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心里颇不平静，想起了过去那令人难忘的小人物。
过去年间，我经常接触许许多多普通的劳动者，各色各样的小人物。时过境迁，如今在大街小巷已经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儿了，有的行当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悄然隐退。但我仍然记忆犹新，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卖百货的老大爷
少年时代，在县城经常看到一位老大爷推着百货车，摇着拨浪鼓沿街叫卖。
那是一辆手推双轮售货车，车的上面平放着木质货柜，货柜分成好些格子，小格子上面盖着折叠玻璃小门儿，里面分别放着针头线脑儿、铅笔文具、烟袋和烟袋嘴儿、线袜鞋垫儿、绣花线和子母扣儿、松紧带儿和女孩子跳绳用的橡皮筋儿。车上还有搪瓷脸盆、暖壶、棉布被单、秋衣秋裤、球鞋和那年月流行的黑面条绒懒汉鞋。在货柜中间部位的两侧，固定着木质竖杆，上面用横杆连接着，在横杆上挂着鸡毛掸子、鞋带儿和腰带。
卖货的老人个子不太高，身体有些发胖。他的头上长着很短的齐刷刷的白发，眉毛也全白了，几根长寿眉特别的显眼儿。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总是挂着热情和蔼的微笑，我们胡同儿里的男女老少没有不认识他的。
他经常推着百货车从胡同儿的西口儿进来，把车停在较宽敞的路边儿，拿起拨浪鼓有节奏地摇起来。那个拨浪鼓的杆有一尺多长，上面依次排列着三个鼓，最上边儿的是一个小铜锣鼓，中间的是稍微大一点儿的皮鼓，下面的皮鼓就更大了，在三个鼓的两侧，都有线绳儿，一头儿固定在鼓边儿上，另一头儿有小珠子。每次摇波浪鼓，老大爷就用右手握着拨浪鼓下面的杆子，把拨浪鼓向前倾斜着举起来，左右摇晃，那些珠子就反复地敲打着鼓面，拨浪鼓声，响的很远，在院子深处都能听到。院子里的人一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就知道卖百货的来了，最先从院子跑出来的是小孩子们，都是来看热闹的。大姑娘小媳妇来到车前，都是买一些头卡子、绣花针、绣花线、雪花膏什么的。老太太买顶针儿、扣子、针线。抽烟的人有的买烟嘴儿，但更多的是买卷烟纸和打火石。在百货车前，总是围满了人，有买东西的，也有和他聊天儿的，小孩子们常常围着货车跑来跑去，相互追逐着，打闹着，不亦乐乎。
遇到没人来买东西，他就收起拨浪鼓，推起百货车，迈着稳健的脚步向胡同儿深处走去，不大功夫，拨浪鼓的声音又从那里传来，在胡同儿里回荡。
那天傍晚，我们去西海子电影院看电影儿，当穿过鼓楼门洞儿后，路过一个小百货店，在那里看到了熟悉的老大爷和百货车，那是只有一间房的小百货店，坐落在马路的东侧，只见那位老大爷正忙着从货车上往店里搬货物。
过了若干年以后，那里已经不卖百货了，熟悉的老大爷也不知去了哪里。
“马大人儿”
从前，在我们大杂院儿斜对面儿，有个大车店，紧挨着大顺斋糕点厂，我和院儿里的孩子们经常到那里玩儿。
在大车店里，我们认识了“马大人儿”，都称呼他马叔叔。
马叔叔40多岁的样子，矮胖，个头儿才和八九岁的孩子一样高，走起路来，左右摇晃，脚步很快。他那黑红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胡同儿里的人们都认识他，习惯称呼他“马大人儿”。
那个年月，还没有普及汽车运输，大车成了民间运输的“主力”，大车靠驴、马和骡子拉。这些大车用的是木轱辘，更多的是胶皮轱辘，都是两个轱辘的，后来有了四个轱辘的。大车店的空间比较宽敞，可以停放好几辆大车，东边儿还有拴喂牲口的地方儿。“马大人儿”就在大车店看门儿，每天天不亮，他就早早起来，用竹扫帚把大车店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们院儿上小学的孩子放假了，常到大车店玩儿，“马大人儿”很喜欢孩子，他常给孩子们讲故事，有时还拿稀罕的豆饼给孩子们吃。夏天，大车店常有苍蝇、蚊子甚至牛虻，“马大人儿”就用手里的芭蕉扇给孩子们驱赶这些害虫。遇到胡同儿里来卖五香芽豆的，他经常买点儿，自己舍不得吃，全分给了孩子们。
胡同儿只有两个自来水管儿，一个在民族小学门前，另一个在胡同儿的东头儿。我们院儿里也有自来水管儿，大人们看到“马大人儿”不方便去挑水，常常用水桶接满水，送到大车店，倒进门口儿的大水缸里。有的人家儿还把节省下来的粮票儿、布票儿、工业券送给“马大人儿”，每次给他，他都不要。这些家长没办法，只好把这些票证放到“马大人儿”旁边儿的小桌子上，马上转身离开，“马大人儿”只好收下。
春秋季节，“马大人儿”经常穿着掉色的打着补丁的蓝布褂子和黑布裤子。补丁再次破损后，他就自己缝补，还买来染布的染料，用黑铁盆在煤球儿炉子上煮染，有人见了问他：“为什么不买布做身新衣裳？”他说：“自己的布票儿都给爹娘了，衣裳破了补补，再染染，就变成新衣裳啦。”春节前夕，大院儿的不少人家儿给他送去小楼儿买的年糕坨儿，还有水果糖、花生、葵花籽儿，他都舍不得吃，说是给爹娘留着。
已经记不清大车店是哪年哪月没有的了，以后，再也没见过“马大人儿”。
我到残联工作以后才得知，“马大人儿”患的是侏儒症，类别属于肢体残疾。时常想起他，多么想再见到他，继续听他讲故事。
送煤的“黑大个儿”
胡同儿的中部有一个国营煤店，在民族小学的东侧，现在的人民商城所在位置。
煤店南北贯通，行人和车辆可以穿行，过了煤店就是新华大街。煤店的场地很大，北侧是开票处，东侧盖着高高的车间，车间的南墙根儿码放着蜂窝煤，中间堆放着煤球儿和劈柴，旁边儿有卖煤球儿用的地秤和煤球儿筐。工人们常在那里用筛子摇煤球儿，以后有了摇煤球儿的机器，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后来有了带自卸功能的运煤汽车，这些汽车满载冒着热气的机器煤球儿，行驶在大街上，把煤球儿送到各个煤店。后来，烧煤球儿的渐渐少了，很多居民都改烧蜂窝煤。
过去，煤炭都是按人定量供应的，要带煤本儿才能购买。
居民去煤店买煤，有的人家儿买了煤，都是自己往家里拉，而大多数家庭是先到煤店开票儿，交了钱，再支付一点儿运费，带好收据，回家等着送煤的来送。
常来我们院儿送煤的是一位魁梧壮实，浓眉大眼，说话瓮声瓮气，40多岁的大个子。他的头上、脸上、手上和身上总是覆盖着一层黑煤灰。他对院子里每家每户的情况都非常熟悉，每次来送煤，总是准确无误地来到各家各户门前。他对我们这些孩子也很熟悉，知道我们是哪家哪户的。他每次送煤来，院儿里的人们都会给他递上小板凳儿，让他歇歇脚儿，给他沏上茉莉花儿茶或者“高末儿”，可他总是顾不上歇歇，喘口气儿，喝口热茶。到了冬季用煤高峰，他就更忙了。
要送的煤球儿都是用荆条编的筐装着，每个煤筐能装50斤，煤筐上有两个对称的耳朵，用来提筐用。这些筐在送煤的三轮儿车分上下两层摞着，车上还放着乌黑锃亮的扁担。“黑大个儿”推着三轮儿车，习惯用双手紧握车把，左肩膀上还要套着绳子，另一头儿挂在三轮儿车上，身体往前倾着，头低低的看着脚下的路面儿，双脚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迈。到了我们院儿的大门口儿，他把车停稳，在车后面用车上的砖块儿给车轱辘打好眼儿，然后把扁担放到肩上，用钩子分别钩在两个煤筐的一个耳朵上，他的两只手分别握住两个煤筐的另一个耳朵，挑起一百多斤的煤筐，一步一晃地，迈着沉重步伐向前走，缓慢走上高高的斜坡儿，走进院子，把煤送到买煤的人家儿。
后来，烧煤球儿的越来越少了，居民们逐渐喜欢上了干净的蜂窝煤。赶上送蜂窝煤，“黑大个儿”就用木板儿搬煤，尽管他戴着围裙，但身上仍然布满黑色的煤灰。
1986年，我们家搬到了北苑，就再也没有看到送煤的“黑大个儿”。
“磨剪刀的”
那个年月，“磨剪刀的”都是中年汉子，也有一些老头儿。从他们的口音中，就知道他们不是本地的，有天津的，也有山东的，还有河北唐山的。
“磨剪刀的”似乎都是一模一样，他们戴着再生蓝布做的围裙和套袖，肩扛一个长条儿凳子，一年到头儿穿行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边走边吆喝，兜揽生意。
在长条儿凳子一头儿，固定着两三块儿磨刀石，凳子腿儿上还绑着罐头盒做的水罐儿，里面放着水，插着绑着布条儿的木棍儿或铁丝，磨剪刀前，要从水罐儿蘸水往磨刀石上涂洒。凳子的另一头儿绑着坐垫儿，还挂着一只小木箱，箱子里装着锤子、钢刀等必备工具。他们常用的磨刀石有七八块儿，表面粗细都有。他们的吆喝声非常悦耳，在院子里，经常会听到“磨—剪—子嘞——戗—菜—刀———”的吆喝，声音很有节奏感，尾音往往拉得很长，还夹带着韵味儿。有的还带着铜号，站在胡同儿里吹，铜号和少先队员吹的号一个摸样，不同的是，铜号的表面有很多地方儿都磕瘪了。他们吹的号从低到高只有两个音节，声音很大，传的很远。还有的带着铁片儿做的快板儿，边走边呱嗒，那“哗啦！哗啦！”的声响也是很有节奏感的。每当这些声音传到院子里，大人们就会拿着剪子、菜刀来到胡同儿里，让“磨剪刀的”给磨。
磨剪子、磨刀的方式很简单，他们从肩头放下长凳子，骑坐在凳子上，低头猫腰儿干。在开始干活儿前，先要用水把磨刀石浸透。“磨剪刀的”双手由于长年的劳作，手背很粗糙，手掌满是老茧，尤其是大拇指和食指上更是布满厚厚的茧子，有的还裂着小口子。
过去，人们常用的剪子有长剪、短剪、圆头剪、尖头剪，磨剪子之前要先看看剪子与磨刀石的角度，剪子中轴的松紧。当剪子的两片合在一起后，剪子尖儿必须对齐，不松不紧。“磨剪刀的”把剪子磨好后，对那些剪子把儿过松或过紧的，就用锤子敲打剪子中轴进行调整，直到松紧合适。然后用布条儿试一试剪子快不快。剪子磨好后，他们再递给剪子的主人试试，人家满意了再收钱。
“磨剪刀的”在磨刀前，先用手捏捏刀背儿，再眯起眼睛看看刀刃儿该如何磨。磨刀分为粗磨和细磨两道工序，粗磨用粗石或废砂轮儿，细磨用深灰色磨刀石。刀磨好后还要看看刀把儿的铆钉是否松动，如果松动了，他们就用小锤子敲紧固牢。对那些刀刃儿已经很钝的菜刀，要用戗刀加工，戗刀是用锯床上的钢锯条制作成的，戗刀刀把儿约三十厘米长，刀把儿的两头儿有木头把手，与刀呈十字形。戗刀时，把菜刀平放在长凳子上，用木塞塞紧，“磨剪刀的”用肚皮顶住戗刀把柄的顶端，双手分别抓住戗刀两侧的把手，用足劲儿向前推动戗刀，一刀一刀地在靠近菜刀刀刃儿的地方儿削去薄薄的一层，宽有两厘米左右，然后，再按常规把刀刃儿磨快。
后来，“磨剪刀的”不再肩扛长凳子，他们用上了手推车、自行车、三轮儿车，但吆喝声却始终不变，还是那句耳熟的老调儿和铜号声，只有铁快板儿的声音听不到了。
剃头匠
过去，县城的理发店仅有七八家。邻居之间，谁的头发该理了，都找会理发的帮个忙儿。赶上大人工作忙，顾不上给我们推头，就给我们一毛钱，让我们找走街串巷的剃头匠。剃头匠常常肩挎装着理发工具的书包，手里拿着一个形似镊子的钢叉，行话叫“唤头”，那是剃头匠在走街串巷时普遍使用的一种行业标志性用具。它是用两根条铁做的，一头儿烧结成把儿，另一头儿微微张开，有一尺多长，左手拿着它，右手用一根儿大钉子，不断从两根铁条儿的缝隙中间向上蹭着挑，发出响亮的“嗡—嗡—嗡—”的声音，代替了他们的吆喝声。人们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剃头匠来了。我们小孩子推头也爱扎堆儿，钱是各拿各的。我们把剃头匠叫进院儿里，谁想推头就从家里搬出凳子来，坐在院子里推。剃头匠用的是手推子，赶上推子夹头发，我们都会疼的呲牙咧嘴的。遇到这种情况，剃头匠就会调调推子上的旋钮，一直调到不夹头发为止。
西院儿的一位老大爷喜欢剃光头，他每次剃头，我们总是围在旁边儿看。剃头匠先用长长的毛刷子在放着胰子（即肥皂）水儿的茶缸子里沾一沾，在老大爷的脑袋上麻利地、均匀地涂抹，随后拿起剃头刀儿，在牛皮做的杠刀布上摩擦刀刃儿，让两面儿的刀刃儿锋利点儿，然后就开始刮，老大爷的头发随着肥皂沫儿一起被刮下来，露出灰白色的头皮。
现在，理发店到处都是，剃头匠用的都是电推子和干电池推子，也不用走街串巷了。剃头匠使用了不知多少年的“唤头”也进了博物馆，但是“唤头”的“嗡—嗡—嗡—”的声音，还经常在我的耳边萦绕。
卖报的老人
我家后院儿住着旅美华侨池姥姥一家，她非常喜欢看报纸，尤其喜欢看《人民日报》和《北京晚报》，每天都从来胡同儿卖报的老人那里买。
这位老人瘦瘦的，个子很高，头戴褪色的蓝布帽子，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儿，两颊深陷进去，脖子细长，他的喉结突出，说话的时候儿，喉结一动一动的。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自行车的大梁上系着褡裢，车把前还拴着绿色帆布包儿，里面都放着报纸。他的声音清脆宏亮，在屋子里都能听到他卖报的吆喝声儿：“人—民—日—报——！北—京—晚—报——！”
每次听到卖报老人的吆喝，池姥姥就会赶紧出来买报纸。有时候，卖报的老人也会把报纸送到池姥姥的屋门口儿。邻家已经上小学六年级的一位姐姐也经常从他那里买《中国少年报》。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许多报社停刊了，从此，卖报纸的老人就再也没来过，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位老人姓党，住在西海子一带。
看车的安全员
县城40岁以上的人也许还记得，在鱼市口儿南侧，通州百货商场旁边儿，那位看自行车的人。
他中等个儿，年龄在50岁上下，风吹日晒把他的脸变得黑红黑红的。他的胳膊上佩戴着红袖标，上面印着“安全员”三个黄字。每天早晨，他带着四条腿儿的木凳子、暖壶和一个大茶缸子，准时来到他的岗位。在看自行车的同时，还负责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提醒过往行人和进出商场的人们注意交通安全。
他常常拿着铁片儿做的喇叭进行宣传。这种喇叭的小头儿可以扣在嘴上，另一头儿从小到大呈圆锥形状。每次路过那里，都会听到他高亢嘹亮的嗓音：“同志们，为了大家方便，请按顺序停放自行车。”“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秩序。”“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为人民服务，请大家扶老携幼，照顾好不方便的人。”后来，他用上了装着电池的手持电喇叭，声音更加响亮了。
鱼市口儿一带有县城的首家大商场，小商店也很多，自古以来就是商贾云集之地，在那里存自行车的比较多，自行车有永久牌、凤凰牌、飞鸽牌，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这些自行车的颜色主要有黑的、绿的。当他看到来存车的人没有码放好自行车时，就走过去把自行车码放好。有的自行车被大风刮倒了，他就给扶起来，看到有的车把歪了，他就用双腿夹住车前轱辘，帮助整整车把。
后来，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儿。
掏粪工人
我们大杂院儿有五排平房，住着十几户人家。院子最后一排房的后面有个公用厕所，从大门口儿到厕所来回要走100多米，上下十几个台阶儿。
县清洁队的掏粪工人们总是定期来掏粪，每次来五六个人。
他们是坐着大粪车来的，粪车是用货车改装的，上面固定着圆形大粪罐。他们每次来，都坐在大粪罐上，身旁放着大粪桶和大粪勺儿等必备的掏粪工具。大粪桶有一米多高，圆锥形状，桶口儿大，桶底儿小，上粗下细，从上到下箍着五六道铁箍。工人们都身穿劳动布工作服，肩膀戴着厚厚的圆垫子。
掏大粪是个体力活儿，大粪桶装满粪便后有100多斤重。掏粪的工具有两种，一个是橡胶粪勺儿，用来掏粪便，一个是小吊桶儿，用来舀粪汤。到了冬天，还要带上长把儿铁勺子和扁铲，扁铲安在长长的木棍儿上，用于铲茅坑儿里结冰的大粪，然后再用铁勺子崴出来，装入大粪桶。
记得那天去厕所，看到掏粪工人弯曲着腿，熟练地将装满大粪的粪桶背上肩膀儿，再背起沉重的大粪桶慢慢站起来，向院儿外走，一路上身体往前倾着，迈着沉重的脚步，大粪汤儿也在粪桶里晃荡着，经常溅到地上，也溅到他们的身上。他们走到院儿门口儿大粪车旁边儿以后，再顺着搭在汽车上的木板子登上汽车，把大粪倒进大粪罐里。后来，大粪车又进行了改造，掏粪工人将大粪桶放到摇臂上，再抓起摇把儿，把大粪桶提起来，大粪就倒进了大粪罐。他们刚忙活完，有一个掏粪工人拿着铁锨和笤帚，又回到了院子里，用铁锨从甬道边儿上铲了土，沿着甬道，把撒在地上的大粪汤儿都进行了覆盖，然后再用笤帚打扫干净，把那些脏土搓到铁锨上，倒在大门口儿的垃圾堆里，这才和同事们一起乘车，到下一个掏粪点儿继续忙活。
他 们每天走街串巷的，默默地重复着这样的劳作。
现在，人们再也看不见身背大粪桶掏大粪的清洁工了，取而代之的是抽粪汽车。
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年月还有敲着梆子卖香油的，挑着胆子锯盆儿锯碗儿锯大缸的，骑着自行车焊洋铁壶、捏糖人儿的，推着小推车弹棉花的，东街有修钢笔、修马灯的，东关有钉马掌儿的……
他们都是非常不起眼儿的小人物，没有什么显赫的社会地位，总是在平凡的位置上默默无闻地，任劳任怨地辛勤劳作。
他们宛如天上的星星，在太阳光芒的照耀下，显不出自身的流光异彩，但是，他们始终用自己那微弱的光芒照耀着人们。
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常常从时光的罅隙里破空而来，在我的眼前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