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乡土纪实文学创作中,多数抗战题材作品习惯于聚焦正面战场、军政人物与宏大战事,山野乡村的民间抗争、布衣百姓的乱世坚守,往往被宏大历史叙事遮蔽,成为散落乡土、无人收录的空白记忆。邓乾安(浪子文清)长篇纪实小说《阆山风云》跳出传统战争文学的书写范式,立足鄂东南阆山乡土一隅,以本土先辈邓礼荣八十一载真实人生为叙事主轴,串联1937年至1993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代更迭,以质朴、克制、沉实的乡土笔触,完成了一次对民间平民抗战史、乡村变迁史、乡土人格史的深度文学打捞。
相较于宏大叙事的战争文本,《阆山风云》最珍贵的突破,是确立了布衣本位的民间叙事视角。小说主人公邓礼荣,无官职、无军功、无社会名望,只是民国阆布衣立山河,微火照乡关——论纪实小说《阆山风云》的平民叙事价值山深处一名普通农人。他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征战壮举,却在乱世洪流里,以一介布衣之身,扛起一方山村的生死安危。1937年烽火南侵,深山安宁破碎,二十五岁的邓礼荣临危担责,以乡中主事的朴素担当,统筹全村避险迁徙。在全村撤离的关键时刻,他放弃自身生路,孤身折返空村引敌避险,以一人之危,保全百十户乡邻的性命。这种选择无关荣誉、无关功名,是乡土儿女根植土地、守望同族的本能大义,也是正史鲜有记载、却最真实的民间家国情怀。
作品对乱世人性的描摹,极具温度与分寸,打破了战争叙事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模板。古祠对峙伪军的桥段,是全书人性书写的点睛之笔。面对枪口威逼,邓礼荣没有偏执于仇恨,而是洞悉乱世底层小人物身不由己的生存困境,选择宽恕放行。作者不刻意神化主角,不刻意丑化配角,真实还原了战乱年代人性的复杂与柔软:乱世之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普通人的屈服、挣扎、无奈与求生,都是时代苦难的缩影。这份克制的书写,让整部作品跳出通俗抗战小说的套路,具备了深沉的人文反思。
1938年星潭铺越狱归乡的叙事,是全书最具冲击力、最能体现乡土风骨的核心篇章。身陷敌营的邓礼荣,忍受非人奴役与屈辱,隐忍蛰伏、静观时机,联合各地被俘劳工秘密筹谋突围。暗夜奔逃、枪火追身、山路亡命,十余位苦役拼死出逃,最终唯有他一人九死一生踏回故土。他带回来的一袋粗盐,在物资断绝、山河动荡的战乱年代,是维系全村存续的救命物资。归乡之后,他不居功、不诉苦,尽数均分盐粮,默默支撑山村度过绝境。作者以冷静平实的笔墨记录生死绝境,不渲染悲情,不夸大苦难,让小人物的牺牲与担当,在质朴的文字里愈发厚重动人。
如果说前两卷是乱世风骨的集中彰显,后两卷则是乡土人格的长久沉淀。抗战胜利、山河归宁后,小说将笔墨从战火硝烟转向漫长的人间烟火。数十年和平岁月里,邓礼荣深耕乡土、敦厚处世,带领乡邻重建家园、修复乡风、和解旧怨。面对乱世遗留的恩怨纠葛,他以包容之心化解隔阂;面对琐碎的乡邻百态,他以公允之心维系乡情。历经生死劫难,他褪去锋芒、归于平凡,以“活人比死人要紧”的朴素生命哲学,贯穿一生言行。
晚年的他,见证乡村迭代、后辈远行、乡土空寂,独自留守故土山河,默默守护宗族根脉与山野记忆。从乱世挺身而出的热血青年,到盛世沉静敦厚的守山老者,八十一载人生浮沉,藏着一代乡土中国人最动人的精神底色:平凡、坚韧、善良、担当,有功而不自矜,受难而不抱怨。
作品第四卷引入当代回望视角,完成了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对话。先辈辞尘,风骨留存;山河更迭,文脉永续。作者以今昔对照的写法,让战乱伤痕、乡土旧物、宗族记忆在新时代重生,让一段山野无名史,转化为一方地域不朽的精神财富。个人命运、家族变迁、乡土历史三者交织,让这部纪实小说超越了个人传记的维度,成为记录鄂南乡村百年风雨的乡土史诗。
整体来看,《阆山风云》以真实人事为根基、以时代岁月为脉络、以乡土风骨为内核,填补了鄂东南民间平民抗战文学的叙事空白。它以最朴素的乡土书写,致敬最无名的山野英雄,记录最真实的民间苦难与坚守。在宏大历史之外,为底层布衣立传、为乡土山河留痕、为民间风骨存志,让散落山间的微末星火,最终照亮一方乡关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