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著名文学评论家、采风网特约编委杨红霞通过网络采访了散文作家张炳吉（笔名赞杨）。张炳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执行会长，曾发表、出版了大量的散文作品。杨红霞此次采访主要围绕与散文创作有关的14个话题展开。以下是他们的问答录。

问：您的散文集（《乡关路远》《路在门外》《一路风情》）被称为“三路”。请问，“三路”散文系列是怎么形成的、三本散文集在内容上有什么不同？

答：“三路”之名是由于这三本书的书名里都带有一个“路”字，所以被文友们简称为“三路”。其实，“三路”并不是系列文集，系列文集应当是相互关联的、内容或风格上大体一致的、成组成套的文集；“三路”则不然，《乡关路远》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其内容主要是对故乡的回望、年少时的记忆等乡愁类的文章；《路在门外》是一本哲理散文集，文中的内容虽然也涉及故乡风物，但从主题上看属于以事说理类的文章；至于《一路风情》则出纯属我的采风之作，也即我游历各地的游记类的散文，与乡愁没有关系。

问：您对乡情类散文的创作非常执着，这些年来，您不仅自己您努力创作，还积极鼓励他人创作，请问，您的激情和动力来自在哪里？

答：首先是我对故乡的热爱，没有热爱就没有创作；其次，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对创作乡情类散文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和危机感。农耕文明作为人类早期的生产方式，支撑了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发展，但现在面临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重大冲击。据悉，在三十多年的城镇化进程中，全国有一万多个村庄被永远地从地图上抹去；最近十年，中国的村庄消失速度加快，平均每天有20个村庄消失，尚存的村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庄的街巷，村庄的建筑，村庄的山水，渐渐让人感到生疏，让久别故乡的人因找不到记忆中的家而悲戚；实际上，乡村消失的不仅仅是这些有形的东西，消失的更多的是我们几千年来业已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我们不能不承认原来的乡村、原来的乡土文化和农耕文明已经沉潜到历史的深处的事实。因此，我觉得留住根脉，记住乡愁，把尘封的乡村故事传给下一代，已经成为当代人、特别是当代作家的一个迫切的任务。

问：您的散文集《乡关路远》已经面世近20年了，但这些散文现在读来依然感人心扉。书中的乡情、乡谊、乡思像一颗颗留在久远记忆里的瑰丽的珍珠，被您挖掘出来后越发显得璀璨、珍贵。请问，创作这类题材的散文您有什么体会？

答：创作乡情散文如同在时光深处打捞记忆的碎片，需要用藏在心底的对故乡的挚爱唤醒那些被城市生活磨钝的感官。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就要全身心投入，比如，当键盘敲出“灶火”三个字时，鼻腔里应会嗅到柴烟的呛味；写到“石磨”时应耳闻呼呼噜噜的磨扇的转动。这种记忆的苏醒和奋力的投入，才能让文字获得穿越时空的能量。可以说，写作时我常常觉得手指不是落在键盘上，而是在触碰故乡潮湿的泥土，抚摸着故乡沧桑的老树，还有那瓦檐下的苔痕......我的文章受到一些读者的喜爱可能与我“用心写作”有很大关系吧。

问：您的乡情散文是对故乡半个世纪前的自然景物、生活场景的再现和穿越，如同人世间的漫长返照，书中所写的窗外的褚桃树、门口的老槐树、三月的梧桐花、五马山的落日、老屋老人等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您创作这些作品或者回到故乡时是怎样的心境？

我19岁离开故乡，上大学、参军、参战，后来到省直机关工作，直到退休。可以说，青年时代的我年轻气盛，满脑子理想、事业，很少顾及自己成长的故园。后来年龄渐大，豪气渐消，桑梓之情日渐浓润，回家的次数也就多了。可是，回到家里，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村落比从前扩大了好几倍，当时的老房子、老人、老树大多已经不在，石磨、电磨、马车、水车、辘轳、栲栳、风箱，还有无数的生产、生活用具早已弃之不用；村里的年轻人大多不认识我，当然我也不认识他们。我身在村里，却怅怅地感到故乡离我非常遥远，有时，我甚至卑怯地感到自己是故乡的弃儿，是难以回归的游子了。这样的感觉越是深切，我落笔故乡的文章就越多，就这样写来写去，有关故乡的文章就占了大量的篇幅。既然这类文章居多，所以在确定书名时我就选择了《乡关路远》。

问：散文写作有很强的“关我性”，您散文集中的很多文章如走夜路、打枣儿、种荞麦、栽葱、猎兔等，这些独特的个人体验，点点滴滴的细节，您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晰、真切？是什么时候有了将这些场景和细节记录下来的想法？

答：人的大脑在童年时期处于高度可塑性阶段，情感体验与记忆编码的结合尤为紧密。故乡作为我早期生活的主要场景，承载着我的安全感、亲情、友情等强烈情感，这些情感成为我记忆的“锚点”，使得相关细节（如老房子的结构、街道的走向）被深度编码。成年后，关于故乡的记忆常与归属感、怀旧情绪交织，尤其是我作为一个在异地工作、生活的人，细节回忆作为情感慰藉，反复提取强化了我记忆的清晰度。这些记忆不仅存储了物理环境信息，更承载了我对自己的起源、情感根基和文化归属的深层认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感变得更加强烈。所以，在我将近50岁时候就进入了乡情类散文的集中创作期。

问：不同于乡村牧歌式的书写风格 ，您笔下关于故乡的文字是肃穆深沉的，尤其《那村那院那人那狗》读了特别令人感伤心痛，那些与乡村相依为命的老者的离去，一些固有的乡土风物、人情也跟着一去不复返了。您认为乡村农耕文化的前景怎样？是正在重构还是将走向消亡吗？

答：我写的乡情类的散文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为背景，文中写的不是当代的农村场景。那时的农村场景现在几乎不存在了，我对失去的这些东西感到惋惜，感到痛苦，并且极力试图通过创作来留住失去的时光，所以笔调难免有些酸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逐年加快，大量的人口转移至城市；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村城市化的深入，传统的农耕文明也在消失。但农村真的会因为人口流失而消亡吗？我觉得不会。这是因为农村有它独特的价值，比如农业、自然景观和传统文化。而且，现在国家正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业，这样农村经济必然会产生新的活力，而且农村承载着粮食生产、生态维护、文化传承等城市无法替代的功能，国家通过补贴、改善基础设施、扶持特色产业等，必然会推进城乡平衡发展。另外，城市虽然发展快，但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人口压力、环境压力，所以，有些城市的人开始向往农村的生活，由城市回归农村。总之，虽然一些旧的农耕文化消失了，但是，新的农耕文化正在诞生，农耕文化不会消亡。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慰藉。

问：您的散文集中一些有关“鬼”的故事具有独特的看点，如，鬼圪针、灯笼鬼、坟地，“捉鬼”等，这些故事与故土意味很贴合，也是乡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您作为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作为一名无神论者，您对这一点是怎么理解的？在写作中又是怎么把握的？

答：我国的鬼文化在原始社会的土壤中萌生，随着历史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变异、更新的过程。鬼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认识论、心理学的依据。它一经形成，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的影响极大。要创作乡情类散文，鬼文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题材。鬼确实不存在，但鬼文化确实存在。作为源于生活的文学，创作鬼题材的作品再正常不过了。关键是作家怎么去反映、如何下笔。我觉得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创作“鬼散文”与“鬼小说”不同，要真实记录，实事求是，不能胡编乱造，尤其不能制造骇人的场景、故事；再次是不管写多少鬼的现象、鬼的故事，最后都要揭示鬼的本质，向读者澄清世上本无鬼的事实。

问：您的散文集中的《围歼黄顶菊》《墙头草》《石头下的生命》《享受黑暗》等文章的哲理色彩很浓，请问，在哲理性散文的思辨方面，您主要的思维方法或思维工具是什么？

答：哲理性散文是作者通过观察与思考，将生活哲理化的文学作品。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主要有这么几种构思方法：一是从微小处入手，如，选择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场景或事物（如一片落叶、一次偶遇），通过细腻描写揭示其深层意义。例如，从“落叶归根”的自然现象引申出“生命循环”的思考。二是用具体事物承载抽象概念，如用“老茶杯的茶渍”象征时光的沉淀；用“蜗牛爬行”隐喻坚持与耐心等。三是通过人物、事件或环境的对比制造张力。例如，繁华街角与流浪者的孤独；现代科技与人性疏离等，以突出矛盾背后的哲理。四是通过个人经历或情感体验引出哲理，避免空洞议论。例如，通过回忆母亲深夜缝衣的细节，引申出“沉默的付出比言语更有力量”等。五是从社会热点或日常矛盾中提炼哲理，如，从外卖骑手的奔波折射“效率与尊严的博弈”；从智能设备的依赖引发“自由与束缚”的思考等。

问：您写了一些隐逸类的散文，如，《九月九日访山中隐者》《永远的楸树湾》等，近些年，您栖居在赞皇大山里的“种诗草堂”写作，您是否向往回归山林的隐逸生活或者做一个当代隐士？ 

答：“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名士们遁迹山林，与鸟兽为邻，不问世事，一心“修行”，这是一种隐逸生活的表现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身隐”。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是“心隐”，即文化人并不“身隐”但对身隐生活心存向往，喜欢用文学艺术的方式予以赞美和吟咏，历史上出现的很多“隐逸诗”“隐逸文”的作者其实并未“身隐”。严格来说我属于后者。我虽然向往隐逸生活但不具备隐逸的条件，不能像六朝隐士那样隐居。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军队和地方的高层机关供职，公务繁忙，自己事业心很强，无心、无暇、无钱“隐居”。至于我现在栖居的“种诗草堂”是我长兄给人家当护林员时的一个窝棚。虽然居住条件简陋，但位居深山密林，云白泉清，环境清幽，我很喜欢，所以在我退休后经常到那里居住。

问：您的散文中使用的一些词汇读起来非常高古，如“夭矫”“杌陧”“辽敻”“山隈”“夤缘”等，这些词语为您质朴的乡野散文增添了许多旷达与精深的色彩。诸如此类的词汇您是怎么获取并熟练运用的？

答：我的散文文中的一些被你称为“高古”类的词语，我并非刻意用之，只是撰文到某处的时候信手拈来，觉得只有使用这个（类）词语才能表达我的意思。写作散文时喜欢使用这类词语是我长期学习古汉语的结果。我喜欢读古文，读古文时间长了会觉得读白话文寡淡无味，并且读的古文多了一些非常好的词语会自动存入我的大脑，这样，在我写作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从脑子里的“词语库”中调出适当的词语使用。曾有读者向我提出这类词语有些生僻，不利于大众阅读，我觉得他说的对，但是也很纠结。

问：您的散文集中的一些文章是对弱势群体的深刻反思与深情观照，如《塬上孤柳》写了一位失学女童苦难的命运；《警戒区外的雕像》写了一位20多年持续上访的老人；《人市》写了那些脖颈上挂着牌子的求职者；《西建街记事》记录了一位内心隐匿着苦痛表面却很悠闲的小贩。您能发现这形形色色的生活素材，说明您具有很强的观察力与感知力，请问，这些日常素材是如何触发您创作欲望的？

答：我觉得每一位作家都应当关注弱势群体，用文字为这些沉默的声音代言；以笔为灯，照亮这部分人前行的道路，让那些被忽视的人们重新获得尊严与希望。这是作家的使命，也是写作的初心。我出生在农村，经历过苦难，也许是年少时的心理阴影蕴育了我悲天悯人的情怀吧，我看不惯人被欺侮，同情那些无助、困难的人，以至于我在生活中或者书刊、电视、手机上看到类似的场景时就愤怒，就流泪。作家的使命、悲悯的情怀导致使我对这类现象非常敏感，一看到、听到这类的事情就想动笔，就用颤抖的文字或悲之，或叹之，让世人看到他们的苦难与坚韧、梦想与追求，为他们送去温暖与关爱，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觉得一件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要有艺术价值，更应当具有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

问：我研究发现，近些年您的散文创作风格由“回忆式”转向“采风式”，笔触由乡间转向了海岛，写了很多海岛游记类的散文，您似乎有了创作“山海志异”类文章的倾向。请问，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出现了这些转变？采风式散文与回忆式散文有何异同？

   答：2021年我正式退休后开始了我的自驾采风模式，我去了很多地方。对我触发较大的地方一个是古城老街，一个是海岛。特别是后者，四面环水，独立于世，清净幽雅，与我一向喜欢的隐居式的生活愿景非常接近。“隐山”与“隐水”，对隐者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是我喜欢海岛、游历了100多个岛屿并创作了大量的海岛散文的缘由之一。其次是目前文学界以海岛为主题的散文作品不是太多，我也想通过此举做个尝试，至于效果怎样，我考虑的不是太多。

回忆式散文以回望过去为基本形态，作者对过去的人、过去的事进行叙述和描写以成文，通常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和情感表达。它通过片段式的结构，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而是选取有代表性或有感染力的记忆片段进行叙述，这些片段可以是人物、事件、情景、心境等。触发作者回忆并创作的主观因素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变化，如，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情绪的逐渐加深、遇到不顺心的事情而情绪低落等；客观因素是作者受到某种刺激后引起回忆并创作作品，如，看到老友、老物件、老照片、有关文艺作品等勾起作者对往事的回忆。回忆式散文的作者一般不用去现场实地采风，这是因为现场可能不复存在或者改变了状态、模样。采风式散文与此不同，一般情况下是“走到哪写到哪”其运作程序一般是“去了，看了、听了、写了”文中所写的内容一般情况下是足之所到、眼之所看、耳之所闻、鼻之所嗅、脑之所想的东西，当然也有时也夹杂一些回忆、抒情、典故等。

问：近些年您在坚持散文创作的同时，创作了大量的以山居、田园为内容的绝句，并且由于这些诗极富意境美、旷逸美而广受读者喜爱。您由以散文创作为主转向以诗歌创作为主，能说明一下其中的缘由吗？

   答：一个具有文学情怀的人总善于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至于用小说、诗歌、散文还是用别的体裁，是由作者的偏好、个性以及特长所决定的。30年来，我的确一直以散文创作为主，偶尔写诗。近些年我由写文为主到写诗为主的转变，是个小故事引起的。十年前，我60多岁的长兄在赞皇的深山里护林看山，那时他孤住无聊，就把我写的一首五言绝句刻在石头上，立在陋室前以作景观。结果，夏天雨水潴积，地面塌陷，石头被埋入地下。他要挖出被我制止，我说：“权作诗种吧，也许诗种会发芽，明年我的诗情大发哩！”此后，我总是念起那块石头。果然，次年春天，我真的诗情不断，题材蜂拥，不写不快，从此我转入了以诗歌创作为主的时期。至于“种诗得诗”的原因，有人说是唯心主义，有人说是科学。

问：近几年听说您在种诗草堂读书写作，接待一些到访的文人雅客，还开展了一些文学活动，是吗？

答：前边说过，种诗草堂原来是我大哥给人护林看山时居住的小屋，我喜欢那里的幽静，经常来此居住。自从“种诗得诗”消息传出后，众说纷纭，来此探究竟者甚多，更有半信半疑者将自己的诗作写于石、埋于此，以待来年妙笔生花。这种活动被大家称为“种诗”。“种诗得诗”似乎有科学依据。巴普洛夫心理学指出，当人想象出某种结果并念念不忘、极力希望它变为现实的时候（心理强化暗示），那种本来不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有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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