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民间，有关“八里篷”的故事却仿佛又能让人们处处看到“八里篷”的影子，甚至是触手可及。如现在的南刘村中心有一棵茂盛的参天古槐，那就是“八里篷”留下的唯一一棵“树种”， 其树龄已被科学检测证实是在明代以前；村南与赵县相邻的耕地边界上，仍有一段被荒废了的“古道”，就是当年“燕王扫北”时心的必经之路，历史比古槐要长得多的多；更“神奇”的是现在南刘村上有两个家族：一个姓贾，一个姓崔，他们确确实实是“八里篷”的土著后裔。直今村中还流传着“崔贾不攀亲”的古训。其实，这早已不再是崔贾两姓之间的秘密。据老人们代代口授相传：“八里篷”村消失后，全村仅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劫后余生，一个姓贾，一个姓崔。他们为了生存相互帮助，后来结为夫妻组建了家庭，生育了两个儿子。为了保住“崔贾”两家的香火不被断绝，夫妻两人就商定一个儿子姓崔、一个儿子姓贾，这两个儿子长大后各自成家立业，于是就有了“崔贾两家之间的儿女不可通婚”即“崔贾不攀亲”这条祖训。这样的“祖训”流传下来，又成了今天南刘村人都知道的格言。这些事实，又怎能不让人对南刘村的前身就是“八里篷”的史实深信不疑呢？既然是事实，可为什么史志资料里却没有留下有关“八里篷”的任何“蛛丝马迹”呢？

看来，当时县志的编撰者们在对待“八里篷”这件事上一定是在刻意隐瞒着什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藁城历史的行家们如此讳莫如深，“蓄意”使“八里篷”变成一个历史谜团，而披上了一层不为人知的神秘外衣呢？

在人们口头传说中，“八里篷”消亡于“燕王扫北”时的一场残酷的战役。“燕王扫北一抹平，滹沱河南八里篷”——这句流传至今的民谣就是对这场战役的最生动的概括。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去世时，因太子早亡就把皇位传给了太子的儿子——太孙朱允炆，即明惠帝，年号建文。朱允炆登基做了皇帝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强力采取了削藩措施，对他的二十多个皇叔大开杀戒，最后导致手握重兵的四皇叔、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史称“靖难之役”，民间称之为“燕王扫北”。

建文皇帝三年即公元1401年，燕王“靖难之役”已进行到第三个年头，北方的春天来的比较晚，暮春时节，春暖花开，桃红柳绿，万物充满着勃勃生机。驻扎在自己封地——北平的燕王军队，经过一冬厉兵秣马的休整训练，又雄心勃勃的开始了南征，向首都南京开拔进发。当士气高昂的大军顺利行军六百余跨过滹沱河来到栾城古县城南的东西大路，折转向东二十余里来到藁城与赵县交界处时，受到朝廷军队的重兵拦截阻击，遂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决战，史称“藁城战役”。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次燕王声势浩大的出征，却是早已筹谋已久。在前几年的南征中，驻扎在藁城城内及周围的十几万朝廷军队，依托凭借着紧邻滹沱河天堑的优势，是朝廷为了扼制燕王南犯的重要的军事堡垒，易守难攻。燕王视之为心腹之患，下定了决心要拔除掉这课“坚钉儿”，于是军师谋士们就制定了“调虎离山”的计策，将朝廷的军队引出“老窝儿”藁城，使其失去河险城坚的优势，打一场歼灭战。燕王几乎集中了自己所有的精锐，故意摆出要进军南京进行决战的强大阵势，果然将驻守藁城的朝廷军队悉数吸引到藁城最南端的“八里篷”这条南下必经的大路上拦截围堵。“南军（朝廷军队）列方阵于城西南，以待燕军。朱棣以一部兵力攻其三面，而自率精骑数百击其东北隅，又循滹沱河绕出敌后冲入敌阵奋击，南军矢下如雨，燕军多被杀伤。后来又赶上一阵狂风大作，发屋拔树，燕军乘之奋击，吴杰（朝廷军队都督）等部大溃，被斩首六万余级，追至真定城下，生擒南军骁将邓戬等，尽获军资器械，吴杰仅得逃入城中”（《河北通史》）。这场“藁城战役” 起初是“燕军多被杀伤”，后因“狂风大作”扭转战机，最后朝廷军队却以“六万多人被斩首”而惨败，燕军也一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八里篷”村做为朝廷军队驻扎、指挥及辎重存放之地，在这场战役中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全村妇孺老幼数千口平民百姓丧生；战役结束后，战火余烟持续焚烧数十日而不绝，“八里篷”变成了一片废墟焦土。有诗悼之：

愁云低垂烟雾笼，幽幽冤魂故园重。

阴风凄惨悲欲绝，孤雷爆裂哀声恸。

苍天静穆倾泪雨，大地无语肝胆痛。

木鱼古道蝶飞去，槐茂何需碑与塚。

战争把无辜的平民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是人类最悲摧的挽歌。

燕王在这场艰难惨烈的决战中取得了胜利，进而为攻克首都南京、夺取皇位彻底铺平了道路。次年，燕王顺利的占领了南京，逼迫“侄皇帝”自焚于宫中。燕王终于登基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年号永乐并迁都北京。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发展经济，永乐皇帝遂采取实行了多批次“移民”措施，充实因战乱而荒无人烟的村落，八里篷的残垣废墟上又迎来了山西省洪洞县老鸹窝的新居民。从此“八里篷”这个铭记着战争灾难和痛苦的名字，渐渐不再被人们提及，随之“南刘村”的名字开始被人们认可。

见证过“藁城战役”至今尚存的遗迹遗物有一条“古道”和一棵“古槐”。“古道”位于南刘村南五百米处，呈东西方向，现残存约有三四千米，被当地人称“横道”或“八里道”。“古槐”是唯一一棵没被战火烧死的树木，也是藁城区目前生长年代最久，且枝繁叶茂、浓密参天、树形最完好的一棵古槐。还有，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崔贾”两姓的后人，这些都向世人昭示了“八里篷”曾经的存在。“八里篷”的存亡真实揭示了封建时代宫廷争权夺位斗争的激烈和残酷，以及战争给劳动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痛苦。

据当地传说，见证过“八里篷”之战的还有南刘村的“洪照寺”，其原址位于村西北的千余米的田野里。《藁城县志》记载，“洪照寺，在县西南三十里，创于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明弘治元年（公元1487年）重修”。“唐总章”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洪照寺”就修建于李治皇帝和武则天皇后“二圣”崇尚佛法的年代，是藁城区历史上修建最早的寺庙之一。有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皈依佛门、燕王又以大和尚姚广孝为军师，在“八里篷”这场殊死搏杀的战斗中，无论是朝廷的军队，还是燕王的军队，双方都不会故意去损害远离“八里篷”村的一座寺庙。所以，洪照寺不仅逢凶化吉避免了被战火焚毁的危险，而且或可还为成千上万的亡灵做过功德无量的超度，这也是佛教普度众生的信仰使然。

对照释迦弟子的信仰，来反观世俗中种种难言之隐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燕王扫北”对明朝来说无疑是“推倒了再来”的第二次“打江山”，彻底改写了建文皇帝及以后的大明王朝的历史。到藁城第一部县志诞生时的嘉靖皇帝也，距“燕王扫北”也只不过仅百年，封建时代“比尊者讳”是儒家传统礼教必须恪守的信条，否则就是“犯上”与“大不敬”的掉头之罪。所以对县志的编攥者这些书生来说是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秉笔直书在明家宫廷夺权的恶斗中，而成为牺牲品的“八里篷”村被灭绝的真相的。这才是“八里篷”被堙没在明代的历史资料里的真实原因。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真相，并不会因为史书记载的缺失，而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