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办“年货”，是过年的重头大戏。尽管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我们刚刚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大家的生活还不太富裕，可过年的心情和年货的采购，还是胡同里百姓过年的一件大事。

      买肉，这是第一的。

      六十年代北京的猪肉好像还不要肉票，可以随便买。但那“真金白银”可是要掏出的啊！一起来算个账：那会儿我姐姐刚刚参加工作当学徒工，月工资就是十六七块钱，一斤猪肉好像是九毛五，将近一块钱，既使随便吃，咱那点收入在当时也就能换十几斤猪肉。所以这肉只能在过年的时候适当多买点。

      记得那年年前，家里要买两只小柴鸡，母亲想做“小鸡炖蘑菇”和“凉拌鸡丝”。胡同附近的几个副食商店根本不进货。

      父亲上班路过位于西单北大街的西单菜市场，就带着我去买，而后他再去上班。菜市场早晨7点开门，我们走到那儿离开门还有一刻钟，见到的是黑压压的一片不怕冷的人群早站在菜市场门口了，有的挎着篮子，有的提着网兜，这群人都摆出购买“年货”的架势。

      菜市场的大门准时开启。采购“年货”的人们蜂拥而至，都抢先站到要买的年货柜台之前，焦急等待着“幸福”的一刻降临。那时柜台里的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可一个小时后，一扫而光的柜台是那样的安静。

      那个年代排队买“年货”不要什么票，只要您肯花钱或有时间去排队就行。

      采购“年货”的人们在菜市场里喊着、嚷着，从这头走到那头，从南边的柜台走到北边的柜台，整个菜市场内人声鼎沸，我真怕那个混凝土的大屋顶被这里面的喊叫声给掀起来。

      那天8点多，我提着两只冻得硬邦邦的小柴鸡和两条各有一斤左右的黄花鱼回到家里，干活的母亲看到后问问价钱，还是有些喜上眉梢的。

      下午，风后的院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温度开始回升。

      “粮店来花生了，每人半斤。”院里黄大妈热情地把这可靠的消息告诉每家。记得六七十年代，花生也不是随时能买到的，只有到了过年前，凭粮本按上边的人口才能买回几斤带皮的花生和葵花籽。

      花生买回家，“抠门”的母亲给我们几个孩子每人抓了一小把，就“藏”起来了。说“得到了过年那几天，放在盘里摆在桌儿上，迎接拜年的客人。”馋嘴的我们即使再不高兴，也不敢多说些什么。

      姐姐是个孝顺人，每逢过年都要从工作的地方，往家里买回一挂猪的“下水”（就是猪的内脏）。当然我们会跟着沾光了！

      那年腊月很冷，姐姐买回的“下水”，用纸包上，再拿纸绳捆好，放在篮子里就挂在南屋外的面墙上。

      有一天早晨，母亲突然发现那篮子里的纸张着口，小西北风一吹，还哗哗的直响。傍晚叫下班回家的父亲蹬着凳子摘下那带着斤两的篮子，母亲伸手接篮子，一看放在篮子最上面的，一大半截冻着的生猪肝“不翼而飞”了。我们猜测着可能是贪吃的野猫，闻到了“年货”的香味，趁着寂静的深夜，偷偷品尝了我们的“年货”。母亲不高兴地责怪父亲没有把年货放好。但是不管怎样，那本来可怜的猫猫却提前过年了。

      那个时候不论哪家买来的年货，在胡同或在院子里，大家好像都要“过一下目”。这像是习惯、还像是什么，当时不知道。现在我想这可能是大家的亲情吧！

      稍微长大点的我，置办些家里的小年货，我会跑的很快。

      有人告诉母亲：“过年每人二两芝麻酱，得拿着副食本去买。”

      我放下手中的作业，从碗柜里拿出一个差不多大的搪瓷碗，“颠颠”（指走或者蹦跳着）的直奔副食商店。

      回来的路上，我端着芝麻酱碗，心想这可是自己品尝的好机会。

      当时自己都不嫌我那个刚玩儿了弹球，还没来得及洗的手指头上沾着多少尘土，一手指头伸进碗里，蘸上麻酱就往嘴里塞。“好香啊！”我自言自语着。

      稠糊的麻酱好像糊住了舌头，我还是忍不住香气的诱惑，大口大口吃了几“手指头”。

      等到了家，我肚子里已经有麻酱垫底，不再嚷嚷着饿了。

      母亲看着我端回的麻酱碗，总觉得这回怎么给的不够分量，她“颠得dei”（土话是想的意思）着问我：“这回给的分量不足啊？”

      我自知是在路上“偷着”吃了几大口，母亲这一问我还真的有点心虚了，不知说啥是好。

      过了年，在说别的事时母亲告诉我：“那天回来我还看到你嘴角边上挂着芝麻酱的痕迹呢，我就没有多说什么。”啊！我惊讶起来，母亲说的我心里直打颤。

……

      过年是美好的，回想起来充满了乐趣。那时置办年货的美好记忆也是永远的！

      202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