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胡同西口往南一拐，就是今天我要说的这个“救急”的清真小饭馆。记得这可是胡同附近当时“唯一”了。

      虽说在住家附近有大名鼎鼎的“四川饭店”；还有闻名北京的“又一顺”饭庄；在西单十字路口东南侧，有让人们奢望的“鸿宾楼”。可在那个不富裕的年代，那名气大的饭庄、奢侈的消费只是给有钱人开的。居住在胡同里普通的“老北京”，一个月手里收入就是几十块钱，还要养家糊口，你打死他都不会去那些地方吃上顿高档的饭菜。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大批“封资修”的时候，社会上绝不允许有个体生意或经营户存在。众所周知的五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运动，把北京许许多多有特色的餐馆全给合营进去了。我小时候那阵子，就不允许私人做生意卖早点，更没有个体户这一说了。人们都老实的规规矩矩过日子，更没有“开墙打洞”的了。

      记得我家胡同西口，这个小小的清真饭馆门脸不是太大。里面平时就能摆上四五张小餐桌，有十来把简单的座椅可供人们用早餐。那会儿用午、晚餐的人们也是简简单单的。

     六七十年代，人们兜兜里的“大团结”还不是满满的，粮票的厉害早把人们束缚住了。所以能到这小小的餐馆坐上一次，真是牛掰大了。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表述也可以说是“下馆子”了吧！

     我说的这个小小的清真餐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救急”。

     说白了就是家里的火炉子当晚火没有“封好”，早晨起来一睁眼炉子里的火灭了，做不成早饭，只能拿着铝锅和兜子来到这儿，临时买几个油饼和几碗豆浆，拿回家里让急着上班、上学的人先吃上几口就赶路去。

     要说人们的日子安排再周到、日子算的再认真，我说也可能随时有个什么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

     八岁那年初夏的一天，家里从外地来了俩亲戚。母亲就得早起多做出俩人的饭菜，要不就有人饿肚子了。那天早晨起来，父亲等着吃了饭去上班，我们几个等着吃点馒头、喝碗粥去上课。可偏巧这天早晨家里做饭的蜂窝煤炉子生起“闷气”来了，大半块煤烧了一半了，平时高高的红火苗就是不见。煮在铝锅里的米，被温水泡的都发胖了，也不见锅里的水沸腾带着米粒儿跳跃起来。母亲看着我们都围着炉子等着吃饭，急的眉毛上都恨不得“冒火”了。什么叫“火烧眉毛”啊，遇到这事就是火烧火燎的感觉。母亲拿着“捅条”不住地捅捅炉子里的煤眼，好让着火苗能着大点，可那锅里的米粒还是沉着底儿原封不动。

      怎么办？母亲从她藏着全家生活费的包包里，拿出一块钱来递给我，还让我拿着一个中等铝锅和一个尼龙网兜。

      我快速地跑到胡同西口的这家小餐馆，前面排队买早点的人还有十来个，一看那墙上大钟的表针都快七点了，无奈只好排队等吧！好歹炸油饼的、收款的和盛豆浆的几位师傅手下比较利索，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我就排队买上了。买上几个无糖油饼，再买五碗白豆浆（不带糖的），正好是一块钱。

      回到家里，看见母亲早就紧绷着的脸才松弛下来。她给我们每人分了一个油饼，才露出笑容。

      我知道那天的早晨，就是这个不太起眼小清真饭馆，解了母亲的愁、救了早晨我们全家吃饭的急！所以至今都让我记得。因为那是在母亲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这家小饭馆的帮助。

      那天我们几个上学的都没有迟到。父亲吃过简单的早饭，提留着公文包也正常上班去了。

     多少年后跟母亲一块回忆起来，我感觉那天早晨油饼的香味好像还在胃中留存着呢，飘着黄豆香的豆浆好像还没有“走肾”呢。

     坐在母亲身边我清清楚楚听到，说的最多的就是困难的时候那个小饭馆对母亲的“恩情”。直到那年母亲因病躺在床上，还跟我拉起那天早起，让我到那个小餐馆买油饼的点点往事呢。

     她充满深情地问起我：“占顺，你还记得那次在胡同西口让你去买油饼的事吗？”

     我回答说：“怎么不记得？”

     这时母亲好像是遇到了自己多年的知音，敞开了话匣子，把她自己当时的苦水一股脑的全都倒了出来。从她的言语唠叨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母亲是个极要强的人。所以，母亲一生中最担心的就是到吃饭的时候，该做的那顿饭必须准时做好。

     那天早上，做饭的火不给力那最着急的自然就是母亲了。所以母亲宁肯起早，也不能耽误了早起的那顿饭。

小时候那会儿，我经常听见母亲语重心长地叮嘱或是不客气地唠叨：上学一定要把书学好，才能不像我整天没出息围着锅台转！

      记得那会儿工作后，母亲天天都嘱咐我：家里的事儿再大也不能耽误工作，“因为那是自己的饭碗。”现在回忆着母亲的教诲，让我深深地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心里特别清楚：母亲一生的伟大就是付出。当然胡同西口那个“救急”的小饭馆成了母亲心中永远的救星。

      那天早晨母亲不知道炉子为什么这么“不给力”。我也没想到，母亲让我买的这顿早饭——油饼和豆浆的味道为什么会让我一直珍藏？是买的油饼香吗？是那小饭馆的门脸诱人吗？我想都是又都不是。是母亲地果断，让我有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机会。

      直到今天这个小清真饭馆的“恩德”都让我难以忘怀，可让我怎么回报呢？

      七十年代的中学时期，到农村去学农是常事。

      我记得到农村学农之前，总是跟母亲要几个钱、拿上一斤粮票，买上三五个大火烧，装在包包里。因为火烧烙的稍干一点就能多放几天，等到在学农的日子里饿了或是想改善改善伙食，再拿出来吃，一是解馋、二是解饱。

     那时候的大火烧买一个是要用二两粮票、花六分钱。能在这儿买上几个，装在包包里带在身上，心中老是充满了希望。

     母亲说过：在路上带上几个大火烧，饿了吃上几口心里就不慌了。

     你看，这个胡同西口那个小小的清真餐馆，不仅救过母亲的急，还寄托着母亲对儿子离家学农的希望和愿望！

      2022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