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广播剧作家刘康达由衷推荐：
《岁月悠悠——王磊回忆录和作品集》是一位共和国同龄人的人生记录和时代写真。此书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王磊作为老知青和资深报人、学者阅历非常丰富，文章涉及门类广泛,内容厚重；是因为他那质朴优美的散文笔法，十分鲜活细腻，情趣盎然；更是因为他那深沉的“仁者爱人”情怀和鲜明坚定的百姓立场，使字里行间洋溢出扑面而来的“人味”。王磊是在身患癌症后抱病完成此书的，就为把自己亲历的时代和人生经验告诉后人。他这位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生命凝结成文字，以表达对亲友、对晚辈、对家乡、对祖国的挚爱,尤其难能可敬！
《岁月悠悠——王磊回忆录和作品集》
纺车声声
作者：王磊
算起来，总有五十多年、将近六十年了，我在少年时代听到的“嗡嗡”“吱扭”的纺车声早已成为历史，但在我心中，还时常想起纺车那“嗡嗡”的声音。那是初中时，我家以纺石棉为主要家庭副业，娘纺石棉的“嗡嗡”声常常伴随着我做作业和睡觉。
离开天津来到通州，生活条件艰苦多了。但我家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娘不再看婆婆的脸色， 逃脱了封建歧视。娘是没有文化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但是个聪明人，喜欢接受新事物，思路清晰，善于说理，吃苦耐劳。五十年代初，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们看到的是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新社会是他们的希望。娘喜欢评剧《刘巧儿》《小二黑结婚》。我们离249炮校不远，东边广场上常放映露天电影，娘带我们看电影《白毛女》， 经常批评旧社会。解放初期，共产党提高人们的 文化水平，开展大规模的“扫盲”（普及文化运动），娘积极报名参加。每天去听课，回家十分认真地一笔一划写字。她为每天学到新的字而高兴。学习结束时，娘评为优秀学员，还获得几个写字本的奖励。我记得清楚的一件事。当时，社会上传说从哪个庙、哪棵树下取一点土，就能治百病。娘听说后绝对不信，向邻居们批评说“这是迷信”。
娘对我们的教育严格，要我们学会做人，做事情要考虑对方；要帮助有困难的人；对人要礼貌，不许打人骂人；勤俭节约，不许浪费；讲究卫生， 东西不许乱放。我们子女受娘的影响很大。娘处理事情胆大心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革时有一家人被红卫兵抄家，露天住在街道边。在红卫兵打砸抢的年代，谁敢同情地富家庭？娘是居委会副主任，竟敢管这事儿，她与主任商量，给这家人找了临时居住的地方。娘不怕事，处理事情机智。我们班红卫兵准备抄我的家，他们派人到居委会了解我们家的阶级成分。正巧我娘在居委会，接待了他们。娘不露声色，说：“我带你们去王磊那个家庭，你们去看看。解放前他们家就穷，现在也不富裕。”娘拉着他们非要去看。红卫兵听了，忙说不去了。红卫兵走后，为防万一，娘把书架上的旧书《青春之歌》《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我们喜欢的书全烧了。
娘是个勤快的人，也不墨守成规。我们居住的中山大街103号是个大杂院儿，娘不喜欢住户多的院子，四处寻找打听，在中山大街东边找到了汤家胡同。这是一条宽大的胡同，向北一百多米就到头了，是死胡同，几乎没有行人。我们住的院子是里外院，进院门是外院，向左是里院，中间一道墙隔开里外院，墙中间有个圆形通道门。里院是房主，一位独身女人。我们住在外院，很宽敞。两个宽大的院子只有我们家和房主，清净不杂乱。房子坐北朝南，大开间，显得很宽大。在这里我们度过了童年到少年最快乐难忘的时期。
到汤家胡同以后，我家已是八口人之家了，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拮据而艰难。娘想方设法改变生活。有汤家胡同宽敞条件，我们在院子养鸡，娘每天都给鸡剁菜，加一点玉米面拌成饲料，天黑前，我们用手抓着饲料喂饱母鸡。如同农村，自给自足，不用买鸡蛋。养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依靠爸爸在土产公司上班的便利，制作一批兔笼，开始养兔，有安哥拉、塔兔、长毛兔等品种。养大了直接卖给土产公司。最多时养了几十只兔子。我们帮助喂饲料，清扫兔笼。每天都有活干，闲不住。后来，一次偶然变故，兔子患了皮肤病，怎么治疗也无效，被迫停止了这个副业。
解放初期，通县专区属于河北省，辖河北东八县，如蓟县、三河、香河等，1954年固安、大厂也划归通县专区 。1958年3月7日通县等几个县划归北京市。在行政区划变动期间，我父亲调到固安。娘是个有主见的人，决定我们家留京城，不跟随去固安，这就造成分居两地，每月的生活费更紧张了。我们兄弟姐妹多，都在上学，每学期的学费需要二十多元，是一笔大支出。小学六年级时，班主任对收学费毫不客气。有一年，我家没有凑到学费，我每天到学校都提心吊胆，怕见老师。早上晨检，班主任让没交学费的学生站起来，一个个问，什么时候交。我回家说这些尴尬的事，娘听了，很着急， 东拼西凑，我才交了学费。
为了顺利交学费，必须有额外收入。当年，搞家庭副业几乎遍及每个家庭，糊信封，糊火柴盒，女同学拆手套等等。我娘选择了糊火柴盒。火柴盒分两部分，中间放火柴的小盒，我们称“小底”；外包的称为“大底”。价钱十分便宜，糊一百个挣一块钱。难度也不小，糊不好，晾干后翘起来， 小盒装不进去，费工费力，浪费材料。我们全家动手，人人都糊。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糊火柴盒。我负责糊小底，每次糊一百个，完成了才能做作业。娘很能干，自己操劳，糊好一千个，捆绑得方方正正，去上交，挣到钱，再领回原材料，继续糊。寒暑假，我们全家人一起糊火柴盒，兄弟姐妹说说笑笑，边干活儿，边说笑，生活得很愉快。这项副业价钱虽然低廉，但解决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学费、书本费。我家的生活也改善了许多，每月娘还给我们买点心，最常买的是桃酥。全家人吃桃酥，像过节一样快乐。喜欢桃酥，一直影响到我老年。我们还用零钱买冰棍儿，普通的3分钱一根，奶油、红豆、绿豆的5分钱一根。能吃到冰棍儿，就是享受呢。
大概是1960年吧，通县消防局扩建需要占地，我们租住的院子拆迁，我家搬到了四员厅，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地方。
四员厅在历史上是管理通州仓储的重地。通州是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漕运终点，自古以来南粮北调，所以通州建有四座国仓，中仓、西仓、东仓和南仓。四员厅北邻西仓，西近后南仓，东临中仓，位于四仓的中心。明朝洪武年间，在四员厅这个地方设立尚书府，朝廷户部尚书在此管理漕运和仓储。清兵入京，把尚书府改成总兵府。康熙年间将此地改建仓场总督衙署。建有一座恢宏轩敞、装饰华丽的理事厅。每年漕运期间，户部派总督侍郎满汉各一名与督察院的巡仓御史满汉各一名，四名朝廷官员在这里检查商议仓储事宜。因为四名朝廷官员，这个理事厅俗称“四员厅”。
民国时期“四员厅”荒废了，日本侵华战争，这里变成了日军坟地，有高级军官墓碑，种了许多松柏树。我们常到树林去玩。
娘是个精明人，不断寻找副业，从街道打听到纺石棉挣钱多。于是， 开始全力学纺石棉。石棉是防火材料，用来编织防火用品，消防部门大量需要。纺石棉不同于纺线，常常断线。石棉是把棉花掺杂在一种石粉中，必须把石粉纺进去。这是一种技术，需要耐心学，掌握了就会纺得快。
娘学得很快，纺得又快又好。纺车也变换过几个地方，最初在家里纺。夜晚，纺车放在外屋，娘坐在一块圆形的蒲团上，双腿盘着，左手摇着纺车，发出“嗡嗡”的响声；右手拿着石棉，每拉成一条线，左手就倒摇一下，发出“吱扭”的声音，把线缠绕到棉穗上。我和弟弟睡在外屋，睡意朦胧中，听着纺车不断重复着“嗡嗡”、“吱扭”交替的声音，似乎哼着无穷无尽的乐曲……
有一次夜晚，我睡了一觉醒来，纺车“嗡嗡”的声音还在响着，我睁眼看见娘的头发、脸上都是石棉飞出的棉絮，看着娘消瘦的脸，我有些心酸， 劝着娘说：“您快睡觉吧，明天还要干呢！”
娘头也不抬：“我不困，把这点活儿干完，明天要交活呢。”
我知道，娘拿定的主意别人说不动的。
离四员厅不远的三官庙，有一处纺石棉的人集中的地方，有几十个纺车，大家集体在这里纺石棉。我们家也在这里。
三官庙非同小可，通州历史上著名的地方。据通州历史记载，道教于明代1516年春在这里建庙，“三官”即尧管天，舜管地，禹管水。义和团曾在三官庙演习操练，杀过洋教士。八国联军侵占通州后，1900年9月5日，他们烧杀三官庙。当时，有29名义和团妇女，为避洋人之辱，英勇壮烈，同投一井而死。为纪念英烈，1919 年民国重建三官庙，形成了民居胡同。引起红学争论的李希凡出生在这里。（1987年因建公路技校政府将三官庙拆除，只留下了街道名称。）
在三官庙娘教会了我们纺石棉，星期日二姐和弟妹轮换着帮助娘。纺好的线穗拿回家，晚上娘做合股，就是把单线合成双线，让我双手扩起线股， 她拉着线头，缠在工字线拐上。做好的成品线拧成一把一把，上交给管事的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石棉吸到肺里，不免患病。娘累得整个冬天咳嗽，但从来不去看病。夜里咳嗽得睡不着，吃几片桔子……这都是我亲眼见到的。
纺车声声，我们家的生活改善了，娘却损坏了身子。为了这个家，为了培养孩子成人，娘以一生奉献给子女。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位伟大的母亲。
此文祭奠我的母亲！
王磊，1947年出生，5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1968年从北京通州潞河中学赴内蒙凉城插队。此后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先后在《乌兰察布日报》社、《北京民政报》社任编辑记者和总编、社长等职务，写作新闻、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等百余万字。长期深入基层，关注百姓命运，歌颂改革功臣，揭示社会问题，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支持和领导的重视。倡导并擅长以散文笔法写作报告文学和新闻。曾获得30多个内蒙古、华北地区和全国的新闻奖项。
刘康达，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通州区文化馆正高级研究馆员（退休）。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创作《运河人》《共和国赤子》《扫雷英雄杜富国》等广播剧作近30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5项、中国和国际各种奖项20余项。出版130万字的《刘康达剧作集》。获北京市“劳模”称号，个人传略被辑入《中国戏剧家大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