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策：谈海岩的创作当然要从《便衣警察》谈起。应该说，这是文学界公认的你的代表作，也是公安文学在“文革”之后的重大破冰之作。于公安文学来说，它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便衣警察》出版是在1985年，也是你的处女作，当时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创作了这部优秀作品？

■海岩：一是因为我当时还在公安一线工作着，是公安部侦查部门的一名干部，对职业和身边的战友有着深厚的感情。二是因为当时看了许多所谓“地摊文学”，很惊讶这样的烂东西也可以印成铅字？我们这一代人对铅字是崇拜的，这种铅字崇拜一旦被打破，我就想为什么我不能写些什么呢？所以说起来很好笑，很多人是因为读了经典而感动拿起笔来，我却是因被低俗所刺激而开始文学创作。

★张策：这其实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无论是从警察职业而言，还是从作家角度谈这个问题，社会责任感都是题中必有之意。我始终认为，这是这两个身份最大的共同点。

■海岩：一开始当然是“地下工作”，连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写东西。直到有一天被父亲发现，他看了前两章，只说了一句话：“我要不是你爸爸我肯定不看”，完全是否定的态度。但是，当天晚上，他就来找我要后面的章节了。我这就知道，我的东西还是可以看的。1983年，我把稿子邮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三个月后没回复，我就登门去问，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是文学出版社，不出版公安的书”。我说，“你们看一页，看不下去我拿走”。之后，就出版了。后来我知道，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自发来稿的成功率不足千分之一。出版社的同志说，他们从没有看到过公安题材可以这样写。

★张策：《便衣警察》确实突破了《国庆十点钟》、《跟踪追击》等“文革”前十七年公安文学的窠臼，更摒弃了“文革”中一些“高大全”作品的路数，开创了新时代公安文学的新途径。你后来又以同样的风格创作了《死于青春》、《我不是个好警察》、《我的孩子我的故乡》等优秀作品。但是，后来你的风格就转变了，公安工作被逐渐推到了背景上，而重点放在了描写人性描写感情上。这是因为你脱离了公安工作一线转而从事企业工作的原因吗？一般说，职业是会影响作家的创作取向的，尤其是你后来的工作注定使你的眼界更开阔、更前沿，也更绚丽多彩。

■海岩：文学是时代的呼唤。现在还有一些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说，希望你回到《便衣警察》的风格上去。我要说的是，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样的文学，在《便衣警察》的时代，我们面对的是“四人帮”的被打倒和改革开放的兴起，人们对政治斗争的关注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是时代的主旋律。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进入，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已经使人们开始更多关注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利益了。甚至，金钱的诱惑，物质的享受，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更多负面的东西。我的思考自然而然地就转向了我们应该坚守什么的问题。

★张策：你说的非常好。有些人评价你后来的作品，如《永不瞑目》、《玉观音》、《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等，都习惯贴上“爱情小说”的标签，为主人公的爱情悲剧而扼腕。我却认为，这是并没有读懂你的作品的深刻内涵。你所要表达的，其实是对美好的一种执着坚守和不懈追求。

■海岩：是的。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正常，不用考察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只要看在这个社会里，品行不端的人、道德败坏的人是不是活得自由自在。如果这样的人活得不自在，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健康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有问题了。作家的责任，就是要在正义与邪恶、美好与丑陋、金钱与情感的搏杀中，坚持自己的正确导向，保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我的作品大多以悲剧收尾，其实是表达了我的不满、愤怒、忧虑和思考。

★张策：公安文学是先天具备了这种惩恶扬善的功能的。职业注定了我们的公安民警要永远面对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激烈厮杀，并且置身其中，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你虽然已经长期从事企业工作，但你的灵魂还在公安事业之中，你的血液里仍然流淌着一个公安作家的激情。这是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书写者，最难得的品质。

■海岩：当前的文化发展有一种过度产业化的倾向，这是错误的。过度产业化其实正好限制了文化的发展繁荣。电影追求票房，图书追求印数，电视追求收视率，那么作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效益谁来考虑？是不是只要有钱赚，多么低俗的东西也要追捧？我现在写得比较慢了，一是因为工作忙，我始终是一个业余作者，二是因为我的思考越来越痛苦。目前，我在工作之余还在做一些别的事情，我自认为可以做好的事情。

★张策：说到这一点，我想到社会对你的一个称呼：跨界名人。好像说你做什么都可以做好。室内美术设计，黄花梨家具收藏，等等。听说这间岩酒廊也是你设计的，我感觉整体上依然体现了你在文学作品中的追求，是对美好和优雅的完美体现，有一种静谧的感觉在里边，使人不由自主地会在这里安静下来。你对黄花梨的热爱也是如此，高贵，典雅，精致，应该是黄花梨最吸引你的地方。

■海岩：是的。人们常说，艺术是相通的。你的观察是准确的，文学也好，设计也好，收藏也好，我都从中自觉地追逐着一种美好。对黄花梨的喜好还不仅仅是收藏上的意义，我是想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习总书记最近讲到，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起源和组成部分。这个论述是非常正确的。

★张策：你的最新一部小说是《长安盗》。我认为这是一部多少被忽视了的作品，它的重要性还有待人们去认识。我的观点是，这是一部海岩的继承之作，也是突破之作。继承，是指它重点通过一起盗墓案件的侦破过程描写，浓墨重彩地讴歌了公安人员的奉献和功绩，某种意义上回归了《便衣警察》的风格。突破，是指你第一次将笔墨延伸到了历史深处，唐代和现实的穿插描写，很有时尚的穿越风格，也加深了作品内涵的厚度。

■海岩：《长安盗》的创作是一次很困难的尝试。首先它是有一个真实案例作基础的，如何摆脱真实的束缚是个难题。我当时是处于一种不得不写的尴尬境地，办案单位的同志找上门来，盛情难却。其次也确实有考虑怎么才能写出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作家是需要不断超越自己战胜自己的。我坚持了我一贯的思考，也尝试了用唐代的故事来加强主题，还是对错误的价值观、荒谬的历史观进行剖析和批判，还是强调了信仰和信任这样一个主题。

★张策：尽管文学的未来仍是一个争议的话题，但文学仍然是受到众多读者喜爱的。公安文学也在这种争议中发展着，壮大着，新作者在成长，在强大。你对他们有什么希望和嘱托吗？

■海岩：要坚信，文以载道，而不仅仅是载乐，或载利。要坚持写深刻主题，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要相信我们的社会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并且为这种转化而努力传播正能量，发挥一种推动作用。还是那句老话，文学是时代的呼唤，让我们一起努力，为这个时代而发声吧。

张策（作家，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

海岩（作家，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