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们所在兵工厂的中学，两派学生和红卫兵组织早已不在学校里活动，我们各自双方的红卫兵，已经和本厂两大派造反派组织紧紧地掺和在一起了，并且各自在工厂的生活区内有自己的基地。在学校里，我们的门窗、我们的桌椅板凳，甚至是我们窗户上的玻璃，竟没有一个完好无损的，一些东西还被本厂的工人拿到家里私用，正因为我们学校是工厂的，工厂又不是我们学校的，所以学校的东西也就成了大家拿，大家可以随便的去拿，不是“加拿大”，不是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享用。当时是处在混乱时期，这样拿公家的、学校的财物是没有人管的。
一些时候，我们红卫兵小将们在“基地”里“学习”和活动，就好像基地成了我们的学校，实际上这里也是兵工厂红字号造反派的窝点。我们在这里经常听中央首长的录音讲话，有时参加一些“文人”的讲演，还经常和工厂的造反派们参加一些厂内外来人的批斗大会。我们真是“召之即来，来者能战。”
一天下午，在我们“基地”旁边的工厂办公楼里，押来了山西省几个大的“走资派”，他们是要到晚上、吃晚饭以后和本厂里的走资派们，一块儿在工厂的俱乐部里开大会批斗。在那工厂办公楼上、那二楼的办公室里，那些看管走资派小分队的成员当中，大部分都是一些在工厂没有上两三年班，新招来的年轻工人，他们有的还和我的岁数差不多，都是一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有敢闯的精神。我们学生红卫兵组织，和他们造反派们都是一个派别，按现在来说，应该是一个战壕的人，他们不但认得我们，并且还相互混得很熟，就好像是一个，一个战壕的战友一样。
由于我家里住得较远，我晚上就不能回家了，一般的在学校基地里居住，一到晚上同学们都回家吃饭以后，我就在这个工厂食堂里吃饭，那些和我要好的单身工人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知道我是学生，看见我生活上有点儿节减，他们有时还会经常的贴给我一些饭票、还给过我供应他们的“保健号”。这让我能够在食堂吃到“过油肉”而感到高兴。我当时就想，我是不是好像又回到了我儿童时代，朝工人们要饭票时的情景？
我一想起过去来就觉得可笑。想一想，当时居民们几个月才供应一斤肉，还要按票供应。而我当时父亲被打倒时，我家正处在困境时期，父亲只能开到家里每月每人八元钱生活费的工资，家里能否吃到肉还知不知道，我到现在想起来都很感谢这些工人们的。
在那时，这些工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正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我，一个中学生就可以在这戒备森严，造反派管辖的办公楼里，可以肆无忌惮地穿梭在临时关押“走资派”的办公室里，就好像我成了那些人的领导，来这里视察工作一样，想看谁就看谁，来去自由，想去哪个办公室里串门就去哪个办公室里串门，甚至于武装部放步枪和子弹箱子的办公室我也敢随便穿梭。
我想，我要是特务的话，真要是向当年父亲在敌工科、武工队那样勇敢，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解救那些住牛棚的老干部们，因为他们可都是像父亲那样，经历过革命战争考验的老红军，老八路们。如果把他们都解脱了，还可以让他们对革命做更多的贡献，省得这些老干部们，被人拉来拉去经常遭受到坐“土飞机”的那个滋味。当时，在当时，要是没有自己的大人亲身受过这个罪，别人真的是体验不出来的，这些想法可能只有我才能想的出来。
晚饭后，我一个人串到二楼东面，一个临时关押干部的办公室门口。门缝中，看见俩位小分队的成员，正在向里面那个省干部问话：
“你们那一年来工厂里视察，是干什么来了，是不是伙同工厂的走资派们搞串联，推行刘少奇的那一套修正主义发动路线。”
其实，这些新参加工作，从农村来的工人们并不会知道，文革前，干部来下面视察是常有的事，我就经常和父亲，在局机关的时候下厂视察过，他们下来是了解工厂的生产情况，了解工人们的生活情况，还有工厂有什么困难等一系列的问题，以及工厂一年要上缴国家多少利润，为了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掌握第一首资料。而当时一些水平较低的人就认为，这些干部们下来不是吃吃喝喝，就是游山玩水的，要不就是文化大革命说的那样，推行刘少奇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要不，这些省委领导人、“走资派”怎么会从省里下到下面工厂里批斗呢?
当我推开办公室门进去的一霎那、一霎那我惊奇的差一点喊了起来，那个上身穿着灰色雪花人字呢衣装的人，不正是省委某某同志吗？前年夏天还来父亲的工厂里视察过，我曾经见到过他。就在这时，就在我推门的一瞬间，突然那个人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流露出好像也是在哪里见过我一样。但在此刻，我不敢正眼看他，我真的是不敢正眼看他，看来他确实是看我面熟，还许是真的认识我。不过，在这里，我觉得还是谁也不认得为好，以便造反派对他对我来说，会遭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对他第一次见面还是记忆犹新的。
说来时间也算是不很长，那还是在前年的1965年夏天，那一年的夏天我放了暑假，没事有事我就往父亲的办公室里跑，因为我家就在厂办公室的后一排房子居住，距离不是很远。来到办公室后我不是看看各种报纸，就是摆弄父亲墙上挂着民兵训练时的“三八”步枪，有时还能听到一些来办公室的工人或干部向父亲汇报工作。父亲出去有事时，我就打开父亲办公桌子上没有锁住的抽屉，偷偷地拿出里面步枪子弹来玩耍，或找出一大叠《参考消息》报纸来翻看。
我后来上了班以后，不管是当工人还是在办公室工作。经常有时间就看报纸，看报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形成的。刚开始的时候，父亲总是把《参考消息》报纸看完后放进抽屉里去，避免我小孩子看，这到让我产生了好奇心，有时在他出去以后，忘记了锁住抽屉，我就打开抽屉随便地把报纸拿出来，在看的过程中，时间一长，终于被父亲知道了，而后他就不在说我什么。
看着我一天天的长大，父亲知道我们中学里也在上政治课，应该能看得懂报上的内容，特别是能够分清里面刊登的正反方面的东西。在当时看《参考消息》，一些够得上级别的干部才能看的到，除了那些送报纸的人偷偷看，一般人是看不到的。那报纸上，刊登有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东西，刊登着国内外的动态，刊登着外国友人来华观感。特别是我最爱看的内容是，国内外的科技动态和军事方面的东西，在那时我就早早地知道国外军事上的成就，比如说苏联和美国发射的人造卫星，美国人和苏联人搞的核扩军备赛，通过报纸都可以看得到，反映出来。
当时美国和苏联已经有了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一类型的先进武器，而我们中国当时还很穷、很落后，科学还不发达。在同一年龄段的孩子当中，我懂得的东西要比其他孩子要多，知识更丰富一些，当时，我还非常爱看《参考消息》上广泛刊登的，当时法国和我国建交的情况，西方国家是如何的评价中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的。
在父亲的办公桌上，还摆放着人民日报、省报、市报，这一类的报纸，一次，我还看到了阳泉的报纸上刊登有，记者采访父亲学习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
就在一天上午，我正在父亲工厂的办公室里看报纸，一会儿，厂办公室张秘书来到了我们这个屋子，告诉父亲说，局办打来电话说省委有几个干部，今天上午要来工厂里视察，让厂里准备一下。
约摸十点左右，从厂外主马路的坡上开下来三辆小车，停在了工厂前排房办公室的门口，为首的一个人长得很魁梧，先从小车下来，接着几辆车里又下来几位领导，父亲和工厂的几位领导早已过去迎接、握手。
我，悄悄地走出父亲办公室，在路边的桃树下近距离的观看他们，那个为首的，穿着白衬衣，长得很粗壮，不知道是谁，还有其中另外两个领导我是很熟的，一个是重工局领导，因为他经常的来工厂视察，又是父亲的老乡，抗战时，都是在“二野”。所以父亲和他非常的熟，有时还到家里让母亲给做上几道菜，喝点儿“竹叶青”汾酒，相互叙说着过去抗战时的事情。另一位头上有点“突顶”的领导，我也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就是市里搞工业的副市长，曾经和父亲在工业局时，在一块儿工作过，他们就是以前社会上传说中的“三座大山”，和父亲一样的大山叔叔。
他们在父亲的带领下，视察了工厂的每一个车间，每一个角落，了解了一些情况，因为工厂当时小，规模不大，前后没有用两个小时就视察完了，快中午了，我一直在办公室看着报纸，等待着父亲回来，一会儿我就从窗户里看见这伙人，从排房后面工厂车间走出来，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和父亲笑着说着话，也许是他们在谈论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工厂未来的蓝图，谈论着工厂未来的自动化生产，谈轮着车间里的烟尘和废水排放问题。不能因为苏联专家撤走后，就影响到工厂的未来，国家的电气化。
快到中午，那些人连父亲办公室也没有进来，直接就走到调过头的小车旁边。这时，我看到这些省领导和市局领导们就要走了，父亲向前和他们一一的握手，向这些省委领导告别，一直目送小车开上了坡，上了主马路，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你还没走?”父亲看见我还没有走，就问我。
我说“等你吃饭呢！”然后我又说：“那个身材魁梧的那人是谁？”父亲就说：“那就是山西省委某某同志，他们大热天下来视察连水也没有喝一口，真是够辛苦了，快中午连饭也不吃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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