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沙城中学建校70周年的征文通知，立刻激起了我对件件往事的回忆，岁月虽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但五十多年前我在沙城中学读书学习的情景犹如昨日一般，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71年3月初，我从沙城铁小（建校之初是小学，后扩建增加了初中班）初中毕业后，与我的同学一同来到了沙城中学高中学习。当时我们这届初中毕业生不须填报理想志愿，也不用考试，所有毕业生全部“一锅端”地走进了沙城中学。我们这届沙中高中生，除了我们来自沙城铁小的近百名初中毕业生外，其余均来自我县榆林屯、古家窑、土木、狼山、北辛堡、窑子头等公社的乡村中学，由此组建了沙城中学高中72届。当时正值“文革”中期，全国上下到处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突出“政治挂帅”为中心，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斗批改”运动。在这处处充满激情的火红年代里，我们这一届新生也充满了神秘色彩，当时学校不是以72届某某班排序编班，而是按照军队连排序列为编制。年级为连，班级为排，因在我们入校前，学校已有了四连、五连两个年级的学生，所以我们这届新生顺理成章地按序排为了六连。当时我们六连一共招收了300多名新生，分成了六个班，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将六个班级改成了六个排，我被分到了六连二排。当时的排长也就是今天的班长是由古家窑公社艾家堡村的赵玉斌同学担任，连长理所当然地由德高望重的资深老师担任，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年级主任。我依稀记得，六连连长是宋红尊老师，她不仅是我们六连连长，而且还是我们的政治课老师。我的班主任是数学课王艾老师，化学课是刘聘荣老师，语文课是王肃岐老师，物理课是一位四十岁出头的男性张老师，因时间久远，张老师的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感到有些遗憾。外语（俄语）课是袁昌荣老师，体育课是乔宗、刘德福二位老师。这种连排编制一直保持到了我们临近高中毕业，才恢复了72届14班，但大家还没适应过来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学校，因此同学们对14班的概念极为陌生。时至今日，同学们聚会相逢，仍还以当时的连排相称，感到极为亲切友好。
当时放寒假为毕业升学时间，所以我们入学报到时间也就是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去沙中报到的第一天，当我走进宽敞明亮的教室后，不知是谁提前用彩色粉笔画好了一幅黑板报，一条写有“春风送来新战友、朵朵都是向阳花”的标语在画有蓝天白云和绿叶鲜花的陪衬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都难以忘怀。
开学后也和我们现在一样，首先进行为期两周的紧张军训，与现在不同的是，军训教官不是现役军人，而是由地方武装部选拔一些优秀退役军人来担任。军训内容要比现在复杂了许多，除稍息立正、左右转体、军姿队列外，还有投弹、刺杀、匍匐前进等一些战时训练科目。军训生活虽枯燥无味，艰辛劳累，但同学们从早到晚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严格要求，刻苦训练，没有一句怨言。为了让同学们尽快熟练掌握刺杀军事动作，军训教官根据自己多年的切身体会，将刺杀动作要领编成了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岁月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但当初军训教官总结出的“虎口下压四指挑、抛枪转体出左脚”的顺口溜，至今还在我们脑海里回荡缭绕，念念不忘。
军训结束后，我们就转入了文化知识的学习。那时正值“文革”中期，由于受“左”倾思想及无政府状态的影响，学校仍处于复课闹革命状态，老师学生多以闹革命为主，刚刚结束了限制人身自由又重返教学讲坛的教师们仍心有余悸，战战兢兢。那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不是搞防修反修的反腐蚀教育，就是搞忆苦思甜等教育活动。在我们刚入学时，就听到了上一届有几个男同学，由于好奇心理，悄悄躲藏在男生宿舍里偷听境外广播，被老师发现后，立即在全校师生中开展了为期半年时间的“反腐蚀”教育活动。这几名学生每天到校后不是写思想汇报，就是写书面检查，一天到晚没完没了。其他学生每天也都要写出“重磅性”的批判发言稿，无休止地开展帮教批判。发言稿不仅措词激烈，而且还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将几名刚刚步入中学校园而又涉世不深的中学生搞得灰头土脸，苦不堪言。
高中的学习生活和初中时相比略微显得有些紧张，因初中为半日制，高中为全日制，所以一时有些难以接受适应。那时晚上基本没有晚自习，星期日照例休息，平时也无周考月考活动。虽增加了期中、期末考试，但考试内容比较简单，既不公布考试成绩，也不排列名次，更不影响升学毕业。那时更无高考大学一说，高中毕业后，无论是城镇籍的学生，还是农村的学生，全部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那时学校建有校办农场和校办工厂各一处，为学生学工学农提供了保障条件。每学期学生们不得少于30天时间到校办农场、校办工厂进行停课学工学农活动。校办工厂建在校园西南角处，占地约有两个篮球场面积大，设有印刷、铸造、制蜡、钳工、木工、模型工、机电维修等车间，每学期各班停课15天，分期分批轮流到校办工厂参加学工实践活动。校办农场建于原怀来城旧址处（现已改为卧牛山风景旅游区），距沙城中学约有50多华里，每年从春天到秋天，学生们自带被褥行李，排着整齐队伍，一路高歌徒步来到校办农场，开始了一年的春耕夏管秋收等田间劳作。学农和学工的时间基本一样，每期15天。除此之外，每年的暑秋假，学校还要组织学生到洋河大渠水利工地、新保安等村参加一些抢种抢收等农活。这样细算下来，一学期真正用于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实在不多。而在当时极“左”舆论导向的宣传影响下，教师认真备课教课视为走白专道路，学生认真学习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并把考试中交白卷的张铁生树为敢于反潮流的时代英雄。因此，教师也无心思认真备课教课，学生更无心思学习。就这样，我和我的同学们在沙城中学又稀里糊涂地“混”了两年，名为高中生，其实际文化水平连小学都不如。1973年1月12日，我和我的同学终于结束了在沙城中学的两年高中学习，走出了校门，开启了社会生活。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教育制度后，由于我们这届学生知识贫乏，基础薄弱，只有不足百分之四的同学考取了大学，这些同学不仅圆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梦，而且也成为了我和同学们的崇拜羡慕者，令我激动万分，赞叹不已。
由于历史等原因，我们这届学生大多都失去了走进大学的机会，但我们走向社会后仍然自强不息，奋起直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自学成才，并做出了卓越成绩。先后有李成刚、张金亿、解铁良、朱墨康、刘向阳等十几名同学走到了县处级领导岗位，挑起了历史的重任。更有甚者，还有的同学走到了厅局级领导岗位，成为了我们这届同学的佼佼者。
1992年9月，沙城中学迎来了建校40周年并隆重地举办了校庆等活动。我有幸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母校，见了到我的班主任王艾及各科任课老师，他们大多都已退休，除王艾老师腿脚行走有些不便外，其他几位老师身体状况及精神状态都很良好。在此我也衷心感谢各位恩师对我的辛勤教育及帮助，并祝愿各位恩师身体健康，晚年生活幸福愉快。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不知不觉我们离开沙城中学已有半个多世纪，当初我们风华正茂的学生如今已是满头银发、年近古稀，但在母校和老师面前，我们永远还是一名长不大的孩子，永远还有学不完的知识。
1992年9月，作者（时年37岁）参加沙城中学建校40周年校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