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青年文学评论家远牵与作家赞杨先生（本名张炳吉）就散文创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线上交流。赞杨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执行会长，曾出版、发表过多部优秀散文作品（集）。这次对谈主要围绕乡野散文创作中的有关话题展开。以下为两人的对话录。

远牵：赞杨老师您所著的散文集《乡关路远》《路在门外》《一路风情》总称为“三路”。这个“三路”系列是怎么形成的，三本散文集在内容上有何侧重？

赞杨：“三路”之名的由来是因为这三本书的书名中都带有“路”字；“三路”其实并非系列文集，系列文集应是相互关联、内容或风格上大体一致的成套文集；“三路”则不然，《乡关路远》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其内容主要是对故乡的回望、年少时的记忆等乡情类文章；《路在门外》是一本哲理性散文集，文中的内容虽也涉及故乡风物，但从主题上属于以事说理类；至于《一路风情》则属采风之作，也即我游历各地后的游记类散文，与乡愁没有关系。

远牵：您对乡情类散文似乎有着特别执着的创作态度。这些年来，您不仅自己努力创作，还积极鼓励他人写作，您这种充满感染力的激情和动力来自哪里？

赞杨：我想首先应源于我对故乡的热爱吧，没有热爱就没有创作；其次，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对乡情类散文创作抱有很强的责任感和危机感。农耕文明作为人类早期的生产方式，支撑了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发展，但现在面临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重大冲击。据悉，自1985年至今的四十年间，中国村庄消失的速度在加快，现在，平均每天有超过100个自然村落消失，村庄消失的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尚存的村庄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庄的街巷、村庄的建筑、村庄的山水，渐渐让人感到生疏，这让久别故乡的人往往因找不到记忆中的家园而悲戚；实际上，乡村消失的不仅仅是这些有形的东西，更多消失的是我们几千年来业已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我们不能不承认原来的乡村、乡村文化和农耕文明已经沉潜到了历史深处这一事实。因此，我觉得留住根脉，记住乡愁，把尘封的乡村故事传给下一代，已经成为当代人、特别是当代作家的一个迫切任务。

远牵：《乡关路远》虽面世已近20年，但其中的许多散文篇目现在读来依然生活气息十足，且深切感人。书中的乡情、乡谊、乡思像一颗颗留在久远记忆蚌壳里的珍珠，它们被您挖掘出来后显得分外闪亮，也特别珍贵。当时在创作这类题材的散文作品时您有着怎样的创作体会？

赞杨：创作乡情类散文如同在时光深处打捞记忆的碎片，需要用心底深藏的对故乡的挚爱之情，去唤醒被城市生活磨钝了的感官。而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就要全身心投入。比如，当键盘敲出“灶火”三个字时，鼻腔里应会嗅到柴烟的呛味，写到“石磨”时应耳闻呼呼噜噜的磨扇转动。有了这种记忆的苏醒与奋力投入，才能赋予文字穿越时空的能量。可以说，写作时我常常觉得手指不是落在键盘上，而是在触碰着故乡潮湿的泥土，抚摸着故乡沧桑的老树，还有那瓦檐下的大片苔痕......我的文章受到一些读者的喜爱，也可能与我这样用“心”写作有一定关系吧。

远牵：您笔下的乡情散文是对故乡半个世纪前自然景物、生活场景的再现与穿越，也是对乡间风景的漫长返照，如书中所写的窗外的褚桃树、门口的老槐树、三月的梧桐花、五马山的落日、老屋、老人等故园事物现在已经消失不见，在创作这些作品或者在您重回故乡时，您是怎样的心境？

赞杨：我19岁离开故乡，经历上大学、参军、参战，后来到省直机关工作，直到退休。可以说，青年时代的我年轻气盛，满脑子理想、事业，很少顾及自己成长的故园。后来年龄渐长，豪气渐消，桑梓之情日渐浓润，回家的次数也就多了。可是，回到家里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了！村落比从前扩大了好几倍，当时的老房子、老人、老树大多已经不在，石磨、电磨、马车、水车、辘轳、栲栳、风箱，还有无数的生产、生活用具也早已弃之不用；村里的年轻人大多不认识我，当然我也不认识他们。我身在村里，却怅怅地感到故乡离我竟非常遥远。有时，我甚至卑怯地感到自己已经成了故乡的弃儿，是难以回归的游子了。这样的感觉越是深切，我落笔写故乡的文章就越多，这样写来写去，有关故乡的文章渐渐成了主体。既然作品以这类文章居多，所以确定书名时我就选择了《乡关路远》这个有点怅惘意味的名字。

远牵：散文写作有着很强的“关我性”，《乡关路远》中的很多文章如走夜路、打枣儿、种荞麦、栽葱、猎兔等，这些独特的个人体验，点点滴滴的细节，您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晰呢？是什么时候您有了将这些场景细节记下来的想法？

赞杨：人的大脑在童年时期具有高度可塑性，情感体验与记忆编码的结合尤为紧密。故乡作为我早期生活的主要场域，承载着我的安全感、亲情、友情等强烈情感，这些情感成了我记忆的“锚点”，使得相关细节（如老房子的结构、街道的走向等）在大脑中被深度编码。成年后，关于故乡的记忆常与归属感、怀旧情绪交织，尤其我作为一个常年在异乡战斗、工作、生活的人，细节回忆作为一种情感慰藉，在反复提取中不断强化着记忆的清晰度。这些记忆不仅存储了物理环境信息，更承载了我对自身的起源来自、情感根基和文化归属的深层认知。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情感变得愈加强烈。所以，将近50岁时我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乡情类散文的集中创作期。

远牵：不同于乡村牧歌式的书写风格 ，您笔下关于故乡的文字是肃穆深沉的，尤其《那村那院那人那狗》那篇文章虽然不长，读过后却感到一种深重的伤怀与心痛，那些与乡村相依为命的老者在离去，一些固有的乡土风物、人情也跟着一去不复返了。我要问的是：您认为今后农耕文化的前景怎样，是正在重构还是将走向消亡？

赞杨：我写的乡情类散文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为背景，笔下并不是当下的农村场景。那时的农村场景现在几乎都不存在了。我对失去的这些东西感到非常的惋惜，也感到锥心的痛苦，并且极力试图通过作品来留住那些失去的时光，所以笔调难免有些酸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逐年加快，大量人口转移至城市；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村城市化在不断深入，传统的农耕文明也在逐渐消失。至于农村真的会因为人口流失而消亡吗？我觉得不会。这是因为，农村有着它独特的价值，比如农业、自然景观和传统文化这些东西是城市里所没有的。同时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业，这样农村经济必然会产生新的活力与增长点，而且农村承载着粮食生产、生态维护、文化传承等城市无法替代的功能；国家通过补贴、改善基础设施、扶持特色产业等，必然会推进城乡平衡发展。另外，城市虽然发展快，但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人口压力、环境压力，等等；因而有些城市的人现在开始向往农村生活了，正在由城市回归农村。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现在每年百分之八十的时间住在老家（农村）。总之，虽然一些旧的农耕文化正在消失，但新的农耕文化也正在诞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迭代发生的农耕文化不会消亡。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慰藉。

远牵：《乡关路远》中与“鬼”有关的故事片断有特别吸引人的看点，如鬼圪针、灯笼鬼、坟茔地，捉鬼等，这些故事与故土紧密贴合，也是乡野文学的组成部分。赞杨老师您作为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肯定是一名无神论者，您对这一乡野特质是如何理解的，在写作中又是怎么把握的？

赞杨：中国的鬼文化是在原始社会的土壤中萌生，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变异、更新的过程。鬼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认识论、心理学的依据。它形成后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影响极大。创作这类乡野散文，鬼文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情结。“鬼”确实不存在，鬼文化却一直存在着。源于生活的文学，出现以“鬼”为题材的作品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关键是作家怎么去反映、如何下笔。我觉得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创作“鬼散文”与“鬼小说”不同，创作“鬼散文”要真实地、实事求是地记录，不能胡编乱造，尤其不能制造骇人的场景、故事；再次是不管写多少“鬼”现象“鬼”故事，最后都要揭示“鬼”的本质，向读者澄清世上本无鬼的事实，不能给读者留下任何悬念。

远牵：《围歼黄顶菊》《墙头上的草》《石头下的生命》《享受黑暗》等这些《乡关路远》中的精彩章节哲理色彩浓厚，请问赞杨老师，在哲理性散文的思辨力方面，您主要的思维方法与思维工具有哪些？

赞杨：哲理性散文是作者通过观察与思考，将现实生活加以哲理化呈现的文学作品类型。我总结了一下，我自己平时主要有这几种构思方法：一是从微小处入手，选择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场景或事物（如一片落叶、一次偶遇），通过深度思考，细腻描写，揭示其深层意义，例如从“落叶归根”的自然现象引申出对“生命循环”的思考；二是用具体事物承载抽象概念，如用“老茶杯的茶渍”象征时光的沉淀，用“蜗牛爬行”隐喻坚持与耐心等；三是通过对人物、事件或环境的对比制造张力，例如，以繁华街角与流浪者的孤独、现代科技与人性疏离等，突出矛盾背后的哲理；四是通过个人经历或情感体验引出哲理，避免空洞议论，例如，通过回忆母亲深夜缝衣的细节，引申出“沉默的付出比言语更有力量”；五是从社会热点或日常矛盾中提炼哲理，如从外卖骑手的奔波折射出“效率与尊严的博弈”，从智能设备的依赖引发“自由与束缚”的思考，等等。

远牵：我注意到，您在写作乡情类散文的同时也在写一些隐逸类散文作品，如《九月九日访山中隐者》《永远的楸树湾》等文章；另外，据闻您近年来经常栖居在赞皇大山深处的“种诗草堂”专注写作，您是否向往回归山林的隐逸生活去做一个当代隐士？

赞杨：“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其表现有多方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名士们遁迹山林，与鸟兽为邻，不问世事，一心“修行”，这种隐逸生活的表现方式，我们可称之为“身隐”；另外一种表现方式为“心隐”，即文化人并不“身隐”，但对“身隐”的生活心向往之，并喜欢用文学的方式予以赞美吟咏。历史上所出现的很多“隐逸诗”“隐逸文”，其作者也并未“身隐”。严格来说我属于后者。虽然向往隐逸生活，但我不具备隐逸的条件，不能像六朝隐士那样隐居。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军队、地方的高层机关供职，公务繁忙，自己事业心很强，故而也无心、无暇、无钱“隐居”。至于我现在栖居的“种诗草堂”，原是我长兄当护林员时的窝棚。虽然居住条件简陋，但位居深山，云白泉清，环境清幽，我很喜欢，所以在我退休后经常来此居住。

远牵：您在乡野散文的写作中使用的一些词语读来有高古之感，如“夭矫”“杌陧”“辽敻”“山隈”“夤缘”等，这些文言词语为乡野的质朴增添了旷达与精深的色彩。诸如此类的词汇您是怎么获取并熟练运用的？

赞杨：我散文中出现过的那些被您称之为“高古”的词语，并非刻意用之，只是撰文到某处时的信手拈来，觉得只有使用这一词语才能表达我的意思。写作散文时喜欢使用这类词语是我长期学习古汉语的结果。我喜读古文，读古文时间长了会觉得白话文寡淡无味，并且读古文多了一些非常好的词语会自动存入我的大脑，这样在我写作时，就会不由自主地从脑子里的“词语库”中调出适当的词语来使用。曾有读者向我提出这类词语虽然高古，但对一部分读者来说可能有些生僻，不利于大众阅读，我觉得他这样说也对。

远牵：《乡关路远》中的有些文章体现出对弱势群体的深刻反思与深切关照，如《塬上孤柳》写了一位失学女童苦难的命运；《警戒区外的雕像》写了一位20多年持续上访的老人；《人市》写了那些脖颈上挂着牌子的求职者；《西建街记事》记录了一位内心隐匿着苦痛、表面却很悠闲的小贩……这些形形色色的生活素材被你用文字真实地摄取还原，表现出了您对生活独特的观察力与感知力，这些日常素材是如何触发您创作动机的呢？

赞杨：我觉得，每一位作家都应当关注弱势群体，用文字为这些沉默的声音代言；以笔为灯，照亮这一部分人前行的道路，让那些被忽视的人群重新获得尊严与希望——这是作家的使命，也是写作的初心。我出生在农村，经历过苦难，也许是年少时的心理基础浇铸了我悲天悯人的情怀，我看不惯人被欺侮，更同情那些无助、无奈的人，以至于我在生活中或在书刊、电视、手机上看到类似的场景时就会流泪。作家的使命，悲悯的情怀致使我对这类现象非常敏感，一看到、一听到这类事情就想动笔，就想用颤抖的文字或悲之或叹之，让世人看到他们的苦难与坚韧、梦想与追求，为他们送去温暖与关爱，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觉得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要有艺术价值，更应具有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

远牵：近年您的散文创作由“回忆式”转向了“采风式”，笔触由乡野转向海岛，创作了大量海岛游记类散文作品。在我眼中，赞杨老师的散文似有 “山海志异”的创作倾向。那是什么动因促使您有了这些转变？对于在场亲历方面的记叙，采风散文与回忆散文有何不同？

    赞杨：我于2021年正式退休后，即开始了自驾采风模式，去过了很多地方。对我触发较大的，一个是古城老街，一个是海岛。特别是后者，四面环水，独立于世，清净幽雅，与我一向喜欢的隐居式生活愿景非常接近。“隐山”与“隐水”，对隐者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是我喜欢海岛、游历了100多个岛屿并深度创作海岛散文的缘由之一。其次是，目前文学界以海岛为主题的散文作品不是太多，我想通过此举做个尝试，至于效果怎样，我考虑的不是太多。

回忆散文以回望过去为基本形态，作者对过去的人、事进行叙述，描写成文，通常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是具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情感表达。它通过片段式的结构，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而是截取有代表性或有感染力的记忆片段进行叙述，这些片段可以是人物、事件、情景、心境等。触发作者回忆并创作的主观因素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变化，比如随着年龄增长思乡情绪的逐渐加深、遇到不顺心事件的情绪低落等；客观因素是作者受到某种刺激后引起回忆并创作作品，如看到老友、老物件、老照片、有关文艺作品等勾起作者对往事的回忆。回忆散文的作者一般不用去现场实地采风，这是因为现场可能已不复存在或已改变了状态样貌。采风散文与此不同，一般情况下是“走到哪写到哪”，其运作程序一般是“去了，看了、听了、写了”，文中所写一般情况下是足之所到、眼之所看、耳之所闻、鼻之所嗅、脑之所想的内容，当然有时也夹杂着一些回忆、抒情、典故等。

远牵：我知道您在坚持散文创作的同时，还创作了大量山居、田园内容的精美绝句，这些古意窈然的绝句诗极富意境美、旷逸美。由散文创作转向古体绝句，这其中有何缘由？

  赞杨：一个具有文学情怀的人是善于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情感的人，至于用小说、诗歌、散文还是用别的体裁来表达，是由作者的偏好、个性以及擅长决定的。30年来，我的确一直以散文创作为主，也偶尔写诗。近年来我由写文为主到写诗为主的转变，说起来还是由一个小故事引发的。10年前，我60多岁的长兄在赞皇深山里护林看山，孤住无聊时就把我写的一首五言绝句刻在石头上，立在了陋室前作景观。后因夏天雨水潴积，地面塌陷，石头埋入地下。他要挖出时被我制止了，我说：“权作‘诗种’吧，也许诗歌的种子能发芽，明年我会诗情大发哩！”此后我常念及那块石头。到次年春天，我还真是诗情不断，题材蜂拥，不写不快，从此，我竟进入了诗歌创作的高峰期。

远牵：近年来您的“种诗草堂”接待了一些来访的文人雅客，也在这里开展了不少文学活动，这是否也算是您以文学向故乡致敬的一种行为方式呢？

赞杨：地处山中的“种诗草堂”环境幽静，确实常有文友来访。来者中，有不少半信半疑者将自己的诗作写于石、埋于此，以期来年妙笔生花。这种活动被大家戏称为“种诗”。大家“种诗”的目的是为了“得诗”。实际上，种诗得诗是有科学依据的，不完全是戏谑。巴普洛夫心理学认为，当人念念不忘某事并极力希望它变为现实时，在强烈的心理暗示下，本来不可能出现的某种结果也有可能显化，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我相信文学也具有这样神奇的力量，我愿以文学这种神奇的力量向故乡深情致敬!同时，也非常欢迎您以及所有喜欢文学的各界朋友来我故乡的种诗草堂就地种下文学的种子！ 

远牵：谢谢赞杨老师邀请！故乡作为我们精神世界的原乡，是我们每个人一生最初的宇宙，为我们构建出了具有个人独特意义的时空主体。故乡就像一个巨大而丰盛的容器，承载着我们的复杂情感同无限回忆。从故乡的原点出发，再回到故乡，让故乡成为我们生命的栖所与心灵的归宿，这是赞杨老师散文作品的独特记取，这种记取在延展当代人的精神根性与生命风景，是一种对故乡的深情致敬！“种诗草堂”为乡野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谐合共生创造了一个新的场境与路径，再次感谢赞杨老师，期待再去 “种诗草堂”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