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了第三个年头了。这一年,党号召广大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为了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变质,毛主席提出的有关反修防修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省级行政机关单位,各厅、局都在省内各县市建立起自己系统的干部五七干校。然后,组织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到那里参加劳动锻炼。省卫生系统五七干校建立在博罗县。一九六九年四月,苏明第一批下放到博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博罗县座落于广东省粤东地区,人少地多,属于红土地带。这里地处山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穷。省卫生五七干部学校就建立在离博罗镇十多公里的郊外。
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既是党的号召,苏明第一个报名到五七干校去锻炼。她把孩子放在广州,离开丈夫,背起简单的行李,跟随着第一批下放干部,坐上开往博罗县的汽车。
到博罗五七干校一看,名义上是五七干校,实际上是十多间用茅草搭起来的茅屋。每间茅屋内,都安放着四张睡床,这些床都是用树木一支一支捆织成的,凸凹不平。干校没有办公桌,没有运动场,唯有在每间茅屋的角落里,整齐地放着四把锄头、四对粪箕的劳动生产工具。
干校的第一天起,苏明就扛起锄头,每天与大家上山开荒种甘蔗。多年不参加体力劳动的苏明,中午收工回来,四肢累得像散了架,不想吃饭,只想睡觉。傍晚收工回来,先到职工集体食堂吃饭,每个人分到一大碗大米粥和两个蕃薯,然后,回到宿舍提水桶到临时挖好的水井打水洗澡,冲去身上的汗水污尘。完后,回到那昏暗的房间宿舍时,其他的三位女同志都朦朦胧胧地睡着了。此时,唯有苏明老是睡不着。此刻,她不是不累,说实在的,她确实也是很累,真想早早睡去。可是,当刚躺到用树杆捆织成的木床上时,那大小三个孩子的影子又出现在她的面前,叫妈妈要吃的,要水喝的情形。对孩子的想念之情,每个母亲都有一份割断不去的情感。但是,苏明对自己的孩子,却多了一份牵念之情,多了一份疼爱之心。因为,她自己的四个孩子都是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与经济困难年代出生的。她们的出生环境、生长的童年比不上其他同志的孩子的童年那样的快活幸福。所以,在心里总象欠孩子一笔感情债。如今,孩子上学的上学,上幼儿园的上幼儿园,自己却来到这遥远的山区劳动,不能在她们身边照顾。对此,对孩子们的想念之情,总是撩绕着她的心,使她久久不能入睡。
山区的夜晚,没有歌声,没有笑声,四周显得沉默可怕。只有那些孤独的鸟,在寻找不到吃时,深夜站立在树枝上“呜呜”地叫,伴随着这一批从城里来的干部投入梦乡……
苏明在五七干校干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拾粪。因为,种植甘蔗、种蕃薯,都需要牛粪或猪粪。对此,对拾粪这项工作是重中之重。对于种甘蔗、种蕃薯、拾粪等工作,苏明在不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她经常与母亲一起干,更多的时候是与表姐美向姩干。因此,她对种甘蔗、种蕃薯、拾牛粪等项工作是比较熟悉的。但是,种甘蔗、种蕃薯是集体行为,拾粪是单独行动的工作,这给她带来不少麻烦。博罗县人都是讲客家话方言,然而,苏明是海南人,讲海南方言。她在海南参加革命工作时,琼崖纵队战士们绝大多数是海南人,在开会、作战、行军时,大家都习惯讲海南话,很少甚至不讲普通话。从调离海南岛来到大陆广州后,才渐渐学讲普通话。可是,年龄大了,咬音不准确,造成发音不标准。这样,使她讲的每句普通话都带着浓厚的海南方言。所以,每当她与别人讲话时,别人都不能够听懂她的普通话,一起生活久了,许多人都是靠理解去领会她所说的意思,与她进行语言交流。
因此,由于语言交流方面有困难,她挑着粪箕深入田园、村庄拾牛粪时,一整天都没有讲一句话,人们都是瞪着圆圆的眼睛注视着她。一次,她一个人来到下坡园拾牛粪,在返回的路上,竟迷了路,不知道如何才能回五七干校?在路途中一连问了五六个人,他们都表示听不懂,有的揺了摇头就走开了;有的默默地走开了。这样,苏明只好挑着一担牛粪在山上转了一个大圈,直到夜晚九点左右,才回到干校。她累得腰酸背痛,精疲力尽,第二天,她就病倒了。
在博罗五七干校干了一年多时间,当她对这里的环境渐渐熟悉时,一九七0年七月,省卫生五七干校搬到了韶关。这期间,许多人在五七干校劳动二三个月都返回广州了。可是,苏明一直在五七干校干了一年多时间,她都没有接到轮换的通知。这一年,苏明已有五十岁了,她的身体在战争年代吃树皮吃野菜,患病得不到医治,使其身体一直都十分虚弱,加上她在干校的艰苦劳累与想念孩子的思想精神压抑,患上了心脏病。这时,她考虑到许多同志都轮换回广州了,而自己又患了心脏病,要求调回广州。但是,厅主管人事工作领导不同意,把苏明正当要求说成她是怕苦怕累的表现。看来,苏明要按照正常渠道调回广州是十分困难了。于是,她便向组织提出退休的请求。这位领导说:“退休可以,但不能回广州。退回老家琼山,可以!”苏明一听到回老家琼山,脑子一下子就快要爆炸一样,难受极了!
苏明回想起自己的身世,那痛苦的眼泪就一滴一滴的流掉出来。十三岁时,她就先后失去父母,成为一位孤儿。为了生活,到处流浪,投亲靠友,维持生活。十五岁就参加我党地下交通工作,一九三七年五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参加琼崖纵队。参加革命后,老家的房屋,早已被日本鬼子烧掉了。她没有亲人,没有家,如果回老家如何生活呢?回老家,这不是等于自找灭亡吗?她对这一无理的安排,拒绝了。这是她人生第一次这样做呢!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组织上才同意她调回广州。但是,那位领导人又节上生枝,提出一个先行条件,就是必须退休。
善良、朴实的苏明,不知道这是某领导的阴谋,为了能够回到广州,与孩子们一起生活,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她只好答应退休。于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五十岁的苏明,她办理了退休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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