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谙世事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只知道自己只有一个小姨。可是，在去年冬日的一个黄昏，八十二岁的母亲突然对我说，她另外还有一个妹妹，也就是说除了我已知的小姨外，我另外还有一个小姨。
母亲和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忽然觉着她有些陌生，诧异地望着她，不知道迟暮之年的母亲要向我抖开怎样的秘密，也不知道我这个小姨的模样体态和祸福休咎。我知道的是母亲小时候家境殷实，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有一弟一妹。母亲告诉我，她这个妹妹的年庚介于她的弟弟妹妹之间，比她小四岁，鬼子过来的那一年出生，属牛。
我母亲幼时虽然家境富足却恰逢乱世。乱世，富人之于穷人更易招灾惹祸。在兵灾匪祸接踵的日子，我外祖父和外祖母苦苦地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家，苟活在动荡不安的人世。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三年的十一月初四，我外祖母生下我母亲，两年后生下我舅舅，又两年后，也就是日军的战马第一次在她们破败的村落嘶鸣狂奔不久，我外祖母又生下一个女孩，这就是我母亲才透露给我的她的那个妹妹，也就是我不曾知晓的小姨。小姨出生的第三天就卷缩在襁褓里被仓皇地抱到村西的雨裂沟与大人一起躲避兵乱。之后，她不断地被大人抱着东躲西藏，颠沛流离。一家人日日如惊弓之鸟，夜夜和衣而睡，准备出逃用的包袱始终放在炕沿，一有兵来匪到的风吹草动全家人立即出逃。每次出逃，都是我外祖父背着包袱、牵着家里唯一的骡子，我外祖母抱着小姨、背着舅舅。我外祖母是小脚，我母亲才几岁，紧急关头两人总是落在纷乱的逃跑队伍的最后，常常把我外祖父急得跺脚呼天。
由于连年的逃难和大旱，加上官敛、兵夺、匪抢，我外祖父的家境日渐衰落，在他感到实在无力抚养三个孩子时，就与我外祖母商议决定把我小姨送人。可是，举目饿殍遍野，户户啼饥号寒，找不到一家养主。这时，村里一个叫孟冬的天主信徒对他们说，正定天主堂收留孤苦难儿，可以把孩子寄养到那里，寄养后随时可去看望，将来还可以赎走。孟冬已经把本村的五六个婴幼儿送到了那里，据说生活得还不错。在我外祖母犹豫的时候，我外祖父硬是从她怀里抱过孩子，顺手交给了孟冬。
我外祖母大哭，外祖父说别哭了、别哭了，等日子平和了，时光好过了，一定要把孩子接回来。可是，没有等到那一天他就死于战乱。
二
当母亲讲到我小姨被送进天主堂时，我心中荡起一丝欣慰，因为我感到小姨似乎脱离苦海进到了“天堂”。在我的想象中，天主堂的婴幼儿应该像当代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喝牛奶，吃面包，做游戏，甚至还跟着外国神父学外语。是想，惨遭蹂躏的中国到处在流血流泪，能到孤岛似的西方人开办的教堂度过欢乐幸福的童年，那不是天堂又是哪儿呢？
我问母亲，我这个小姨长大后做了修女还是嫁人为妻？母亲告诉我，孟冬把我小姨送到天主堂的第二年，我母亲的表姑曾去这个天主堂看望自己的幼女，在询问我小姨的下落时，天主堂的人说那个孩子总是闹病，跟随奶妈回家治病去了，自此以后将近八十年，再也没有我小姨的任何音讯。
小姨比我母亲小四岁，不论我小姨做了修女还是为人之妻，今年应为78岁，我母亲尚健在，她大概也应在世。我觉着应该找一找小姨，以实现我外祖父的遗愿，也了却我老母亲的一桩心事。倘若我真能找到小姨，让受尽磨难、时隔近80年的姐妹重逢，那应该是我们和小姨（两家）花好月圆、举杯相庆的节日，我迫切希望看到她们姐妹喜泪交加、共叙旧事的感人场面。
我的朋友范玉龙先生曾担任正定县副县长，长期分管民族宗教工作。范先生说，正定现在的天主堂在县城镇州北街，是2005年竣工的新教堂；抚养你小姨的天主堂应在旧址，也就是正定县城隆兴寺的西邻解放军二五六医院内。热心的范先生还向我提供了一些史料。
从史料获悉，正定天主堂创建于清咸丰八年，不光历史悠久在全国还颇有影响。1948年正定解放，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将其做为校址，后被部队医院使用。如今，教堂犹存，但拆改严重，已被油饰上伧俗浓艳的色调。
当我走进70多年前我小姨命悬一线的地方时，似乎能听到她嘤嘤的喘息，能看到她儿时的欢乐悲苦和期盼回家的哭诉，我轻轻地抬腿，轻轻地迈步，细细地搜寻，希望能找到一些有关小姨的丝丝缕缕。忽然，在教堂前广场的右侧，一尊碑亭映入眼帘，亭内有一块刻有“善牧为羊舍命”的石碑，石碑上记载着这个天主堂曾经发生的一起惨烈的事件和殉教者的名字。
在范玉龙先生给我提供的史料中，有一份天津出版的《益世报》。《益世报》1946 年 5 月 10 日第 3 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正定天主堂文主教及其司铎殉难经过》的文章。文章说，正定沦陷前，人心惶惶，百姓四处逃难、躲藏，来不及逃走的民众把天主堂当做身家性命的庇护所，有两万多民众涌入教堂避难。1937年10月8日，日军攻占正定。9日上午，十几名日军硬闯天主堂南门，守门的天主教婴孩郭俊德(30岁，邢台人)上前劝阻，当即遭到枪杀。这伙日军进到天主堂后到处翻箱倒柜，不分男女老少强行搜身，肆意猥亵年轻的修女、姑娘，抢劫金银、钱钞、手表等贵重财物。18时许，13名日军闯进天主堂内藏有三千多名妇女的诺瑟女修道院，声言要带走一批花姑娘，并奸笑着追捕守贞修女，殴打劝阻的神父，将守贞修女就地奸污。日军抢掠、奸淫过后，人们本以为灾难过去了，谁曾想这只是灾难的开始。晚上7点，日军的一辆汽车开进天主堂，8名日军跳下汽车，冲进餐厅，将正在吃饭的外国籍主教、神父、修士抓捕捆绑后扔上卡车，拉到县城的天宁寺凌霄塔南侧用战刀胡乱砍杀，然后浇上汽油焚尸。这些神职人员为保护妇女儿童、维护正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主教文致和（荷兰人，65岁）、神父夏露贤（法国人，55岁）、柴慎成（奥地利人，65岁）、贝德良（法国人，32岁）、威德尔（荷兰人，28岁）、艾德个（法国人，62岁）、白来福（波兰人，28岁）、苦修会修士（名字不详，法国人，60岁），还有一位姓毕的捷克人，是天主堂从北平请来修理风琴的琴师。
矗立在我面前的这座哥特式教堂，神圣庄严，大门紧闭，窗户不开，我奄忽觉着它是一座森森的监狱，苦命的小姨似乎就在里面挣扎；它又似一道威严的城垣，把我和小姨硬生生地分割成两个世界。我围绕着它缓缓地走，静静地看，细细地搜寻着可以进去的门，可是，一匝下来，每个门、每口都死一般地扃闭着。找人打问，被我问到的人不是摇头就是摆手，大家只知道这是一所教堂，别的什么也不能告诉我。
麦收时的天气，烈日炎炎，我久久地站在教堂前不肯挪步。9名神职人员的死让我悲愤，也让我为小姨的命运揪心。小姨的家人本指望她能跳出苦海，岂料她刚跳出苦海又陷入火海。根据我母亲的叙述和我的推算，正定天主堂惨案应发生在我小姨被送去之后。惨案之后天主堂的慈善工作是否继续我不知道，但据史料记载，在文致和主教遇难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正定天主堂一直没有主教。一个天主堂没有主教，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生活在天主堂里像我小姨那样的几百个孤苦恐怕凶多吉少，那句对我母亲的表姑所说的“那个孩子总是闹病，跟随奶妈回家治病去了”的话，很可能只是一句善意的谎言。但不管怎样，查找小姨下落的工作我还要继续，哪怕有一丝线索也不放过。
在我就要离开二五六医院时，一队军人迈着着齐刷刷的步伐从我身后走来、向一处林荫大道走去。我随部队望去，只见大道上方挂有一个红底黄字的横幅，上书：“牢记强军目标，献身强军实践”。我心里忽然一亮，人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只有自己国家的富强，军队的强大，才有永久的安宁和幸福。
2014年6月21日
（摘自散文集《一路风情》，作者：张炳吉，团结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