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板有几个客户在唐山。一天他从唐山赶回来时已经半夜了，突然想起来跑到车间里去巡查；有一个加夜班的工人躲在一旁睡觉，这下子正好被他抓到了。

第二天王老板把工人喊在一起开会；工人们站在车间外面一字排开，王老板站在队前高声的给大家训话。

他的讲话好像还是集体年代的厂长给职工开会，内容是对自己的职工开展思想教育。有一段话至今我还记得，“我每天出去跑活就容易吗？天天没有黑天白夜的不说；到哪里不得求爷爷告奶奶，恨不得给人家当三孙子。什么门卫啊！仓库保管啊！碰到那个我不得恭恭敬敬的，见了个三岁小孩子都想给人家打敬礼。你们倒好，上班磨洋工，活干的也是哄弄事，这回又让人家验出一堆不合格产品。当工人的不好好干活，你们这么作对得起自己工资吗？上夜班困得受不了，你可以在旁边眯瞪一会；可你不能床子也不关，还在那给我打空转，人躲在一边睡大觉去了，说的是谁你给我滚出来！”上夜班睡觉的工人耷拉着脑袋站了出来，王老板狠狠得骂了他一顿，可是并没有做实质性惩罚。

散会后王老板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要想法加强对工人的管理。他说一直有个想法，想对工人推行计件工资，他认为厂里的工人多数是出工不出力，每天来混工资的人多。我听后忙摇着头说：“计件工资在咱这不太好办，因为情况是人少工种繁多，设备型号，新旧和自动化程度不同，产品批量小变换频繁；每个人的工作几乎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可比性；定额计算起来很困难不说，更很难做到公平合理，计件工资对于小型没有固定产品的机械加工企业不适合，利少弊多，不但提高不了工作效率，反而产生许多矛盾。”王老板听后一脸的不高兴，问道：“那就没有好的办法了吗？”我答道：“可以采用优胜劣汰的办法，把一些技术水平差工作效率低，工作消极不好管理的工人淘汰掉，工作效率自然就上去了。但这样做要有一个前提，我们的工资要明显高于同行业；就是搞计件工资，如果工人收入不明显增加，也不会有人买账的，现在的人都是在向钱看了，哪里给钱多往哪里跑；不是我们参加工作的年代了，那时谁给国家集体贡献大谁光荣；记得也搞过定额，多干了给点奖金，评个先进模范，大家忙活得也很起劲。”

当时在机械行业的技工还是缺少的，龙腾公司不仅是技术和管理人员流失，也经常有工人辞职。王老板对我说过，张工，现在不比从前了，从前工人找工作还有托人给我拎点东西当见面礼的，现在倒好，我得给工人送礼了，干活的成大爷了，动不动就辞职不干了；现在他们消息灵的很，不给涨工资立马走人，老板也不好当了。

我到电焊组安排下料，电焊组长周建涛笑嘻嘻的对我说，张工，我准备找老板辞职不干了。我笑道：“你是不是找到好地方了，准备跳槽啊！还是你们年轻的有资本，不像我们老头子有人收留给碗饭吃就不错了！”他忙说：“哪的事啊！我准备回家种果树，现在村里种果树的一年也不少收入，再说总舍家撇业的在外头也不是个事。”我劝他说：“种果树收入不稳定，弄不好就白干了；再说老板也不会放你走的，不信你去试一试。”王老板绝对不会放他走的，周建涛这可是公司不可多得的技术骨干。

有一次王老板交代我给唐山做的裁剪设备增加一个上料辅助设施，我问他是有图纸还是现设计？他望着我说道：“不知道有没有图纸，让你们设计也弄不出来，你去找周建涛好了。”我以为图纸在周建涛手里；没想到他哈哈一笑说道：“张工，这还用什么图纸，全在我脑子里了。”他用一天多时间就弄好了，我赶紧叫过来老宛他俩测绘了下来。

几天后，我问周建涛，：“你不是要辞职回家吗？怎么样了，王老板了让你走吗？”只见他笑呵呵的答道：“找啦，走什么走，到他那挨了一顿臭骂，给我长了三百块钱。”我笑道：“哈哈!你小子就是为了长工资；你说你绕这个弯子干嘛!干脆直接让老板给你长工资得了，弄不好还给你长五百呢！”

一晃刘厂长有两个来月没上班了。终于老板又领了一个人到我办公室介绍说，这位是新来的冯工，来协助张工。我忙答道，还是我协助冯工吧！我只是临时顶替的。

我打量来人，中等以上的个子，身体有些发福，年龄看上去比我要老。一张国字脸，白里透红的脸庞上泛着油光，一头短发齐刷刷地向上直立着，一副憨厚的样子。

冯工原来是西北地区一家国企的工人，他来第一庄有二十几年了，当初是作为技术人才来的。他在第一庄机械行业技术工人中可以算作祖师爷了，各企业中遍布着他的徒子徒孙。他的全家都迁到第一庄来了，还在这里买了房。他和王老板原来就认识，这次是老板通过他的一个朋友叫他过来的。

老冯从小在城市长大，中学毕业后到一家机械厂工作，是个优秀的技术工人。他听说我当过国企的厂长，便对我说道：“张工，我一直有个问题挺困惑；咱们都是从国企出来的，有个问题想请教您这个当过厂长的，私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真的就比国营企业强吗？”我答道：“您问的这个问题是这样；如果是小微型企业，譬如餐馆、商店等一些服务行业，管理起来私有制经营肯定比公有制企业强；但是有规模的、生产型的企业，私有制的经营管理就不如公有制企业了，起码说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现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原来经营不善的国企同国外的知名企业去比较，来证明私有制优越，纯属蒙人。”他听了又问：“那改革为什么把国营企业变成私有制呢？”我告诉他：“其实推行私有制和改革没有一毛关系，改革是改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体制，解放以来，国家不断地改革，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公有制，这都是改革。现在不知是什么人把企业私有制和改革扯在一起，——反对全面私有化就是阻碍改革；这是一派胡言，混淆视听，误导国家改革方向。”老冯听了说：“我看就是一些贪官们打着改革旗号，想把国家财产变成他们自己的。”

老冯到来几天后，刘厂长便正式辞职去了另一家机械加工企业。

私企老板同员工之间只是雇佣关系，各自都在希望自己以最小的付出来获得最大的利益，工资待遇就成了无法逃避的矛盾。

这让我想起当时被称作资本家；我父亲的故事。父亲在解放前一直在天津和北京经营百货商店，规模都不算太大。在北京城快要解放时；父亲听说共产党是不许可剥削阶级存在的，就关闭了不景气的店铺。

解放后，父亲把商店的门面房卖给了政府，当时买房子的工作人员知道他曾是商店的老板后，希望父亲来他们所在的商业部门参加革命工作，当时国家很需要懂商业的人。可是父亲没有同意；他告诉过我原因是害怕国民党打回来被杀头。还有一个原因是给的工资按小米计算，父亲算了一下觉得钱太少。

父亲说后来他们的首长还亲自登门来请他，可当他见到乘着吉普车来的首长脚下穿着的一双草鞋时；心底下总觉得这些人成不了气候，于是婉言拒绝了参加革命工作。当初如果同意了，我以后的家庭出身就不会是资本家了，有可能成为革命干部了，哈！一念之差，父亲没有混入革命队伍。

在建国初期，国家还没有取消私人工商企业，父亲便又回到天津收购了一家十几个人的小织袜厂。父亲一直经营的是商业，对工厂管理不太懂，而且是性格温和宽容的人。我听母亲讲过，父亲开商店的时候，下面的伙计是经常往家拿商店东西的。

可是父亲也有他精明的管理办法；他没有当老板，而只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合伙人。父亲把厂房和设备通过和工人协商收取合理的租金；将工厂的经营权承包给大家，所得的效益直接和每个人挂钩。工厂的管理工作交给大家叫做李会计的人负责，父亲的工作是负责采购和销售。那时织袜子每个人一台手摇机器，工人是计件工资，父亲和工人们一样开工资；而且一定要按大家的平均工资领取。李会计负责管理，财会工作之外，还包揽所有的后勤辅助工作；小时候我见到母亲也经常给他帮忙干活。

这样大家都在给自己工作，积极性很高，收入都很可观。工人们和父亲的关系很好，我记得公私合营后他们都回老家农村了，来城里时还经常拿着家里的土产品来看望父亲。公私合营后，只有李会计和父亲一直留在集体厂子里工作，李会计后来成了厂里的领导。

父亲在公私合营后，拒绝担任管理工作，坚持要当一名普通工人。他什么技术也不会，于是安排他一个最简单的工作，给袜子贴商标，这个工作他一直干到退休。

我记得小时候因为街道拓宽，工厂的前面房子拆掉了，后面的房子除了我家原来住的，其余的成了合营集体厂的办公室。后来父亲还主动让出家里住的部分房间给厂里当办公室。

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来一些情景；一个应该是后来叫做大鸣大放的运动，当时院子里竖起木竿，再钉满苇席，苇席墙在院落转了一个圈，上面贴满大字报还有漫画；这给儿时的我和小伙伴有了捉迷藏的好去处。

还有一个就是举国上下大炼钢铁，大人们在院子原来种花的地方用砖砌成一个炉子，夜以继日的守候着炼钢炉。好像费了不少周折，一天夜里，炉口终于流出不知是钢还是铁的红色液体；人们开始高兴的欢呼着敲打起锣鼓。

可七八岁的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父亲把家中最大的铁制品，我的单人床送来炼钢，害得我后来一直睡在用木凳搭起的板床。记得那张床的床架是酱紫色的烤漆，制作考究，欧式风格，听父亲讲还是德国货。

现在想来，父亲当时的做法似乎很傻。可当文革来临；他的一个个老朋友被挂上反动资本家的牌子游街批斗时，——而他却安然无恙。

腾龙公司原来的厂长和工程师都走了，王老板现在是弄来了四个人接替，可以说花费的工资增加了，工作效率却不比从前。

冯工在机加工技术方面挺全面，但在管理方面很不擅长，年岁也大了，如果让他一人接替厂长的工作还是有难度。王老板也只好用两个顶一个的办法，维持眼下的事情。

那天老冯正和我绘声绘色的聊起当年第一庄事件，他和工友一起拿起钢管上街的情景时；我的手机响了，上面显示的沧海区号家里的电话，我慌忙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

电话里传来老太太焦急的声音，“郭金富打过电话来了，说纪检委找他谈话了，他说你如果继续举报他就通知法院来找我要他的十八万。我说我们已经离婚了，他的事和我没关系了。郭金富说那十八万可是离婚前的事，我还得找你要，还说些威胁我的话。我求求你了!别和他们再瞎折腾了，你就让我消停两天吧！”

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郭金富照常出现在沧海市的一个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