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广播剧作家刘康达由衷推荐：
《岁月悠悠——王磊回忆录和作品集》是一位共和国同龄人的人生记录和时代写真。此书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王磊作为老知青和资深报人、学者阅历非常丰富，文章涉及门类广泛,内容厚重；是因为他那质朴优美的散文笔法，十分鲜活细腻，情趣盎然；更是因为他那深沉的“仁者爱人”情怀和鲜明坚定的百姓立场，使字里行间洋溢出扑面而来的“人味”。王磊是在身患癌症后抱病完成此书的，就为把自己亲历的时代和人生经验告诉后人。他这位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生命凝结成文字，以表达对亲友、对晚辈、对家乡、对祖国的挚爱,尤其难能可敬！
《岁月悠悠——王磊回忆录和作品集》
陈年旧事
作者：王磊
中国具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历史，世界上只有中国一脉相承。现代希腊人与古希腊人无关；现代埃及人跟古埃及人无关，而中国人却是古代相传的后裔。所以自古以来讲究尊崇祖先，每年除夕都要祭祖拜祖。一般家庭都不忘祖先，所以就有“族谱”和记载家史的“家谱”。可惜的是，进入近现代以来，这个传统逐渐淡忘了。当今家庭，很少有家史记载，家谱也很少继承。我们老王家就是这样。按照家谱，我们这一代的名字中间是“昌”。两个姐姐名为王昌明和王昌棣，保留至今。但我父亲把我们兄弟几人的“昌”字去掉了。这也意味着老王家的“家谱”由此而中断。
老王家祖先在浙江绍兴。明代为官，满清入关后，对明朝官员依然使用。我们祖先是大家族，在绍兴一直是地方官员。乾隆年间（公元1736—— 1796年）是王家祖先辉煌时期。乾隆下江南，到绍兴后，王家祖先参加了接待，由此受到乾隆重视。随后调到天津任知府，乾隆御笔题写了“廉洁公正”牌匾。绍兴、天津地方志应该都有记载。三代以后，清朝末期，到我爷爷时家庭还很富庶。随着清朝败落，民国后，爷爷寻找生机，天津人讲究穿戴，爷爷便开始做丝绸布匹生意，从绍兴运丝绸布匹到天津，买卖兴隆。奶奶到王家过着富足生活。我父亲在天津出生，童年念私塾，16岁时，爷爷因夏天吃海味不洁，病逝于津，布匹生意倒闭。我父亲被迫到姓邢的一家布匹店学徒。从此，承担起家庭重负。当收入不足以支付大家族的生活时，就依靠祖先留下的房产和变卖古董等遗产维持生活。曹雪芹以《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社会家族的没落。细读《红楼梦》，从贾府的衰败联想到老王家。这些家族由兴盛到衰败，正是封建社会结束的写照。
天津老宅是祖先留下的遗产，在红桥区铃铛阁街魏家胡同4号，那是我们兄弟四人和两个姐姐的出生地。据二姐回忆，那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单门独院，共12间房。家里的家具都是红木家具。我四年级时曾到奶奶家过年。记忆最深的是除夕祭祖拜祖。进入腊月 ，老婶就开始忙起来，准备各种贡品。摆在供桌上的有一个“枣塔”，做法是，把面擀成一个圆形饼做底， 四周放上红枣，圆饼一层比一层小，中间夹着红枣摞成塔型，塔尖是一颗枣。供桌是陈旧的红木“八仙桌”，上面摆着竹制的祖先贡牌，写着各位祖先名字。我那时尚小，不懂得记下祖先的名字。贡牌前整齐地摆着贡品。除夕拜祖祭祖，全家人都换上新衣服，围在供桌前。仪式是“三磕六拜”。我在家没有做过拜祖，老伯老婶临时指导着。双手合掌三鞠躬，跪在地上向祖先磕头，站起来再三鞠躬，然后给奶奶等长辈磕头拜年。老婶代表奶奶给我们每人一个拜年“红包”。 祭祖之后出去放炮，回来吃除夕团圆饭。奶奶在世时，每年除夕都要祭祖拜祖，成了惯例。
我们接触的老王家唯一的祖辈只有奶奶。我见奶奶两次。第一次是十二岁和哥哥到天津过年，我们俩是奶奶的长孙和次孙。奶奶传统观念很重， 重男轻女。我们去奶奶家，本应该很热情，但她不冷不热，不闻不问，从不问我们家的情况，也不和我们聊天。我回通县后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母亲。娘说，以后咱们再也不去了。学生期间我们很少再去天津。第二次是1969年我作为凉城知青演讲团到塘沽，老伯接我到他们家，奶奶已是老态龙钟，晚饭后，我和老伯老婶聊天，奶奶自己上楼睡觉了。
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是“仁义、仁爱”，但几千年来只限于书本和理论，在行为上很难找到。我们的社会讲权势多于爱心。这是因为传统文化有优劣之分，汉代以后，历代皇朝利用传统文化“劣”的部分实现对人民的统治。例如出自西周《周礼》的“三从四德”，上升到全国统一的对妇女的道德规范，而且深入到所有百姓之家，所有的民众之中。“三从”即，未嫁从父， 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保持贞操，不嫁二夫，毫无人权。“四德”即， 妇德（品德端正），妇言（言辞恰当），妇容（端庄稳重），妇工（相夫教子）。延续几千年的“劣文化”，统治中国百姓，敢于违抗者便是大逆不道。直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才从理论上、制度上予以否定，但在民众中依然延续着。
奶奶前半生富足而不受罪，生下两男四女，即我父王恒悦和老伯王恒怡。四女即四个姑妈。大姑婚后住在祖先遗留下的和平区桂林路进德里1号， 那是一座二层小洋楼。大姑夫妇去世后，奶奶和老伯一家住进这座小洋楼。三、四姑妈因难产而离世。二姑妈婚姻不幸。她生前曾对我大姐说，婚前不知道婆家情况，嫁到婆家后才知丈夫是个病人，他们家想以婚姻“充喜”。最终，未因“喜”而活，反而病世了。解放初期，二姑妈在铝制品厂招工当了工人，也有再婚可能。但遭到传统的“不嫁二夫”的阻挠。此后再未婚， 抚养了我大姐。老年与大姐在北京共同生活。
祖先在天津遗产还有二十多间房子，文革被没收充公，由房管局管理， 租借给居民。文革结束后，七十年代末期，落实政策，房产归还。我爸爸到天津处理这些房产。但天津那些居民不退房也不付房租，因急于处理房产， 拜托房管局等政府部门帮助协调。天津地方观念很重，照顾本地居民。最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卖给住户居民，还用卖房款酬谢了政府官员。回通县时只带回了1400元，就算了结此事，也结束了祖先资产。我家历史上由朝廷地方官员到民国经商，最终败落。代表了中国封建家庭的兴衰史。奶奶经历了这个封建家庭后期的兴衰。封建社会结束，但遗留的封建思想却延续着，在奶奶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一件生活小事可窥见一斑。爷爷去世后，家境拮据，不宽裕，常常依靠典当过日子。但过惯了富足生活的奶奶，吃饭时依然摆谱，午餐晚餐必须四菜。为了应付她，往往以一盘咸菜充当，凑足四菜。这些事是我娘回忆诉说的。
奶奶待人刻薄，尤其是对我母亲。我们全家人都不喜欢她。中国人的劣根性表现在为人冷淡、猜忌、刻薄、粗野甚至残暴，这些表现在奶奶的行为里，她一旦形成成见，他人绝无改变之力。如同《红楼梦》的贾母，有绝对权威，儿女及一切家人必须尊崇她的权威。娘生前诉说，奶奶重男轻女， 盼望有孙子。但让她失望的是，婚后一、二、三胎都是孙女。奶奶由此不喜欢媳妇，总是阴沉着脸，处处找茬责备、数落。我娘邢玉华，出生在天津静海县，是富足家庭出身，从不受欺侮。童年时姥姥依照传统习俗，给娘裹小脚，但遭到娘的反抗，家里只好放弃了。从这些事情看，娘是不容欺负的。嫁到王家，我爸最关心的是看新娘的脚，看到是大脚才放心了。在那个年代，女人嫁到婆家，传统世俗“三从四德”要求媳妇忍受一切。婆婆若对媳妇恶毒，儿子必须孝敬遵从母亲。奶奶作威作福惯了，无人敢于反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娘绝望了，准备自绝于世。有一次，奶奶因病需要请医生，娘借机出去，想买鸦片吞服自杀。可巧的是，在忙乱中竟然丢了钱，神奇的命运保住了我们这一家。
七十年代，奶奶福寿到了，睡了一宿，第二天不声不响，离世而去。耶稣临死时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封建遗老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确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还有一件神奇的事，解放前夕，我爸爸与人合伙的公司炒股票，如果成功，将有一笔资本，解放后的成分将定为“资本家”。在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年代，我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但是，股票失败，全赔了，公司倒闭。我们家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迎来了解放。共产党接管天津，举办财务培训班，我爸爸报考，结业后分配到通州。我们家的阶级成分定为“贫民”。从此，我们离开天津，躲开奶奶对我们的封建歧视，开始了我们一家全新的社会主义生活。我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幸亏解放了，共产党挽救了我们一家。”
王磊，1947年出生，5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1968年从北京通州潞河中学赴内蒙凉城插队。此后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先后在《乌兰察布日报》社、《北京民政报》社任编辑记者和总编、社长等职务，写作新闻、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等百余万字。长期深入基层，关注百姓命运，歌颂改革功臣，揭示社会问题，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支持和领导的重视。倡导并擅长以散文笔法写作报告文学和新闻。曾获得30多个内蒙古、华北地区和全国的新闻奖项。
刘康达，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通州区文化馆正高级研究馆员（退休）。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创作《运河人》《共和国赤子》《扫雷英雄杜富国》等广播剧作近30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5项、中国和国际各种奖项20余项。出版130万字的《刘康达剧作集》。获北京市“劳模”称号，个人传略被辑入《中国戏剧家大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