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津卫给人的印象是遍地“混混儿”，是流氓地痞横行的地盘，似乎“三不管”、“混混儿”就是天津的“象征”。有人为此忿忿不平，称之为“天大的谬误”。其实，天津在历史上曾经“确有其事”。

混混儿，他们属于流氓阶层，但又不同于流氓，也不同于土匪，大约更接近于“地痞无赖”，是一帮子游手好闲、没事找事、聚众打架、生死不怕、为害一方的土棍。从前，天津的“混混儿”很有势力，也有名气。

据老人们回忆：清末天津街头，常见一些无赖土棍，一人独行或三五成群，穿着不伦不类，说起话来摇头晃脑、挑大拇指，走起路来总是迈左腿、拖右腿，装作伤残。他们整日游逛街头，衣袖里暗藏斧头，腰间插着匕首，惹是生非，骂骂咧咧，爱打爱闹。他们各霸一方，为非作歹，祸害百姓。光绪年间有这样的记载：“天津土棍之多甲于各省”，可见当时天津的混混儿已经是“臭名远扬”了。混混儿现象，是过去历届天津治安当局非常头痛的问题，袁世凯在津当政期间，曾将一些混混儿当作土匪杀掉。虽然如此，混混儿现象始终不能从根本上彻底铲除。只有到了解放后，这些旧中国的社会渣滓才被清除。

半个世纪前的1950年12月25日，天津的老百姓纷纷走出家门，涌向街头。人们奔走相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就在这一天，横行天津30多年的大恶霸袁文会被人民政府处决了！人们怎不弹冠相庆！

袁文会是解放前天津“安青帮”（青帮）的头子。天津历来漕运发达，而青帮正是发迹于漕运——垄断内河航运，这个“组织”后来发展为残害百姓、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袁文会出身河霸流氓，长期设立赌局、开办妓院、贩运烟毒、贩卖华工；对平民肆意敲诈勒索，残害人民，被他直接残害致死的就有数十人。“九·一八”事变后，袁文会投入到日本人的怀抱，他按照日寇的旨意，在河北霸县（今霸州）组织土匪300多人，建立武装，并亲任司令，残杀我抗日军民。

袁文会是天津混混儿的头目，因而就成了天津“混混儿”、“恶霸”的代名词。袁文会长期活动于南市一带，南市是他从事各种罪恶活动的基地。旧天津南市的社会秩序和社风民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袁文会等混混儿们的熏染；而南市的民风，又不断向四周辐射，对整个天津社会产生了影响。

袁文会、刘广海、“张八”之流，老百姓深恶痛绝，但却为当时和后来的流氓无赖、顽劣之人所推崇、所效仿。混混儿的来源算是五花八门，有些饥寒交迫的“赤贫”，反正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也就豁出去了，纷纷模仿混混儿，在社会上瞎混，胡作非为。黑社会里的人在“黑吃黑”当中，惯于“玩死签”，以自毁自残的极端手段，从胆量到气势上压倒对方，使对手屈服。跳油锅、过刀山、滚钉板、剁手、断腿等等，都是典型的混混儿才做的出来的。

青帮并不是天津所独有的，上海的青帮、洪帮势力更大、影响也大；而混混儿同样也不是天津所独有的现象，旧社会许多大城市里都有混混儿，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都有。相对来说，天津的混混儿在天津的地盘上活动更加猖獗、持续时间较长，因而破坏力更大些。

近年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混混儿现象”又有滋生。比如人们有时看到天津街上的“碰瓷”，就有点儿混混儿的味道。你正常开车或骑车，他找个空挡，突然撞你，或成心让你撞，之后说是你撞了他，不给钱就没完。他们“被撞”之后，干脆倒地不起，佯死装伤，目的是讹人钱财。2004年9月1日，天津某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例：被告人陈某某在一次酒后失足，摔下楼梯，造成股骨胫骨折。这成了他敲诈的“资本”。陈某某多次在马路上有选择地“撞”汽车，而后由其他几个“弟兄”帮腔，出面了事，洽谈“私了”，或者到医院拍片子归交警解决，敲诈司机。他们采取这种手段共敲诈20多万元，所得赃款几人表分挥霍。法院一审判处陈某某等人有期徒刑9~6年。

我在天津站前广场亲眼看到一件事：有个阴冷的中年男子，穿一身青色，走路一瘸一拐地，手里提着几包瓜子，见了路过的外地人，冷不防把一包瓜子塞到路人手里，阴沉沉地说“拿10块钱来！”实际那瓜子当时最多值1块钱。这时，旁边的人（实际是同伙）赶紧对路人说：“你别挨着他，一碰他的胳膊就掉了！”卖瓜子的也装成胳膊腿都有残、浑身要散架、一碰就倒的样子。有些外地人一看这“阵势”，只好乖乖地从自己兜里拿出钱来“了事”。

今天国内的“黑社会”现象仍然存在。黑社会成员惯于吃喝嫖赌、诈骗、行凶、欺行霸市，垄断地盘，为害一方，令百姓极为痛恨。他们往往组织严密，犯罪手段狡猾而凶残，背后有所依托，比起旧社会“混混儿现象”，更具有威胁性和破坏性。只是在社会打击之下，他们早就失去了对抗社会的能力，只有转入地下，时隐时现。

如今的天津，已是全国社会治安最好的地区之一，这是得到公认的事实。这从一个方面表现出今日天津的民风和社会风气，同过去“混混儿”肆意横行的时代相比，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2018.2.15

袁文华被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