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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我有一千间新房
作者:桑麻

        

 

                                                                                           我梦见我有一千间新房

                                                                                                                                          桑麻

     

      1997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冯春安和他妻子姚美丽,身穿白裤子白鞋,登上了县政府办公大楼高陡的台阶。他们顺利避开三层值班人员的注意,幽魂般出现在县领导办公的地方。
      时任计生委主任的我,刚好从主管县长那里出来,透过楼道幽暗的光线,一眼瞥见他们熟悉的身影。走近了,我断定他们家里老了人了。
      没等我开口发问,两人已经跪了下来。孝子头,遍地流。我拉他们起来,问谁老了。冯春安说我娘老了。你娘老了,不在家守灵,跑到这儿来干啥?来找县长,弟兄们分摊埋葬费,我拿不出,就来找县长了。
      在外人听来,这话毫无道理,但我清楚个中原因。此刻不是说理的时候,让他们尽快离开才对。我说,你别找了,跟我走吧。两人趿拉着鞋随我来到了计生委。冯春安打了一张收条,以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名义,从财务科领走了500元补助。有钱了,不能再去找县长,再去就对不住人了。他说,你放心吧,揣上钱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随即通报了主管县长。主管县长苦笑一声,落到这种份儿上,叫人说什么好呢!
 
      冯春安是东部乡下的一个农民,夫妻俩先后做了绝育。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是在送别我的前任时。他们在乡政府大院吵吵嚷嚷,挡着老书记的车不让走。乡干部们费尽唇舌无济于事,强行把他俩拉开。我清楚在未来的日子里,自己将面对他们和他们的问题。随后,断断续续地,我知道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事情。
      1988年5月的一个上午,村支书领着乡党委李副书记走进冯春安的院门。冯家添了一个千斤,他成了二男二女四个孩子的父亲。这样的生产效率和孩次结构让他们夫妻乐不可支。
      李副书记的到来让他们不高兴了,他是来动员姚美丽做结扎的。冯春安明知不能幸免,仍然觉得肚里不是滋味。村里还有五个女孩没结扎的户儿,怎么能轮到他呢?转念一想,自己超生两胎,让做并不冤枉。他转嗔为喜,试探着问,姚美丽有皮肤病,能不能别做。李副书记说,那就你做。冯春安说我也能做。李副书记说,你做就更好了。一针下去,像蚂蚁钳了似的。你骑着车去,做完了还骑着回来,休息一天半晌就行了,啥事也不耽搁。
      李副书记接着说,给你三天时间,回来把证明交给支书。冯春安想,反正是后娘打孩子――饶不了。第二天早饭后,他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出了门。姚美丽不无忧虑,要是把人做废了,往后可怎么办?
      冯春安骑行半小时,来到邻乡的卫生院。一进院子,他马上想起一句话:河里没鱼市上看。院里男男女女,人来人往,一片喧嚷。捂得严严实实的女人,在家人和亲戚的搀扶下,哈腰收腹不断从手术室走出来。偶有做了粘堵的男人若无其事地现身,冯春安发现他们步态并无异常。他的心略微放松了。他特别留意了一下,卫生院三十来间平房,标着手术室的就有十多间。
      乡干部替他办好手续,领他进了最后一排平房靠里的一间屋子。他注意到墙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经过数以千计的小白鼠实验,未发现不良反应,输精管粘堵术完全适合人体开展。李副书记跟他谈话时,他是将信将疑的,看过这段文字,心里真正踏实下来,虽然他不清楚人跟小白鼠试验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冯春安躺在里间的手术床上,听到一台小拖拉机开出了院子,听到一个婴儿终于含上母亲乳头发出倒气的哽咽,听到外间的木门在风中“砰啪”开合……一个身材敦实的医生举着针管走进来。他弯下腰,白帽在他腿间忽隐忽现。真像李副书记说的,蚂蚁钳了一下。那里发热了,撑胀了,接着不只发热,不只撑胀,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医生自言自语,这么难推……但没有停下。时间过得很慢。白帽终于完全露了出来。医生看看针管,又扭头看看他。他不清楚医生认为他那里容积不够,还是怀疑自己操作有问题,总之,液体剩下了三分之一,那里却是火辣辣的。
      冯春安带了三天的新诺明,走出手术室,重新置身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他推上自行车,走出医院大门,觉得没人注意了,才踏着一块倒地的墙体,试着骑了上去,还好,没怎么用劲,车子动了起来。

      冯春安下面开始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第二天,他那里肿了起来,鸡蛋,鸭蛋,他害怕会变成一只菠萝。小便疼痛。姚美丽的心悬了起来。她心急火燎地去找支书。支书去找李副书记。李副书记跟医生通了电话。医生说,不要紧,躺两天就好了。冯春安在床上躺了五天,局部危机才告解除。菠萝没有留下,疼痛却留了下来。
      翌年秋罢,李副书记又登门了。冯春安以为是来回访他的,但很快清楚是自作多情。李副书记寒暄两句,直奔主题,姚美丽得做结扎。他的脑袋嗡地一声胀大了。去年一针白挨了?李副书记说,原说是不用做了,可是情况变了,省政府下了文件,粘堵都不承认了。为啥不承认了?李副书记说,假手术太多。我做的可是真的。李副书记说,不论真假,上面一概否了。
手术之前,有人找过冯春安,让他出一百块钱,给他弄一张假证明,交到乡里就能应付过去。他拒绝了。四个孩子已经够累人了,老婆再怀上岂不麻烦。再说他当过兵,受过部队教育,有钱也不能那样干。现在,他后悔死了,搭上自己不说,姚美丽终究没能躲过那一刀。
      冯春安旧话重提,姚美丽有皮肤病。她三岁那年出过麻疹,一身脓泡,七八天高烧不退,眼看就没命了。亲戚给了一个偏方,让用寄生在枣树上的白虱子熬水喝。当是命不该绝,气息恹恹的她竟然慢慢回转过来,但从此落下病根,每年春草发芽时节,浑身瘙痒,一挠就流黄水儿,长时间不长口儿。
      第二天近午,村支书传回话来。李副书记请示了乡党委书记,他的要求被否定了:以前可以商量,今年没有半点余地,省里年终要大检查,村村有被查的可能。凡是两个孩子、四十岁以下的妇女“一鞭子赶了”,都得结扎。为此,县里成立了“突击四术”活动领导小组,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指挥长,抽调医疗专家和技术骨干,组建了多个手术小分队,分别由卫生局正副局长带队,巡回各乡镇施术。小分队在一个地方少则几天,多则半月,不分昼夜,连续作战……手术台好比流水线,手术犹如切薯片。从麻醉开始到缝合结束,快手六分钟一例。全县一天上千例结扎,领导还嫌进度不快。等不急的乡镇,通过各种关系,从市里和企业医院高薪聘请外援。一时间,乡镇政府、学校、敬老院等都做了临时手术点。墙根新垒一溜大灶,厨师忙得脚不点地,腰带头耷拉着,在裆前晃来晃去,顾不上掖一掖。空气里弥漫着腥气、烧柴和夹生饭的混合味道。
      冯春安断了念想,午饭后草草把孩子安顿了,送姚美丽登上村口的工具车。在乡卫生院,他又看到了人头攒动的景象。姚美丽除了紧张兴奋,还得耐心等待。轮到她时,天完全黑了下来。她说出了她的担心。医生翻看她的眼皮,又让她拉起裤腿和衣袖,在她的胳膊和小腿上摁摁,淡淡地说,不会有事……。从手术台上下来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
拆线半个月,姚美丽的刀口紫盈盈地发亮,里面隐隐作痛。夜里,她不由自主抓挠了两下,顿时觉得手上黏呼呼的。她让冯春安拉开灯,撩起被子一看,刀口裂开了,溢出一股红黄腥臭的脓水。冯春安抓起一块尿布给她擦拭。她的身体在被窝里瑟缩发抖。摸摸额头,已经烫手了。
      天一亮,冯春安急匆匆敲开村支书院门。支书领他们去了卫生院。手术小分队撤走了,卫生院恢复了原先的冷清。院长检查了她的刀口,没敢轻举妄动,建议他们去县医院。年轻的外科大夫把一枚探针伸进姚美丽坼裂的刀口,探针轻易没进去三分之一。大夫犹豫了。他把探针提上来,在水龙头下冲过,用肥皂洗了手,摘下口罩说,情况还不是太糟,是往外排脓,往里排就麻烦了。他建议她住院治疗。
     临近春节,姚美丽的刀口勉强愈合了。屈指算来,她已经在县医院住了一个半月,得回家了。在门口,姚美丽握着孩子们长满冻疮的小手,禁不住流下泪来。这段时间,既要照顾她,又要照看孩子的冯春安明显消瘦了。在姚美丽住院的日子里,疼痛暂时远离了他。等她略有好转,疼痛不请自回。仿佛交相感应似的,两人的症状此长彼消,波澜起伏。他下面坠胀,她的腹腔也随着坠胀。他小便频数,她不仅频数,还外带失禁,稍有迟慢,就淋漓在了裤子里。冯春安不无嫌恶地看到,姚美丽昔日洁净干爽的地方,日渐退化成一块湿漉漉的沼泽。那块湿地几乎葬送了他的美好想往。
 
      春天回来了。病痛如影随形缠上了他们。姚美丽腹痛未除,身上的脓泡如期而至。冯春安不能下地,只好花钱雇人。他为两人的治疗奔走求告,经常往返于从家中到乡政府再到卫生院的路上。有道是急病慢医,赶上领导心情舒畅,他们可能即刻获得一段时日的免费治疗,有时还能拿到一笔救济;赶上领导心绪不好,三番五次没有结果,只好无功而返。冯春安服役前,跟他三哥学木工,退伍后搞了个家庭作坊,招收四名徒工,生意红火,长驱直入打进东部一个县城,眼下却一蹶不振。四个徒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终一去不回。城里代销点卖出最后一套冯氏制作,关门大吉。他开始动用过去的积蓄,虽再三节流,但无以开源,窘困之状日甚一日,三四年下来,露出坐吃山空的败象。
      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冯春安不得不抹下脸来向上伸手。这就决定了他得把大把大把时间,抛掷在相关部门以及前往这些部门的路上。耕作,播种,灌溉,收割,打晒,照明,磨面,孩子们的学杂费……一应开销,都需要上面救助;不缴征购,不拿修路摊派,不交建校集资,甚至不拿民间建庙布施……成了乡村干部头痛的赖皮户,人神共嫌的讨厌鬼。
      冯春安向乡里索赔了,开口要四十万。这个要价无异于天文数字,就是卖掉整座乡政府也不够。轻易与之一刀两断的道路堵死了,希望随之幻灭。他们犯愁了,缄默了,索性放弃解决问题的努力,考虑改变策略,无限期拖延下去。拖一天算一天,拖一年算一年,拖到自己离开那一天,就撇清了。冯春安软磨,不予理睬;硬来,强制清理出去。争执时有发生,不大不小的肢体冲突在所难免。冯春安在乡里得不到期望得到的好处,越级到了县里。姚美丽守在常委办公的地方,见领导就下跪磕头,要么仰面躺到书记车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闹。县里通知乡里往回领人的次数越来越多。往往是领人的没有回到乡里,县里电话又来了,冯春安夫妇搭顺风车回来了,堵住了县长的门。后来,他们连县大院也不进了,背着铺盖直奔市里。市委、市政府、市信访局到处留下他们的身影。他们结识了许多素不相识的上访者,惺惺相惜,一见如故,互授绝技秘诀,相互打气鼓励。冯春安坚信小访小解决,大访大解决,不访不解决。他的心气更旺,要求更高,更加没有顾忌。他用排子车拉着姚美丽上访,突然当众打开要求赔偿的白布。姚美丽不分场合,不顾别人是否难为情,随时随地解开上衣,让领导审查她越来越大的乳房(称手术影响了内分泌)。听说省市要检查,马上杀回乡里,声言要把全村的超生名单举报给考核组……。
      1994年初夏,我接替乡党委书记不到半年,主管县长召集有关人员,商议解决冯春安夫妇上访问题。大家认为,应从治疗和改善两人身体症状入手,逐步解决他们生活困难。姚美丽情况特殊,以保守治疗为宜。至于冯春安,考虑行输精管复通术。
      县医院一位外科专家谈了手术方案。在他看来,手术极其简单,甚至不能算一台真正的手术。我认为弹丸之地做活好比绣花,应慎之又慎,千万不能造成二次伤害,留下遗憾。外科专家大不以为然,那个地方跟动物的没有什么区别。至于费用,连二百块钱都用不了。在一片质疑声中,他说最多五百块钱撑破天了。
      手术需要一根马尾毛。外科专家特别交代要新薅的。任务交给了冯春安。一根普通的马尾毛就此变得神圣。它将参与人事,担当贯通输精管的重任。这不仅关系到冯春安后半生的幸福,也关系到各级领导能否远离烦扰,高枕无忧。
在凉爽的手术室里,外科专家轻松取走了冯春安下面的异物,他就要恢复如初了。七天头上,从病房传出的消息,让大家深感失望。冯春安那里疼痛依旧。他用专业知识来论证他的感受,由于异物多年刺激,他的输精管已经形成了“瘢痕”,“组织硬化了……”他俨然成了男性学的权威。外科专家始料不及,大家更是哭笑不得。预期结果遭到不明情况挑战,把握之中的光明前景胎死腹中。
      如此,请他赶快出院。
      冯春安不走,住到第二十一天,依然没有出院的打算。我们每天要支付治疗费、床位费、陪床费,还有他们夫妻的生活补助。等到第八十七天,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派专人前往交涉。冯春安否认疼痛已经消失。院方一筹莫展。我们下达最后通牒,切断了一切费用供给。
      县医院顺势采取行动。他们趁冯春安、姚美丽外出散步时,把东西清理了出去。一张封条封死了房门。
      努力白费了。冯春安夫妇上访如故。拉锯状态重新开始。


       时光易逝,转眼到了2000年。我从乡党委书记任上,调往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后改为计划生育局)已经四年了。这个岗位,注定了将继续跟冯春安夫妇打交道,不过从被告角色,转换到相对超脱的位置上。冯春安渐渐对我没有了敌意。他需要我的帮助。
      这年秋天,冯春安夫妇绝育术后的问题再次提上议事议程。主管县长主持,召集民政局长、乡长、我一同会商。此前,冯春安夫妇提供了早期的市级鉴定。按说,两份鉴定已经失去了参考价值,他们应该每年鉴定一次才对。乡里提出要求,冯春安夫妇应重新进行鉴定。冯春安异常激动。他说我们不怕,我们俩的并发症是铁板钉钉儿。谁说我们不是,我们就找谁。我不能过,他也别想过。我们一家子搬到他家里吃住。乡里没有办法,县里只能妥协,最后默认了两份鉴定。冯春安为“附睾郁积症”,姚美丽为“肠粘连、附件炎”,均为并发症叁等。按国家计生委《节育手术并发症管理办法(试行)》相应规定,应予一般性治疗,考虑他们的特殊境况,商定给予最大限度的照顾。
意见以乡政府与冯春安签订协议的方式确定下来。
……
4、参照二等一级伤残军人照顾标准,给予冯春安夫妇每人每年生活补助830元。两人需逐年参加市级后遗症鉴定,痊愈后停发。
5、参照民政部门孤儿抚养办法,给予其四个子女每人每月生活补助15元,满十八周岁为止。
6、每年解决耕种收割费1200元,一方痊愈减半,双方痊愈停发。每有一名子女满十八周岁减四分之一。
7、除此之外,乡政府一次性为其解决生活费、误工费7000元。
8、付款方式:耕种收割费每年五月领取一次计500元,九月领取一次计700元。两人及子女生活补助每季度领取一次。
……
      在协议最后,冯春安夫妇牵肠挂肚的住房问题,出人意料得到了解决,由乡政府帮助他们盖一栋房子。
      说到冯春安的住房,似乎突如其来,其实由来已久。这个问题一直是他们上访的主要诉求。
      冯春安弟兄四家,加上老母亲,同住在一所院子里,后来,兄弟们先后盖了新房,带着老人搬了出去,惟独他一家留了下来。建于五十年前的老宅,大梁下弯,檩椽朽败,一到雨季就成了漏勺。冯春安开始用盆盆罐罐接着,接不过来,索性不接了,任它漏到地上,地面随处可见滴水形成的坑眼儿。为防屋顶落地,他打起六七根立柱,而且,数量还在与日俱增中。住房成了前线的防御工事。长大了的孩子们不得不挤在一个屋里,令冯春安十分尴尬和自责。他在漫长的上访岁月里百折不挠,练得伶牙俐齿,一回到家马上自矮三分……再强悍的男人,躺在摇摇欲坠的住房里也得软绵下来。
      动议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争辩。一个严重违背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从超生第一胎开始,没有缴纳过一分钱罚款。不是革命功臣、烈属、伤残军人,也不是社会建设有功人员,不追缴罚款,反而为其建房,岂止有鼓励超生之嫌,而是完全做过头了!在乡干部眼里,冯春安夫妻的并发症,根本就是装出来的。他们什么活都能干,只是进了县乡政府大院,才叉开腿一撇一撇走路,蹙起眉头捂着肚子喊痛。
      主管县长力排众议,反复阐述既要设身处地考虑冯春安的境遇,也要以大局为重,为领导着想,跳出思维定式,打破成规对待此事。他说,冯春安的住房已是危房,随时有倒塌的可能。真要伤了人,恐怕在座的都免不了责任;再说,他们夫妇的并发症,不完全是技术和身体的原因,难道决策没有失误?如果当时能够正视姚美丽的正当要求,有人肯说一句话,也不会发生一个家庭出现两个并发症的情况。这个责任县乡两级要承担,尤其是乡一级不能推卸;第三点就是,冯春安夫妇固然有夸大身体症状的主观企图,通过上访向领导施压,但不可否认,其症状是客观存在的,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不容置疑。我不相信,他们身体没有异常的话,还会住在四十年前的危房里,所以,不要说不应该。给他们盖房可能引起议论,但不盖才是真不应该……。听了主管县长分析,大家一时半晌转不过弯儿来,但还是默默接受了下来。
建房预算为3万元。主管县长拍板分摊给计生局和民政局,前者2万,后者1万,分别以购买专业器械补助和救灾名义预拨下去,由乡里负责兑现。
      一切颠倒了过来。2000年10月,主管县长在村委会递交的建房用地报告上做出批示,责成土地局局长协调办理。报告转到乡里,有关领导当即签字照办。村里让冯春安填了申请表,正式为其规划了宅基地。他的住房梦马上可以实现了。
      八年一晃而过,冯春安夫妇应该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居,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一家仍然住在老宅子里,房子始终没有盖起来。我感到纳闷,计生局和民政局的钱都如期拨下去了,怎么没盖起来呢?冯春安说乡里担心他挪用,坚持开工后按进度付给,由于种种原因,他一直未能付诸行动。新情况出现了。他们夫妻打针吃药、孩子上学、生活补贴等一应开销,远远突破了协议原定的数额。乡里不得已动用了那笔专款,以弥补其源源不断的花费。由于寅吃卯粮,建房专款已所剩无几。冯春安彻底傻了眼。
      应该看到,第二次协调会后,冯春安的生活有了保障,建房有了指望,确实安安稳稳过了些时日。县乡期待他们从此能安居乐业,不再上访。戏剧性的变化让人欲说还休。冯春安原说那笔款趴在账上,早晚是他的,没想到不知不觉蚀去大半。
      冯春安接受粘堵至今,二十年弹指一挥。岁月不居,物是人非,种种不预难能尽述。县领导五年一换届,乡领导调整更频繁(其间,乡党委书记换了七任)。他的住房梦越来越远了。孩子们有的上了专科,有的进了大学。他依然缺钱,缴不起学费;原任村干部,中断了他的耕地补偿;电工不让浇地,还铰断了他家的照明线(没交电费);乡里扣了建房款,让他有苦难言,至今住在险象丛生的老宅里;物价涨了,工资提高了,国家对伤残军人的补助翻番,他们的并发症补助标准应该相应提高,原订协议要推倒重来……
       诸如此类的问题和理由,让冯春安马不停蹄奔波在上访路上。
 
       冯春安还是不断到计生局来找我,每次都老调重弹,但行事态度有很大改变。独特的经历改变了他的脾气,消磨了他的棱角,让他变得世故而行事徐缓。他一改死磨活缠,动辄剑拔弩张的狂躁,察言观色,审时度势,相机进退。看我忙着,礼貌地打声招呼离开。我说记着你的事呢,遇到机会,一定跟乡领导好好念叨念叨。从离开乡下以后,我对他们的态度改变了,由原来的对立、厌恶变得惋惜和同情,尽我所能,努力为他争取一些好处,提供一些帮助。赶上忙时,我会三言两语打发走他。他总是千恩万谢,不住点头。

      近日,我让一位同事专程去了他家一趟。冯春安没在家。同事拍了些照片回来。他的庭院一仍其旧,老屋更加凋败。睹之苍凉,难能释怀。
      有一张照片引起我的注意。冯家小院堆满黄澄澄的玉米穗儿,中间留着一条仅能容脚的小路。这至少说明一点,他们的身体不像原来那样糟,有了转机。他们能够应付日常劳作,干一些体力活了。
      另一张照片让我难忘。多年不见的姚美丽侧身站在玉米小路上。她比以前胖了,也老了。她羞涩地看着镜头,脸上没有了当年上访时与人争吵的激奋、冲动和戾气,露出罕有的温顺与安详。
      同事前脚刚回,冯春安后脚就赶来了。我问他那天为啥没在家。他说去法庭了。除了状告乡政府,又告谁呢。他说去问大女儿离婚的事了。
      他的大女儿中专毕业,在城里当了两年保姆,随后嫁到邻村。过门之后,她才意识到婆婆压根看不起她。她整天板着脸,从不正眼看她,也从不跟她说话。她做饭、洗碗、下地,包揽全家人的脏衣服,甚至婆婆的内裤,却时常招来莫名其妙的呵斥。她一向吃素。逢年过节,婆婆只准备猪肉馅的饺子。不管她吃不吃,到时就收拾起碗筷。她吃不好,睡不稳,神思恍惚,渐渐消瘦。原本和睦的两人世界出现了危机。
      说起离婚原因,冯春安归结为家穷。人家闺女出门,做父母的陪送很多,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有钱的还有汽车,可是,我们什么也陪送不起……能不被人嫌弃!我们亏欠了孩子。当女儿穿着婚纱走出家门时,冯春安就有一种不祥之感:他们过不下去。破旧的房舍,满院的穷气,挺不起胸膛的父母……掩杀了她的青春光辉和幸福容颜。女儿回望家院的刹那,眼中掠过一丝忧郁。
      二女儿的景况让他黯然神伤。她考上一所职业学院,家里却拿不出并不高昂的学费。看到他愁容满面,哀声叹气,她主动放弃了。她内心熬煎,辗转不眠,一夜间成了鬼剃头,大把秀发散乱在枕畔。
      从躺上手术台开始,我的生活改变了,冯春安说。如果不是那次手术,我会过得很好。退一步讲,过不到上游,肯定不会是下游。我没有比别人不好的理由。当初逢年过节,乡亲们过不去的,都来跟我借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们都盖了新房,有的盖了楼房。老街搬空了,只有我们一家还窝鳖在那里。
      我有意岔开话题,姚美丽气色挺好的。冯春安说,那是你夸她。能好到哪里!……月经不调,肠粘连,附件炎,老尿裤子,怀(乳房)越来越大,最近又添了高血压。
      别光说不高兴的,说点开心的吧。我问你,两人在一块还有那个耍心没有?他嗨嗨苦笑着,不瞒你说,绝对没有是骗人,半年六个月有两回就不错了。那种事是高兴时做的,我哪有高兴的时候。
      话题最终扯到房子上。他从怀里掏出一方折叠着的白纸,小心打开。那是他的宅基地规划图:南至责任田,西至邻居,北至过道,东至大路……它已经存在十年了。
      儿子眼看都到了婚娶年龄,房子还在纸上趴着,每念及此,冯春安一夜一夜睡不着,几次想一死了之。
      我说,艰难就要过去了。孩子们能帮上手了。好日子不远了。
      他的眼里有了光亮。真要是这样走了,我不甘心。我要盖房子,盖不起来,死不瞑目。
      他做过一个梦,梦里,平房变成了楼房。
      那一天,他在院里坐着,恍惚听到有人喊他,你的房子盖起来了,快去验工吧。糊里糊涂的,他竟然骑着一头黑猪轻盈地飞起来。黑猪驮着他飞过村庄,飞过水渠和果园,来到自家责任田上方。青纱帐里,像垒麻将一样,堆起连片屋舍。一栋栋小楼漂亮极了。他估计有三百来间。那个声音说,不止,一千多间呢,全是你的。他骑着黑猪飞来飞去,眼睛看不过来了。姚美丽和四个孩子,还有两个不认识的美貌女孩,站在一栋最漂亮的小楼前,一起向他招手。他认定了那是他未来的两个儿媳,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姚美丽喊他快下来。他心想穿得皱巴巴的,怎好意思见人家姑娘。黑猪惦记着吃食,性急地往回赶。他的身子从猪背上欠起,瞬间滑脱了。情急之中,他一把揪住猪尾巴……坠落,坠落……。他跟猪一块坠落在地上,右额碰到墙上。睁眼一看,姚美丽拿着一根竹竿,正驱赶卧在他脚下的黑猪。她用异样的目光瞥了一眼冯春安,往屋里去吧,别在外面打瞌睡了!
      说完这个梦,他的眼角分明滚出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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