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九日，我回到了乐园村。

说是“回”，其实更像是“来”。车上其他人是去参加活动的，我是回家。可当车子拐进榔坪那条熟悉的山路，我又觉得，这个“家”我好像也不太认识。

我不到二十岁就离开了乐园村，此后回来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每次都是匆匆的——看父母，吃顿饭，睡一觉，第二天就走了。村里的事，我一概说不清。至于“中国合作医疗发源地”“欧美珙桐引种原产地”这些名头，它们的来龙去脉，我更是一知半解。

可这一次不一样。我是果园文学读书社的社员，是来参加笔会的，是来“写”乐园村的。这个身份让我忽然心虚——一个连自己村子都写不清楚的人，有什么资格来这里？

下车时，有人递给我一面旗。我双手紧握旗杆，将印有“宜昌市果园文学读书社”的红旗挥动起来。旗子迎风展开的那一刻，我愣了一下——我是回来的人，却举着外头的旗。

果园文学读书社社长李炳元手抄的《乐园志》百米长卷，捐赠给乐园合作医疗纪念馆。那是榔坪籍知名作家温新阶的新作，字字传情。长卷展开时，现场安静了一瞬，随后掌声响起。我站在人群里，分明觉得，这抄的不只是《乐园志》，还是李炳元半年多一笔一画的心意。

合作医疗纪念馆馆长李茂清领我们进去。这是我第二次来，仍然觉得新鲜。大概因为合作医疗制度陪我长大，也因为父亲就是一名老赤脚医生。

纪念馆由原来乐园公社三大队的卫生室整旧还旧而成。一楼是场景还原，覃祥官团队生前的医疗器械和药柜；二楼是《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大型图片展。一件件实物似曾相识——父亲当年的药房里也有。

走到一张照片前，我停住了。照片上的人，是父亲，新华社记者拍的。有父亲的照片我知道，但新华社记者拍的，我今天才知道。我借机叫住一位陌生文友，以那张图文为背景，拍了一张纪念照。

李馆长讲到当年的卫生员，我想起了幺姑。

钱继翠，我故去的幺姑，当年是乐园公社四十九名卫生员之一。二十八载光阴，她接生了五百多个婴儿。一直想写她的接生故事，苦于忙，几年没能动笔。直到二〇一八年，见她身体越来越差，再不写就没机会了。正月初三那天，我硬是和她面对面聊了两个多小时——明知她虚弱，还是问了。后来写成《接生路》，被中国作家网采用。她没等到看几眼，就走了。

父亲还在。九十了，耳背，腿脚也不利索。他当年是二大队的赤脚医生，和覃祥官一起行医三十多年。我曾经写过一篇《父亲心中的覃祥官》，讲的就是这些。往后他精神好时，我得再请他慢慢讲。

我站在父亲年轻时出诊的图文前，猛然想——这些事我明明都知道，可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它们意味着什么。父亲背着药箱，幺姑深夜里赶路，他们和覃祥官一起，撑起了乐园村最艰难的那些年。而我，直到站在这个纪念馆里，才第一次把他们和“合作医疗发源地”这几个字对上号。

出纪念馆，上覃祥官墓地。

墓旁多了一座新坟。是他的遗孀刘维菊，一九三五年生人，今年七月二日走的。

四年前我陪父亲来，她还笑着给我们泡茶，递花生瓜子。我记着她那双手——粗糙，但倒茶时稳当得很。今天屋还在，人没了。我们在墓碑前深深三鞠躬。

纪念广场上，李馆长指着覃祥官故居，说了一件事。覃祥官还有一个连家人多年不知道的名字——覃鹏程，是他的号。这是李馆长二〇二一年请中国书协主席张海题写“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同志故居”，挂牌时才发现的。家人知道这个埋了半个世纪的秘密，大为震惊，也十分欣慰。

返途路上，我靠向窗边，乐园村慢慢消失在视线中。

远处飘来山歌——

“小幺姑，忙筛茶，好面客来达。一对喜鹊花又花，飞在幺姑屋檐下，飞在前檐喳喳喊，飞在后檐喊喳喳！”

是乐园山歌里最有名的四声子“迎客调”《小幺姑忙筛茶》。我愣了一下。小时候过年走亲戚，好像总有人在院子里这么喊。几十年没听了，今天突然撞上，像被人从背后拍了一掌。

李馆长后来讲给我听，乐园国家级非遗“长阳山歌”，申遗前就叫乐园山歌。除了乐园，长阳其他地方没多少人能喊出那样高亢嘹亮、穿云透雾的调子——那不光要好嗓子，还得有相当大的肺活量。

我又想起温新阶老师写的那首五句子：

“郎在台上领奖状，妹在台下拍巴掌，心想看郎怕人笑，双手捂住红脸膛，手指缝中喜望郎！”

对这片土地的声音，我同样知之甚少。

归乡不识乡，于我而言不是一句谦虚话。

我是真的不够了解。我在这里长到快二十岁，喝这里的水，走这里的路，可我从没认真问过：父亲当年背着药箱翻过哪几座山，幺姑深夜接生走的是哪条路，覃祥官提出“每人每年一元钱”时，村里人信不信他。还有我们村，十三个少数民族聚居在一起，那么多故事，我从没认真打听过。

它们还在那里，等着。

我们握笔的人不问不写，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下一次回来，不能再只是吃顿饭、睡一觉了。我得坐下来，听父亲慢慢讲。趁他还能讲，趁我还来得及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