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腊八”儿，人们逐渐忙碌起来，收拾屋子，采办“年货”，设计过年的方案。老哥老姐们不时“报怨”： “日子越过越好，年味儿却越来越淡了”。

大家分析原因：一是工作紧张，一些单位过年要加班、值班；二是单身的多，大儿大女不婚不恋；三是孩子少，不热闹；四是交通拥挤，“春运”车票难买；五是“春晚”越来越闹，也越来越水了，等等。建议放长假、多发钱、鞭炮解禁、增开火车、“春晚”多搞笑少说教……

在我看来，这些法子都用上，传统的年味儿也很难再现了；因为许多条件都变了----

一、不再盼着吃了。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儿’就是年……二十五，买豆腐；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杀公鸡……”这首儿歌流传了很多年。

说实话，在“改开”以前，许多家庭人多钱少，再加上交通、物流不便，平时就是粗茶淡饭；只有过年过节、婚丧嫁娶、亲戚串门、求人办事，才做些差样的饭菜，改善改善生活。

在“计划”年代，煤矿工人属于高工资、高福利；即便如此，一日三餐，也是缺油少肉，男女老少，普通体形消瘦，面有菜色。

那时候的胎儿，平均五六斤。我家有个亲戚，出生八斤重，轰动周边，小名就叫“八斤子”。那时候相对象，都喜欢挑白白胖胖的；“骨感”不受待见，不肉乎、不福态。

人一穷，节就少。一年主要过“三大节” --春节、五月节（端午）、八月节；五一、十一、元旦，就那么回事儿；平安夜、情人节、女神节、光棍节、购物节之类，连听都没听说过。

我在矿区生活了二十多年，除了经济富裕的人家，给父母办“66”寿宴，其他的人很少过生日。父母过“66”，通常是由“姑奶奶”们（对女性的尊称）凑份子，在自家操办酒席，很少有下馆子的。

人越饿，食欲就越强，吃起来没够，如果不人拦着，很容易撑坏、甚至撑死。

井下有一种事故，俗称“住里屋”；采煤的巷道“冒顶”了；（“冒顶”，巷道顶上的杂物塌落），将一些矿工困在里头；有时一堵就是三五天。

营救人员挖通巷道，要把被困矿工绑在担架上，蒙住两眼，开始几天只喂米汤，然后喂“半流食”，肠胃恢复正常，才能解开手脚，自己进食。如若不然，眼睛会被光线晃坏，甚至被撑破肠胃。

现在的父母长辈，哄着捧着，让孩子多吃。我们小时相反，拦着挡着，怕孩子多吃。有了“寒介物”（罕见物）；不是锁在柜子里，就是吊在高处，小孩儿轻易吃不到。

为了节省食物，长辈们甚至吓唬小孩儿；比如说，油，尤其是香油，不能多吃，吃多了脚底打滑，容易摔跟头；吃粉条要细嚼慢咽，不能提里秃噜，不然到肚子里变成蛔虫；小孩儿不能吃鱼籽，吃了算不清数字；不能吃猪尾巴，吃了老摇头……

平时吃饭，只能夹自己面前的菜，不能过界夹别人跟前的菜；夹菜要从上往下，逐层地夹，俗称“骑马夹”，不能从下往上翻，俗称“抬轿夹”，更不能掏洞，或者来回拨拉。

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或者请木匠、瓦匠，小孩不仅不能上桌，而且连围观都不行，统统被轰到外面，直到客人吃完，才能回来吃饭。我们戏称吃“狗儿剩”。

我们小时候盼过年，主要是嘴馋，想坐坐实实地吃几顿大鱼大肉、好米好面。

当年的矿区管这种吃法儿，叫“爆撮”；形象又贴切。“爆”，形象场面，大鱼大肉、七碟八碗、你争我抢，那场面着实火爆；“撮”，描摹吃喝的动作，不是文质彬彬、细嚼慢咽；把爱吃的菜往跟前拉，探头伸嘴，稀里花啦，往嘴里划拉。用“郭班主”的话说，“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把肚子里的套间打开，饭菜如长江流水、风卷残云。”

“爆撮”的吃法儿，文雅点说，叫“饕鬄盛宴”；用中性的话说，叫“吃相难看“ ；用矿区粗俗的话说，叫“馋B大把儿捞。”

老实说，没挨过饿的人，很难体会美食的诱惑；很难体会“爆撮”后的快乐。“口福”是俗人快乐的来源之一。现在生活好了，平时大鱼大肉吃得多，越过年越吃不动了；就少了许多乐趣。

二、换新装，不用等过年了。

小时候，一到“年跟儿”，小孩儿们就唱开了：“新年到，新年到。闺女要花儿；小子（男孩儿）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老‘马马儿’（妈妈的俗音，指中老年妇女）要副新裹脚……

在“改开”以前，除了结婚、出差、参加重要活动、串重要的亲戚，平常的日子，很少有谁买衣服、添新靯。一方面，没有闲钱；一方面，买布需要“布票”；另一方面，民俗纯朴；早些年，矿区崇尚劳动，工人上班，村民种地，除了正常出勤，在家也很少闲着，种山边地、养鸡、喂猪、割草、采药、割蒿子，等等。因此，在家也穿得随随便便，甚至破破烂烂。

平常日子，如果穿新衣服，并且裤线笔挺；男生衣着整齐；女生花枝招展，描眉打鬓；通常被视为不正经，没憋着好心；时常被讥笑。

我们家所在的煤矿，名列“京西八大矿”之一。可是早年间，人们的衣服不仅颜色单调、样式陈旧；而且数量很少，甚至打着补丁。

矿区人的衣服，分为两大类—便服、制服。

便服是自家裁剪，用针线手工缝制，肥肥大大、土里土气。那时候的棉布，棉线比较粗糙，结头、断股比较多；染色工艺也差事；不仅外观和手感不好，粗粗拉拉、疙里疙瘩，而且容易掉色；上衣的前后面，裤子的腿面和“里帘”，颜色深浅不一。

自制的便服，青年和中年人不爱穿，老年人和孩子穿得多；前者，上岁数了，不大要好了；后者，岁数小，没有挑挑拣拣的能力。

制服，通常分为两种。

一种是“正版”的，是服装厂的单件或者套装；通常分为“中山装”、“列宁装”、“建设装”、“青年服”等；颜色以蓝、黑、灰、绿为多。

穿“正版”制服的，通常是头头脑脑，一些年轻的经济条件好的矿工；其中穿“中山装”的，通常是科级、矿级的领导。我父亲这种普通矿工，家里人多钱少，通常在家也穿矿上的工作服。早先的工作服，上衣只有一个小明兜，胸前写着“某某煤矿”的标志。

另一种制服，是“山寨版”。自己买些布料，到裁缝铺找人裁剪，用缝纫机加工。我们矿上，只有一个公家开的裁缝铺，有两个中年女裁缝，其中一位是我班周姑娘的妈。另外，附近村里有一两家村民开的裁缝铺。

老实说，当年矿区的裁缝，通常是“半路出家”，手艺和经验都差点事儿，唯一的优势，就是价钱便宜。她们做的衣服，造价低廉，修改方便；缺点是，样式陈旧，合身的少，只能远观，不能近看。

我的第一件制服裤子，是在矿上裁缝铺做的，蓝色的厚“的卡”布；我和弟弟一人一条，是一块布料“套裁”的。为了这条新裤子，我们哥俩忙活了一秋一冬，隔三差五，上山打草、割蒿子卖钱。可是，由于裁缝的手艺“潮”，裤子横裆短，一叉腿就开线，走道都得小心。

以“改开”为界，此前，许多人是“一衣多季”，甚至补丁摞补丁；此后，是“一季多衣”，爱美的女生甚至一天换好几次衣服。

人，缺什么，就盼什么。喜欢什么，就炫耀什么；特别是孩子，不知道矜持和深沉。老早巴早，就询问今年给自己添啥衣服，然后四处嚷嚷。

街坊四邻的孩子，盼望着过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盼着添新衣、新鞋，大家互相炫耀。那些新衣服款式新、布料好、合身的孩子，会神气好长时间。

如今，买衣服、换新靯，稀松平常了，过年的气氛也随之淡化了。

三、采办“年货”乐趣淡了

我们小的时候，采办“年货”是一项重大的，需要付出很多体力、智力、时间；通常要持续一两个月，需要全家老少一齐上阵，整个过程充满兴奋感和仪式感。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疑惑：这是真的吗？

我可以负责地讲，千真万确；几种原因：一是物资紧缺，不能充足地持久地供应；二是物流不畅，远郊山区商品时有时无，烟酒、糖茶、花生、瓜子等一来货，大家紧着跑，排出很长的队；三是条块分割，各干各的，买东西往往要跑几个地方，有时地方相隔较远；四是效率慢，当时是“卖方”市场，货物不愁卖不出去，售货员是死工资，卖多卖少一个样，所以既牛气拉轰，又懒得出奇；五是手头紧张，不能一下买够了，通常要分几次采购。

凡事有弊有利。购物不便，是弊。同时，也给孩子们拉帮结伙，借着买东西，一起玩耍，就变成了利。

采办“年货”，有大宗、小宗；精神、物质等几类。买肉、买鱼、买烟、买酒等，需要鉴别商品质量和性价比，弄不好影响过年，通常由父母、哥姐出面。

年画、鞭炮、花生、瓜子等，花钱不多，可多可少，对过年影响不大，通常交给小孩子办理。

小时候，最喜欢最热闹的是“赶年集”。

离矿上较近的两处集市，一个在河北镇；一个在坨里镇。我们去得多的是坨里，一方面距离近，单程八里地，走河边更近些；一方面地形原因，从矿上去坨里，越走地势越低，从山区走向平地，心情觉得越走越开阔。

从矿上去坨里，可以坐公交车，单程一毛钱。我们却很少坐，一来省下两毛钱，可以买零食或者玩意儿；二来采办“年货”，通常要提篮、背篓，不仅上下车不方便，而且容易受白眼。

早些年，矿区的学生上半天学，作业很少，作不作也没人较劲；所以闲暇时间比较多。家属区的孩子们，时常互相拉扯着去赶集。

小孩儿表面单纯，其实心眼也挺多，知道讨价还价，也懂得小恩小惠。张三叫李四陪着赶集；李四心里愿意，嘴上去推三堵四；直到张三开出筹码：比如，买鞭炮，分给你20支；买“小人书”，先让你看；买山楂糕请你吃等等。

老实说，男女相悦，大概是人的天性。男孩儿和女孩儿，尽管身心还没发育，尽管不懂得男女之事，可是一起玩耍、一起劳动、一起赶集，彼此都非常开心，话比平时多，笑比平时脆，连走道都觉得轻松多了。

自己买“年货”，陪别人去赶集，也是当年挺开心的事情。现在买东西方便了，有些“年货”送进小区，甚至送到家里，却少了一些乐趣。

四、孩子少了。

小孩儿盼过年，-老人怕过年。

小孩儿过年，不干活，不操心，还吃好的，穿新的，点灯笼、放鞭炮，还能得“红包”，能不盼着过年吗？

老人呢，既要操心“年货”，又要操持一日三餐，还得和亲戚朋友互相往来；早些年手头紧巴，很少给亲戚朋友专门购买礼物，通常是二舅拿来的礼物，转送给三姨；娘家送来的的礼物，转送给婆家人。

矿区送礼讲究成双，最简单的两样礼，讲究点四样，再上档次六样、八样；“果匣”（点心匣）、水果、烟、酒、糖、茶、鸡、鸭、罐头、布料，等等。总的来说，礼物多少，价钱高低，根据双方关系的远近；上次收礼的档次；是否求对方办事，等等。

以前的小孩儿喜欢串门；一是在家里呆久了，换个环境觉得新鲜；二是血缘关系，对有相同基因的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三是有好吃好喝，还能拿“红包”；四是民俗习惯，人们觉得天真的孩子，能给家里带来人气和喜气儿；小孩儿的祝福要比成人的客套灵验。

小孩儿能闹。我们小时候，家里孩子多，家长管不过来，也不认真地管，甚至鼓励孩子淘气。当时的民谚：“男孩儿淘是好的；女孩儿淘是巧的。”普遍认为，健康、活泼、爱说、爱闹的人，办事更容易成功，至少不会受欺负。

在这种风气下，小孩儿一是身体好。我们小时，甭说班级了，一个学校也没几个戴眼镜的；二是能折腾，特别是过春节，就属小孩儿闹的欢；都跟打了“鸡血”似地，一帮帮孩子又蹦又跳，上房爬树。

当时经济紧张，小孩儿放炮、放花，很少有成挂、成捆的，通常是拆散了，零星着放。为了强化快感，孩子们想出各种花样；比如，把炮埋在土里，炸起一团浓烟；把炮丢在人群脚下，吓得女生乱叫乱跳；用炮吓唬鸡狗，看它们鸡飞狗跳……

现在孩子少了，也蔫吧了；亲戚不爱理，串门不愿去，电视不想看，整天抱着手机，年味儿减淡许多。

五、闲人少了。

春节的设置，来源于传统的农耕生活，也适应了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

一来，有闲人。春节前后，正值农闲，人们大多是猫在家里，过年容易聚拢人；二来，有闲心，静久思动，憋着劲儿想热闹热闹；三来，好办事，冬天气温低，鸡鸭鱼肉好储存，可以提前准备饭菜，稍微加工就能开席了；四来，搭人脉，开春以后，有的忙着种地，有的外出作工，再聚会就不方便了。趁着过年，哥儿几个、姐儿几个好好聚聚，让关系更铁一些，往后有大事小情好张嘴。

“改开”以前，不论是村民，还是工人，都以住平房为多。这种居住方式，是开放或半开放的，私密性比较差，街坊四邻交往比较多；组织活动相对容易。

早些年，矿区春节前后，公家私人都喜欢组织文娱活动。矿上有“宣传队”，排练一些歌舞、快板、相声、“样板戏”等等，有时在俱乐部演出；有时在食堂、井口演出，吸引许多人观看。

附近各村，主要组织“花会”，常见的有“高跷会”、“少林会”、“小车会”、“吵子会”等等，几个村错开日子，互相传会。

当年的演出和“花会”，和现在“庙会”不同。它有亲近性，那些演员们，有的是熟人，有的半熟脸儿，看着很亲切。它有开放性，在广场、场院、村口、路口表演，内容和形势都不固定，你看得高兴，就可以加入其中，跟大家一起唱、跳，那种感觉是在“庙会”和剧场里没有的。

我家邻居王大爷，当时快六十岁了。在十岁左右的孩子眼里，六十岁就相当老了；那时候，老年人的标配是稳重、深沉、慈祥。有一天，某村来表演大秧歌，穿得花花绿绿，动作热烈，长长的绸带随风飘摆。

王大爷看爽了，跟旁人借了一条绸带，加入队伍扭了起来。扭秧歌，看着简明，其实也需要技巧，要会走“十字步”；要踩准鼓点儿；要顾及前后左右；动作、神态要自然舒展。王大爷，让我们大吃一惊；后来一打听，怹是“东北银”，年轻时就会扭秧歌儿，在矿上没机会展露。

“改开”以后，“农耕”文化迅速减弱，工业化、城镇化、商业化，改变了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年味儿”变淡了。

……

换个角度来看，“年味儿”变淡，恰恰说明----

经济繁荣了。想吃好的，想穿新衣，不用苦巴苦盼，非要等到过年了。还有几个人，为了蹭吃蹭喝，倒几次车，跑几十里路，去赶个“嘴”呢？

生活充实了。“农闲”看似轻松，其实内心焦燥。现在生活节奏快了，工作紧张繁忙了，这是压力也是好事儿。忙才可能多挣钱，才可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我在首钢三十多年，过年经常加班。

住房改善了。以前住平房，私密性差，街坊四邻的“边界”感较弱。春节期间，更是东串西串，对人家的家具、饭菜、孩子品头论足。赶上主人高兴、闲暇，还好办；赶上主人劳累，还得逢场作戏，也挺无奈。

文娱丰富了。以前文娱活动少，一家子几口人，围着电视看。你想看这，他想看哪，时常矫情。小孩子一个纸灯笼玩好几天，为看“花会”表演，冒着寒风跑出十几里地，为看电场在露天坐几个小时。

个性增强了。我们的父辈、祖辈，追究“大”，大家庭、大家族、大场面。过年也有炫耀人气，展示实力的意思。利的一面，对内激励成员团结、奋进，光耀门庭；对外实力，让街坊四邻不敢小看。弊的一面，强化等级观念，人一多，就得互相牵就。

我们这辈开始，家庭变小，人口减少。父母不再过多的参与儿女的生活。反应在过年上，不再强调团聚，旅游过年、在自家过年，逐渐增多；电话拜年、视频过年，也逐渐被接受了。

昨日不可追；明日未可知。活在当下，珍惜眼前；“年味儿”浓也好、淡也罢，其实并不重要。只要自己快快乐乐、家人平平安安、家庭和和美美、日子红红火火；每天都像“过年”，不就挺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