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统计评价

鹤壁新区坐落于美丽的淇河之畔，是新一届鹤壁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迎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而开始建设的。这里人杰地灵，是周武王开矩桥之粟，大赉天下的之地，也是《诗经》300首中反复吟唱的地方。清朝末年，一代枭雄袁世凯在这里隐居，开凿的天赉渠穿城而过，福泽大片沃野，造福四方百姓。城内沟渠纵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沟渠由直变弯，减轻河流压力，河道两岸打造成了四季风景线。这里四季长青，花团锦簇，道路宽阔，一街一景，一步一景，是很适合居住的宜居之地。

1997年，在大规模的清产核资工作基本结束后，我随同单位搬到了新区。当时，国资局成立统计评价科，与市政府清产核资办合署办公，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统计评价科和清产核资办的双重负责人，开始了国有资产经营效益的统计评价工作。

当时，市国资局局长已经换成了王孔林。王局长原来是是财政局中央企业科科长，人很瘦，却很精干。因为曾经在河南财经学院进修过两年的缘故，和我算是校友。副局长还是赵培喜，经过一场误诊风波虚惊以后，赵局长似乎更加珍惜当下的工作，干劲更加充足。四个科分别是，综合科负责人牛文灿，行政事业科副科长李梅芳，企业科负责人张宝玉，统计评价科负责人是我。

一直到了1998年4月，在参加工作12年后，我33岁，才出任鹤壁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统计评价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市政府清产核资办公室副主任，头上才有了官帽子，正式成为我们国家干部金字塔底层的最基层干部中的一员。可见，那时候在我们国家的官场，即使是大学毕业生，天之骄子，要想当上一名基层干部也是多么的不易。更是有不少老同志，头发都熬白了，到退休还是个副科级。看到现在的年轻同志，真是赶上了好时代，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科长或副处级。想想我们那时候，要在基层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还要在机关经历多年的历练锻炼，才能赢得一次一档起步的机会，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那时候统计评价科的重点在统计，就是每年要审核和汇总全市的国有资产报表，国有资产主要包括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两部分，重点在国有企业。那时，已经开始了计算机汇总，计算机汇总有一个好处，就是免去了人力，省去了算盘。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加入了审核公式，总是别马腿，总也通不过。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科内勤是侯素霞，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学计算机的，对于企业财务一窍不通。一张报表小侯改过来，懂财务的韩君再改回去，两个人争执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一张报表改到最后，早已是面目全非，这样的报表还有多少可信度，自己都觉得心虚。

对于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益如何评价，那时候似乎并没有一把统一的尺度。后来是发了两本书，汇集了全国大中小国有企业的主要统计数据，本地企业主要数据在全国平均数据之上，就是良好企业。那时候，作为全省国有资产经营效益评价的试点市，我们曾经搞了两户试点，一个是无线电四厂，一个是无线电二厂。四厂因为是军工企业，经营效益评价在全国平均数之上，所以算良好企业。二厂经营效益在全国平均数之下，所以是一般企业。带着这个成果，曾经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国有资产绩效评价试点工作推进会，在会上汇报了我们的评价结果，对全国国有资产经营改革起到了参考作用。

我记得那时我市国有企业在完成清产核资之后，已经开始着手企业改制。而企业改制说白了，就是卖掉国有资产，改制为民营企业。这个企业改制其实也是一件艰难的两难选择。不改制不行，因为很多国有企业资不抵债，效益下滑，发不出职工工资，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如果改制吧，剩余资产如何折算也是个问题。因为你如果让继任者全部作价买断，那职工的安置谁来负责，企业的债务谁来承担。所以到最后，不少企业都是零资产转让，按说这也是保证了企业职工的权益，是为了企业职工着想。但这样一来就有贱卖国有资产的嫌疑，事实上，一些继任者在得到国有企业后，并没有真正为企业职工着想，不少国企员工尤其是老弱病残职工还是下岗了。国有资产成了西游记里的唐僧肉，人人都想吃上一口，企业继任者倒是吃上了，老弱病残职工连汤都没有喝上一口，最后还得国家财政背包袱，这就是国有企业改制的悲哀。

那时候，围绕企业改制，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小马拉大车，整天门庭若市，前来汇报工作的主管部门领导和企业老总络绎不绝。这些领导来，说白了就是讨价还价，代表的也是各方利益。有代表老总自己的，有代表企业职工的，有代表金融企业的，如何摆平各方利益也让国资局领导很头疼。

我记得那时国资局经常开会，几个科长也是各抒己见，会上讨论很热烈，后来争论的结果，经营性国有资产终于一卖而光。当然，我们鹤壁是个小地市，国有企业的个头都不是很大，占用的国有资产价值不是很多，所以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国有资产的损失也不至于特别大。如果是国字号国有企业，这样的改制就要特别的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