然有的戏文略显粗俗、粗糙，但老百姓不管你那破事，只要好听好看就欢迎。演员开始也是农民，上台是演员，戏罢去种地。方言俚语、民谚童谣甚至调侃、骂人的话与曲调结合的非常紧密，保留有大量的入声字，所以武安落子的唱腔有口语化说唱的特点，类似于现在的rap。悲腔和哭唱，声调非常高，起落异常大，就像当地办丧事时妇女的哭腔。流水板则像平时不急不慢的拉家常，所以当地老百姓人人喜欢。武安落子慢慢走出武安，在邯郸其它各县（区）、邢台、山西黎城、长治乃至石家庄等地流传开来。
师窑村地处邯郸县（现复兴区）西部，属丘陵地带，以种植小麦、玉米、高粱、红薯、棉花等农作物为主，土地贫瘠收成不高。往西三里即为武安地界，受其影响，村民的口语接近武安方言，村里也一直有搭班子唱落子的传统。
《打丁僧》是武安落子经典剧目，是《丁僧泪》的第一部，第二部为《审砘子》。《打丁僧》故事梗概为：丁僧的父亲出于兄弟情义顶替哥哥刘子明杀人罪被斩，丁僧和母亲、妹妹相依为命。大伯没有孩子，续弦马氏，马氏接来侄子马宝柱共同生活。为了独霸家产，马氏和宝柱五次三番设毒计加害丁僧一家。
三声梆子响过，土台子下你一言我一语的人群马上安静了，村民们睁大眼睛、支棱起耳朵开始入戏。当唱到“丁僧被马氏用鞭子抽、用圪针棵子掠、用圪针扎”时，丁僧的挣扎、哭喊、悲愤、绝望等等伴着梆子、板胡、锣鼓等乐器的声响一点儿一点儿、一而再、再而三地敲击乡亲们身上最柔软的那块儿肉，戏台下的哭声响成一片，连一向羞于人前掉泪的男人们也两眼红肿，偷偷抹泪。
姥姥为戏剧中刘丁僧的悲惨命运哭泣，更加为刘丁僧的扮演者心疼得一阵一阵发颤，泪水、汗水混合着流个不停，小手绢湿济济的，轻轻一拧成串滴下水来。
剧中丁僧的扮演者是姥姥未过门的大女婿，也就是我的姨夫。姨夫姓任，生于1939年3月，家庭贫困，尚在襁褓之中，奶奶和母亲因为借给邻居一瓢好面发生口角。平时在奶奶面前低眉顺眼的母亲，看看嗷嗷待哺的小儿和干瘪瘪的乳房，让小儿裹去最后一丝奶水，给小儿盖好被子，一咬牙跳井了。等村民得到消息打捞上来时，母亲的身体已经凉透了。奶奶乘人不注意房梁上扔下细绳追随儿媳去了。两家的后代在任家摔锅碗、敲门窗、砸桌椅，砸完任家，两家又吵闹不休甚至出手伤人。两天后，气消了，冷静了，看着炕上哭个不停的孩子，两家人的心就像小河里的水一样软了、化了。
姨夫的爷爷、父亲双手打起算盘来噼里啪啦的，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事情过后，父子二人摽着膀子没明没夜地在地里劳作，用尽一切办法挣钱，每攒上几个银元就买上三分、半亩土地。如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滴地积攒，三年过后，家里有了十几亩水浇地、旱地，农忙时节还要雇人干活。父亲因为一双儿女的拖累没有再娶，爷爷又续了一弦，一年后任家又喜得贵子。本来为人善良厚道的后奶奶对姨夫、姨夫的姐姐心肠就像墙角的石头一样，“年长三四岁的侄子将来要分他小叔叔的财产”，每每想起这件事，后奶奶的心眼就偏了，姨夫挨打骂的次数比粥里的小米粒还稠还粘。
大姨七岁、姨夫四岁那年，两家定亲了。大姨这边由爷爷做主，我姥姥本不同意，媒人的一句“将来过门后，不会受婆婆的气”让她默认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千年的媳妇儿熬成婆”，婆婆有着无上的权威，儿媳只能把身段伏得低低的，声音压得小小的，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否则，就被视为不孝，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唾沫能把你活活淹死。
缺吃少穿的日子并没有影响姨夫的成长，身材高高挂挂、单薄清瘦，穿起衣服就像地里的草人，双眼像深不见底的潭水，看你一眼就垂下眼睑，皮肤白皙，鼻梁高挺，嘴唇不厚不薄，和人说话总是和风细雨，见人先陪笑，笑起来，大大的酒窝让人禁不住想拿指头去戳一下。“弟兄四个捆起来也没有你父亲长得俊，你父亲把他的帅气分摊到你弟兄们身上了。”时至今日，村里的老人和我的表哥们聊天时还这样说着。年长一岁多一点的姐姐扮演了母亲的角色，用同样幼小的心灵和稚嫩的双手照顾着唯一的弟弟。
五十年代初期，任家被划为地主。其实，按照条件一一对比，姨夫家本来不应该是地主，顶了天算是富农，迫于公社下达的指标，村干部拉任家凑数勉强完成了任务。家里的土地、房屋一下子充了公，和全体村民没什么两样了。姥姥并没有因为姨夫家成分高而悔婚。
村里成立戏班学戏唱戏了。班主相中了姨夫的长相和聪慧，姨夫本不想学，父亲说：“去吧。去了不用在家挨打受气，将来总有口饭吃，唱到哪儿吃到哪儿，总比在家呆着强。”时间不长，姨夫就学会了几出戏并在十四、五岁时登台亮相了。
《打丁僧》的演出，扮演马氏的演员把阴险毒辣、嘴甜手狠、爱财如命的刁婆子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而姨夫恰好是原生态地把自己经历的生活又复制了一次，姨夫觉得“丁僧”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丁僧”。圪针是当地最常见的一种野生植物，村民们都被圪针扎过，也都用缝衣针拨过钻入肉里、若有若无的小刺。村民们也都看见或者听说过姨夫挨打骂的事。身边人演身边事，不是名角胜似名角，姨夫的名字一下子响遍三乡五里。
《打丁僧》演出不到一半，后奶奶偷偷溜了。第二天一早，她和班主大闹一场，不让再唱《打丁僧》，最起码不能让姨夫再扮“丁僧”。班主报之以白眼。
看完《打丁僧》，姥姥一夜没有合眼，一直无声地抽泣。第二天，看完《审砘子》，姥姥的眉头才渐渐舒展开来，为丁僧最后比较圆满的结局而欢喜，但愿舞台上那个真正的“丁僧”苦尽甘来，以后的时光像舞台上丁僧的脸蛋一样，红嘟嘟俊丢丢的。
二
在姨夫父亲和媒人的恳求下，姨夫十六岁那年，在地光人闲的秋冬交替时节，姨夫和大姨结婚了。“在娘家住完九天，回到家里。家里的桌椅板凳都不见了。都是东拼西凑来的。”大姨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问过姥姥“大姨夫从小没娘，二姨夫三个月没了爹。咱家是高门大户，俩大姨长得不错又很能干，咋都找的是这样的女婿啊？”“我从心眼里可怜从小没爹没娘的孩子。”姥姥“呵呵”一笑，轻轻回答了我。
当地有春节时新女婿在岳父家住十五的习俗。姥姥正月初六把姨夫、大姨接进家门，每天让姨夫吃饱喝足穿暖，姨夫像是掉在了蜜罐里。勤谨的姨夫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边哼着落子一边扫院子、倒垃圾、挑井水……忙个不停。姥姥心里也开出花来，一再嘱咐女婿“快歇会儿” “快歇会儿”。正月十六吃完早饭，新女婿该回家了，姨夫说“娘！娘！叫我再住一天吧。”姥姥心里疼了一下，“傻女婿才过十七嘞”姥姥把滑到嘴边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一直住到二月二，姨夫、大姨才回自己家去，开始了土里刨食的日子。由于家里成分高，后奶奶的一再干预，姨夫的家一搬再搬，越搬越小越搬越破，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边刮大风屋里有旋风，两扇门关不严，睡觉时得用案板从里边顶住。
第二年正月，大姨生下一个女儿，姥姥拖着笨重的身子伺候女儿月子。四月，姥姥生下我小舅舅，姨夫陪着大姨看望、照顾我姥姥和舅舅。以后大姨接连生下四个儿子，得子的喜悦逐渐被生活的艰难挤压得越来越扁，舞台上那个英俊的“丁僧”慢慢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哼唱落子的次数越来越稀，几近于无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姨夫又一次遭到生活的重击。葛岩嵛的姐夫虽然曾经参军入伍，但还是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被批斗、游街示众。当又一次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游街之后，姐夫把姐姐推向飞奔而来的火车，自己也卧轨自杀。姨夫想哭却不敢哭，只好在无人的角落默默饮泣。“真不如丁僧啊！丁僧挨打时还能想哭就哭，想喊就喊。”姨夫沉默于心。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公社办起煤矿要招工。村民们都说煤矿不安全，都不想去当“煤黑子”，姨夫第一个报了名。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眼皮灵活，两年后，姨夫成了一名窑匠，矿上的人都叫他“任大拿”，真正的名字却没人喊了。后来，家里盖了新房还带两个甩袖，独门独院。姨夫像蜜蜂一样，天天哼着落子在家与煤矿之间飞来飞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土地分包到户，大姨不论白天黑夜一直没个闲，姨夫从煤矿回来，丢下耙子就是扫帚。家里不缺吃的，不缺穿的，姨夫哼唱落子的兴头更足了。
就在这时，姨夫又失去了一位亲人，父亲走了。临终前，父亲嘱咐他说：“我走后，要善待你奶奶，不要记恨她。”姨夫嚎啕大哭，“不恨！我只恨以前咱家穷。如果不是因为穷，我奶奶、我娘不会要了命。演了‘丁僧’后，我才知道还有比我命更苦的人。奶奶再不好，她也没有用鞭子抽我，用圪针扎我。你放心，以后我好好孝敬她。”
吃穿不愁后，人们想挣脱黄土地的束缚，琢磨如何才能挣钱发财。附近的南李庄、高河、停驷头、北牛叫等村开办了小煤窑，井架子一个挨着一个，卷扬机二十四小时轰隆隆响着，钱财如流水般哗哗流进了个人的腰包。
“我不想在这儿干了！”姨夫对同在公社煤矿的好友说。“你可得好好想想，小煤窑哪有咱这儿安全呀！”好友提醒着。
“老大吧，已经成家了。老二眼看着兵高树大，也该说媳妇了。老三、小四都在上学，不多挣点儿钱，拿啥给孩子盖房子、娶媳妇？拿啥供孩子上学？”
其实，姨夫还有不愿也不敢跟别人说的原因。煤矿虽然制定了一些奖勤罚懒措施，但基本上还是大锅饭，干得好的干得差的，工资隔不了几个钱。矿上还养了不少闲人，都是通过关系先后安插进来的。改革开放的小窗户一打开，吹进一股清新的风，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但一些苍蝇、蚊子也不可避免地飞了进来，整天在耳边嗡嗡着，叮得人浑身痒痒的，心里也痒痒的。
最后，经不住别人的一再怂恿和高薪的诱惑，姨夫到北牛叫的一个小煤窑“掌尺”。一年后的明媚三月，小草们偷偷钻出地面，争先恐后地舒张稚嫩的身子，杏花梨花桃花等赶趟似的，乱纷纷你未开罢我登场，到处是欣欣然、伸胳膊展腿的样子，姨夫却被矿难砸死了。那一年，姨夫虚年四十九岁，舞台上那个有血有肉的“丁僧”像粉煤灰一样轻飘飘地就被吹走了。
消息传来，大姨昏厥在地，睁开眼又昏过去，反反复复。看看围在身边的儿女，最小的才十二岁，大姨挣扎着爬起来开始闷头做事。此后，再苦再难，大姨从没有在人前流过泪，没有人知道曾经多少个深夜大姨的枕头湿溜溜的。
亲朋好友没有让大姨看“丁僧” 最后一眼，大姨也没敢看看那个陪伴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丁僧”最后变成了什么样子。小煤窑的主事人用几张薄薄的钞票买得了自己和大姨一家表面的安宁。到现在还是不能提姨夫的横死，一说，大姨和表哥表弟们都两眼红肿、长吁短叹。
我清楚地记得，姨夫下葬是个星期天。在市里上师范的我回到家，爹娘安排我到附近的矿务局医院给三表弟看针，三表弟因为急性阑尾炎住院手术。“千万不能给你表弟说你姨夫不在的事，打死也不能说。他知道了，刀口就长不住了。”娘再三嘱咐我。
“三年两丧。不听阴阳先生的话，他当年就不该给XXX家让路让时间。这不，两年后要了自己的命。！”村民们都为姨夫叹息不已。原来，姨夫父亲去世的时候，按照阴阳先生看好的时间，严好和邻家娶媳妇的时间冲突。姨夫把父亲下葬的时间错后，等邻家媳妇娶回来后才安排出殡。
三年后，那个以前视“丁僧”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后奶奶也走了。临终，她很后悔当年的所作所为，一再叮嘱自己的儿子对我大姨一家多多帮忙、照顾，替她还回当年欠下的孽债。
十年后，曾经对“丁僧”像儿子一样疼爱的岳母也走了。九泉之下，不知道姥姥是否找到“丁僧”，“丁僧”能否找到那个为他哭得稀里哗啦的小脚老太太。
如今，大姨已经八十六岁高龄，除双腿稍有毛病需要拄一只拐慢慢走路以外，耳不聋，眼不花，脸上每天开着花儿，五个儿女一替十天伺候着，吃的喝的穿的戴的照顾得非常周到。偶尔，大姨耳边仿佛有锣鼓家什敲起来，当年那个风度翩翩的“丁僧”咿咿呀呀唱起来，睁开眼，那声音、那身形就像一道白光一闪而逝。
“年轻人都去市里打工挣钱，村里好久没唱戏了……”
2021、4、6
此文已刊载与2021年第7期《散文百家》
责任编辑：李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