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红薯，那可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的主食。它曾解除了一代人的饥饿。供养了现在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五十岁以上的庶民百姓。
记得那时村外田里种的全是红薯，人们俗称它山药。连大街墙上的宣传画画的都是。红薯变成大头娃娃，冲着人们笑。红薯又分春红薯和夏红薯。春红薯是春天栽。夏红薯是割掉麦子在麦茬地里栽。用犁翻成长埂，把从春红薯上裁下的长蔓切成一尺长的段，用手一握，摁进土埂里就行。栽好后，大水一灌，活得支支楞楞。
红薯是开花的，象牵牛花，一片淡夕色。不过牵牛花喜欢开在篱笆上，攀在植物藤上，借高枝炫耀自己。红薯花开在蓬勃的叶蔓间，依偎着母体，亲吻着土地，从不向人招摇。
只有亲近它的农民才感觉到可爱。
几场伏雨过后，红薯长的十分茂盛，象长疯了。这时候需要翻蔓，翻蔓是一个重要环节。田野里站满一排排社员，有弯着腰的、有蹲着的，把红薯蔓从一边撩向另一边，防止它扎根，影响薯块生长。那可不是一个轻闲活，蹲着弯着都不好受。翻一天腰酸背痛，晚上躺在炕上，一夜不得舒坦。
刨红薯用三齿，前面有人先用镰刀削掉薯蔓，后面再刨。刨出的红薯列城岗，红红的、圆圆的薯块十分好看，在阳光下闪着粉润的光泽。分红薯，三四个人用大杆秤掛一个大柳筐，按抓阄顺序，一家一家称好，放在田里，由社员自己或背或抬运回家。从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大约有二十年，红薯几乎是家乡人的当家食品。下乡干部也不例外，派驻谁家吃饭，饭桌上多是红薯，好的人家蒸几个玉米面和白面掺和的馒头，算是高看一眼的“特供”。浅筐里蒸的是红薯，饭锅里煮的是红薯，红薯吃多了烧心，便多，屁多，男女在一块干
活，为防止放屁，不得不使劲憋着。想拉屎，急忙朝高粱地跑。记得那些年家里到处是红薯。父亲爱养猪，猪也吃红薯，捞半盆红薯掺一些谷糠抓成糟，倒进猪槽里猪吃的快活。把猪养得比人胖。
霜降一过，寒冬将至，社员们纷纷在生产队大埸院或村头闲散地挖薯洞，大家惯称“山药洞”，用来冬藏红薯。先挖一个竖井大概两米多深，在井底横挖一个或两个“猫耳洞”，把红薯搁进去，上面覆一层厚沙，一个洞能藏四五百斤。洞口用一捆干草一塞，不怕寒风吹霜雪袭。一冬天，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取。每次取红薯，父亲用绳子把我吊下去，下面早备好一只柳筐，装满一筐，父亲提上去。天寒地冻，衣单裤薄，父亲背着红薯袋大步前边走，我跟在后边急跑。红薯倒象他宝贝儿子慰贴在父亲背上。红薯可以蒸，可以煮，可以干锅煎，还可以熬糖丝，而我最喜欢把煮熟的红薯晾干切成条，放在篦子上端到房顶上去晒，晒干水分的红薯条吃进嘴里象现在的牛皮糖一样韧性筋道。红薯最成熟的作品没过于切成片晒成干，可以长久存放，可以放进米饭锅里与红枣同煮，那将是另一种口味。一回忆起早年一家人围着餐桌吃红薯饭的样子，那蜜一样的滋味进了腹中，就感到十分亲切。
吃红薯是一代抑或两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它是那个困难年代的生活必需品，比小麦玉米重要，它的意义甚至拯救了半个中国的百姓。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大面积扩种小麦，农民仍在地头田角种几畦红薯尝新鲜。
商品经济的大潮，催生酿造工艺，使红薯实现华丽转身， 现在精工制成的薯条、薯片成为一种美味，桌上几乎没断过，孙子吃起薯片香甜快乐，不阻止不放手。
我到大集上转，卖红薯的不多，买客却不少，大致二至三元一斤，它的身价倍增。买回几斤一吃，绵甜的味道仍如早昔。只是现在的红薯变成餐桌上的点缀，一年难得大吃几次。
日子幸福了，红薯、白薯、小杂粮变成稀缺品，榆皮面卖到十三元一斤，整个生活大翻样。把早前年那些事讲给孙子听，他扑闪着浓黑的眼睫毛，以为爷爷讲的是天外故事。他突然问道：“那外星人吃过吗？”
我一时支吾。“外星人嘛是钢铁做成的。他们不吃饭，更不知道红薯的长相。”
孙子迟疑了一下“哪……红薯和钢铁侠比起来谁更厉害？”我说当然是紅薯啦，吃了红薯能使人强壮。
孙子乐了，“啊！”了一声，挥起一把“黄蜂大宝剑”说：“我要把钢铁侠砍了一一唰一一”全家人都乐了！
2019年11月11日
作者：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石家庄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高邑县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