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代文化遗址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石家庄市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公元前50000年~前20000年）人类文化遗址，至少有两处。年代最早的一处是井陉县孙庄乡东元村文化遗址。另一处是在井陉威州河西村山洞中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石家庄市范围内新石器时代（公元前5000年~前2100年）人类遗址分布十分广泛。已发现的这一时代的文化遗址有百余处。大多分布在冶河谷地和滹沱河、大沙河、槐河、太平河、洨河冲积扇地区，尤以平山、井陉、正定、石家庄市区周边村庄较为密集。从时代和文化类型划分，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有近百处，4800~4300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约有50余处。

    先商与商代文化遗址。早在4600多年前（公元前2400~前1100年），先商民族的祖先就开始生活在这一地区，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先商文化，一直延续发展到商朝乃至西周时期，进入青铜器时代。正定小客，鹿泉南任村将台湾，井陉石桥头、南良都、南横口等遗址发现的从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到二里头文化（距今约4000年）再到商代文化的遗物和文化层，证明本地区独具特色的龙山文化遗址可能就是先商文化的滥觞。而二里头文化遗址则是先商文化（时代与夏朝同期）的代表。全市已发现的商代遗址近百处，遍及全市各县（市）及矿区。台西，是藁城市廉州镇西10公里处的一个村庄，其东北200米处有二个高大土台——“西台”、“南台”，总面积10万平方米。1965年发掘结果表明，这是一处商代中期遗址。经大规模地发掘，揭露面积2000多平方米，除发现房屋遗迹、灰坑（包括祭祀坑）、水井、墓葬外，还出土了3000余件器物，其中包括青铜器、玉器、石器、漆器、骨器、陶器、甲骨、原始瓷器、植物种仁、医疗器械及酿酒作坊等。正定新城铺文化遗址，是一处年代稍早于台西遗址的商代早中期奴隶主居住区遗址，位于新城铺村北750米处，原有三个高阜，俗称“城岗”，曾多次出土商代青铜器、陶器和石器、蚌器。已征集到的青铜器有15件。尤为珍贵的是，在其中两件青铜器表面发现了商代中期的粗麻布，这是目前在石家庄市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麻织品，其年代下限距今3500年以上。

    西周遗址（公元前1046~前771年）。西周灭商后，今石家庄一带仍是殷商遗民聚居地区。商文化在此得以延续，而西周文化在这一地区很少发展，西周遗址在这一地区也发现很少。已发现的只有正定新城铺和元氏西张村两处。尤其是1978年在元氏县西张村村东发现的西周车车氐国文化遗存，是一处弥足珍贵的西周遗址。

    春秋时代遗址（公元前770年~前476年）。今正定新城铺、平山县三汲等地都发现过春秋时期鲜虞族文化遗址。尤其是平山三汲战国中山国遗址底层埋压的春秋鲜虞遗址，是目前唯一经过系统发掘的此类遗址，出土了鲜虞特有的刀币、晋国尖足布币及其它青铜器和陶器。

    战国时期遗址（公元前475~前221年）。石家庄市境内战国遗址分布广泛，内涵丰富，数量较多。主要有石家庄市区东岗头遗址、市庄（今文化厅院内）遗址、鹿泉市南任村将台湾等村落遗址及正定东吉村战国窑藏遗址，在考古学上很有影响。

    汉晋坞堡遗址。石家庄地区的坞堡，初兴于东汉。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诏令常山、中山等郡筑坞侯616处，如今井陉西缘的“董卓垒”（今娘子关城垣旧址），新乐的义台坞、藁城的柏肆坞、赵县的千万垒（今赵县南1里）等。东晋十六国时期，坞堡堡垒的军事功能进一步强化，如后燕慕容恪所建的安乐垒。汉晋时期的另一处坞堡——义台坞，即今新乐市伏羲台，曾是后燕慕保卫新市（今正定新城铺）的外围堡垒。与之同一时期创建的柏肆坞，位于今无极县境内，也是后燕修筑的重要堡垒之一。

    2．古代城垣

    石邑故城遗址位于封龙山北麓的今鹿泉市南故邑村西北，创建于春秋、延续至隋朝的一座千年古城。当地讹称“窦王城”。在20世纪80年代初城垣遗址基本完整，西、北门及西、南、北三面城墙遗址尚存。城址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800米。近年因烧砖取土使城址遭到破坏，东半部被夷平，西半部尚存。城郭全为夯土筑成，在部分残垣断崖上可明显看出不同时代夯筑的界限。西城墙残高3~6米，城内取土断层中有深厚的烧土层。据调查，近年在烧砖取土过程中不断出土地下文物。其中有青铜短剑、铜矛、铜镜、箭镞、铁权、铜权、带钩、玉佩及战国至新莽时期货币等等。至于不同时代的陶片、陶器、瓷片、瓦当、砖瓦等随地可见。

    中山国都灵寿故城遗址位于今平山县三汲乡林山脚下，是河北先秦时期重要诸侯都城遗址，在考古学上与赵都邯郸、燕国下都齐名，其出土文物之精美，是新中国重要考古成就之一。该遗址北依林山，南濒滹沱。从发掘的地下夯土城基来看，城垣南北长4.5公里，东西宽4公里，呈不规则的三角形，依自然地势修筑，城墙厚约27米。城内文化内涵比较复杂，大体以南北向隔墙为界分为东城和西城。东城北部为宫殿建筑区，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和居住区；西城北部为王陵区，南部为商业区、居住区和农业区。从出土物可见当时手工业发达，作坊分工细密，有的专门制陶器，有的专门制铜、铁器，有的专门制骨器、玉器，还有的专门铸造货币。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灵寿城经济繁荣的景象。

    宋子故城遗址位于今赵县宋城村东南。198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深入调查，掌握了现存面貌及其附近墓葬分布的资料。城址平面略呈矩形，城垣比较规整，城东西长450米、南北宽400米，总面积18万平方米。土城垣大部分坍塌，夷为平地，仅存东南和西南两段断垣残壁，失去原貌。其中，东南角高出地面3.5米、厚4.5米，黄土夯筑，层次清楚。城垣和城址内所出土文物表明，该城建于汉代。

    东垣——真定故城遗址位于市区东古城以东、以南，西起西古城村东，东至南高营村，北至滹河河滩，南至桃园村北。南北长近5公里，东西宽3公里，面积近15平方公里。是石家庄市境内现存古城遗址中面积较大的一处，仅次于中山灵寿都城遗址。1988年以前城垣轮廓清晰可见。近年已大都夷为平地，仅存少量残墙。但当地仍有“城角寺”、“城道沟”、“城坡口”、“西城坡”、“城疙瘩”等地名。

    元氏故城遗址位于今元氏县西北故城村及其西南部。该城初兴于战国，为战国时期赵国公子元之封邑。赵孝成王十一年（前255年）筑城郭。汉高帝三年（前204年）置元氏县于此。置恒山郡。后改常山郡、常山国均治于此。三国魏时，常山郡治迁真定。北齐废元氏县，隋初复置。隋末，县治迁至今元氏城。故城于唐武德二年（619年）为窦建德部将刘黑闼所破，现东西南部城垣尚存，逶迤连亘、若断若继，昔日雄姿依稀可辨。

    3．古代建筑石家庄市古建筑荟萃，为全国古建筑保存较集中、较完善、较多的地区之一，赵州桥、隆兴寺、柏林寺、大石桥、福庆寺、毗卢寺、明内长城、振头关帝庙，正定古城墙、幽居寺塔，广惠塔、开元寺须弥塔、临济寺澄灵塔、赵州陀罗尼经幢、清凉阁、无梁殿等闻名遐迩，享誉海内外。

    赵州安济桥    位于赵县城南的洨河上，俗称大石桥，始建于隋代。据唐代中书令张嘉贞的《赵州石桥铭序》记载：“赵郡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安济桥是目前我国现存最早的敞肩式大型石拱桥，在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桥全部用石料砌成。全长64.4米。主拱跨径37.02米，拱券矢高7.23米，拱顶宽9米。在主拱两端各有两个小拱，大者跨度3.8米，小者跨度2.85米。整体结构采取纵向并列砌筑法，用38道相对独立的拱券并排组成桥拱主体。

    隆兴寺    位于正定古城东门里大街北侧，是我国北方现存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历史文物比较丰富的佛教名刹。它初创于唐神龙元年（705年），是当时恒州（今正定）奉敕建造的一州之名寺。与当时定州、易州、杭州、赵州等州创建的龙兴寺、龙兴观属于同年产物。五代后周“显德灭佛”中被毁。宋初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敕令重建，铸造铜佛，建大悲阁。而后增建殿堂，奠定了寺院主体建筑布局，成为后世历代帝王垂青的皇家名刹。金、元、明、清各代朝廷拨款修葺拓扩。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多次驻跸正定，拈香礼佛，赋诗题额。期间，寺院曾奉旨修缮，增建行宫，改名隆兴寺，达到极盛时期，因寺院以铜铸大佛而名驰遐迩，故俗称大佛寺。隆兴寺雄伟壮丽的古建筑群、铸像、木雕、石刻、壁画等各种类型的历史文物，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1961年国务院将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拨款修缮。1999年9月19日，新维修的阁高35.5米，为三檐四层，集庆阁、御书楼高21米，三阁重新并立，紧紧相连，巍峨壮观。  

    毗卢寺    位于郊区上京村东北石津渠畔，因寺内主殿供奉毗卢遮那（即密宗大日如来）佛故名。该寺创建于唐代，后世屡有重修。元至正初寺内殿宇倾圮，有一名德高僧于至正二年（1342年）募资重修。明弘治八年（1495年）至嘉靖十四年（1539年），40余年中不断增修扩建。殿中四壁绘有以佛教故事为题材的壁画，内容包涵佛、道、儒三教人物故事组画122组共500余身，线条流畅、色彩艳丽、服饰精美，是我国古代壁画艺术的瑰宝，画面规模之大，人物之多，超过著名的山西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元代壁画。

    赵州陀罗尼经幢    座落在赵县城内开元寺旧址，今南大街与石塔路相交处。这座经幢是国内现存最高大的佛教经幢。因形制似塔，且全为石料雕砌，故俗称“石塔”。

大石桥  位于石家庄市区新华区大桥路东端，地道桥北面，桥长150米、宽10米、24孔均用青石券砌而成。1907年春，正太铁路2.5万名铁路职工，每人献工一天筹集经费修建，秋完工。下面通行火车，上面通行人与车辆。1987年，石家庄市政府拨款60万元，按原貌修复了大石桥。大石桥和北面电务段院内高克谦烈士纪念碑，南面解放石家庄纪念碑，形成了革命教育纪念地。

    4.石窟及摩崖造像

千佛岩石窟    位于井陉县南障城乡七狮村背后的山崖间，利用天然石洞略加修整而成，洞口向东，原有石券门，后以砖石砌筑。门额上镌刻楷书“千佛古洞”四个大字。券门两侧的小龛，造像均已毁坏，失去原貌。石洞呈长袋状，进深34米，东部宽3米、中部宽4.4米、西部宽4.5米，最高处约7米。洞口南北两侧各置一明代石供桌。洞内佛像排列上下最多者15排。佛像高度35~40厘米。这些佛像绝大部分是坐佛，结跏趺坐于圆莲座上。现存造像特征表明，千佛岩石窟造像始刻于北宋，续刻于明清。千佛岩造像内容丰富，是研究我国石造像艺术史的实物标本。

    封龙山石窟    位于元氏县封龙山上。共有两处，一处在山之西麓的西石堂院，大小共计三窟；另一处在东麓的东石堂寺，只有一个窟。东石堂寺石窟开凿于北宋，窟内造像已毁坏。西石堂院的三个窟，依低矮崖面开凿，窟洞面南，自西而东依次编为一、二、三号。西石堂院东侧崖壁上刻有“武平三年秋礼”六字。

    5.古代墓葬战国中山国王陵   分布在中山国都灵寿古城遗址及其周围。一处在城西2公里的西林山下，主要有1~2号两座墓东西并列；另一处在城内西北部，东林山下，主要有3~6号四座墓南北错列。六座大墓都有夯筑的高大封土，附近又有随葬墓和车马坑等。一号墓和六号墓已发掘，从所出文物分析，一号墓墓主为王舋，六号墓墓主可能为成公。两座墓形制基本一致，规模后者略小于前者。两座墓的墓室结构奇特，建造精良，葬制奢华。墓室平面呈中字形，由墓道、椁室两部分组成。两墓共出土文物19000余件，包括青铜礼器、陶礼器、漆器、玉器、车马器等。其中王舋鼎、壶、王陵“兆域图”铜版、山字形器、错金银龙凤铜方案、十五连盏铜灯、银首人俑铜灯、虎噬鹿铜器座等，前所未有，精美绝伦，堪称稀世珍宝。“兆域图”铜版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建筑设计平面图实物，也是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铜质建筑设计图，是研究我国古代量制的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汉常山王刘舜墓  位于今鹿泉市高庄村西，海山岭东麓，原有坟丘，高约30米。近十年由于烧砖取土，坟丘被削平，墓坑上部也遭到破坏。1991年5月，砖场民工挖土时发现一批青铜器，文物部门进行局部抢救性发掘，发现汉代银器、铜器、铁器、陶器等文物78件。1992年10月至1994年3月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文物7000余件。

赵佗先人墓    位于市区赵陵铺村东南，赵陵铺街东侧。南北两冢相连，村人俗称“马鞍山”。南北长120米，东西宽50米，高约6米多。为西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所修，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佗，真定（治所在今市东古城）人。秦始皇灭六国后，于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初定南越，置桂林、象、南海三郡。秦二世（公元前209~207年）时，南海郡尉任嚣病逝，赵佗代为南海尉。秦亡（公元前206年），赵佗择机击并桂林、象郡，统一了南越，自立为南越武王。

    无极甄氏墓群    位于无极县城西南13公里史村西南，是东汉至唐代上层封建贵族甄氏“聚族而葬”的茔地。据记载，史村与北苏村、南苏村之间的三角地带原是一处范围广大的墓葬区，古冢累累，“高耸如山”，坟丘确切数目不详。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有36座。现在，由于周围农民打坯烧砖，坟丘遭到破坏，或夷为平地，或变得低矮。1957年当地农民破坏了三座大型砖室墓，其中两座墓的墓主分别为后汉甄谦和北魏甄凯。

    南流村之西也是无极甄氏的一处族墓地，一直绵延至明清时代。当年，这里曾兀立几十座高大坟冢，每座墓前均排列数目不等的石像生。甄氏墓群的发现，不仅有助于了解甄氏家族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墓葬制度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