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牛棚期间，父亲多次遭到厂内外群众组织的批斗，最大一次是在兵工厂我们中学的操场上，只所以选择在这里召开全市批斗大会，是因为这里的广场地方很大，人员也能容纳很多，而且在工厂内开大会不会很乱。

那天听说开批斗会各单位人员来的很多，在批斗会的前一天，我就听说了，造反派们也要让父亲去批斗。我当时心里还想着：“这真是糟糕。”这个批斗会正好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召开。同学们和老师们也会来开会，当时对于我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不行！我是绝不能看到那样的场面，自己的亲人站在台上批斗，是任何人都感到心酸的事情。”

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当中，有好多的老干部和父亲一样，同样的遭到了批斗，他们的亲人和我一样，是多么的难受。正因为这些，第二天我没有到学校去，我不情愿看到那样的批斗大会。

第二天一早，我就看着工厂一伙造反派们把父亲从家里拉出来，上了大汽车的马槽上。我和母亲目送着汽车走远，当时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很不愉快，一个人跑到了家门外，过了旧马路，爬到工厂南面高高的山上去玩。其实、其实我哪有心思去玩呢？我一个人坐在高高的，山顶的土堆上，看着山下的工厂，看着远处的大桥，看着大桥通向市区的马路，我不知道、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能够安全回来。

周围安静极了，下面是绿茵茵的草地、快要成熟的果木树，我看到我曾经三年期间在旧马路上投手榴弹时，踩出来的小路依然还在，我曾经在父亲指导下实弹射击时，父亲曾经坐过的大石头依然还在。

此刻，在此刻我的心情是非常的糟糕的，在我的脑海里早早就预想到了批斗大会时的情况：在一声声打到的口号声中，在人们的叫喊声中，那一个个市里的走资派们，坐着“土飞机”被造反派们揪到台上。台下几千的人们在看着、看着。······

后来我才知道，在台上被批斗的“走资派”当中，有一些曾经是和父亲一同在局机关工作时的一些同事，还有原市委的领导干部，还有参加过八路军的一些老战士、老干部们。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原因在这里批斗。

在那些台下开会的人群当中，也有父亲当年的一些老部下，老军人，老战友和老同事们，他们看着那些“走资派”在台上批斗，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是什么样心情！

父亲后来就是在他们的干预下，才早早地被解放的，我到现在都是很感谢父亲的这些战友们。父亲后来解放后，在这些人当中，当时有驻某某厂的军代表室，后来调到省军区成为大校的唐叔叔，来看望父亲的时候，他们在喝酒时，还和父亲高兴地说起来那次批斗大会的一些情况。就好像、好像是他们要分担或分享成果一样。唐叔叔说；

“当时他们看见父亲在台上站立着，气色要好，要比其他批斗的几个老头子来说，身体要结实的很多，要不然，大热天的，在上面弯着腰站上好几个小时，肯定是顶不下来的。”

他们说得很对，父亲后来离休后，搬进南山干休所住的时候，医生定期都要来干休所检查身体，都说父亲的心脏和年轻人的心脏一样，都要好的多。我想父亲之身体所以好，是因为他在战争年代，经常的行军打仗，长时间走路有很大的关系，我听他说过，打仗急行军时，他们有时一天要走三个省，把人困的两个眼皮都在打架，有时不由得打瞌睡就摔倒了，想想当时把人就累到那种程度。

熟悉和认得父亲的军人和一些熟人，在当时批斗会上，他们在下面指着上面被批斗的父亲，还饶有兴趣介绍给他们一同来看开会的战友们和熟人；

“对了，那个边上站着的、穿黄布军装的、就是他的首长，原来在什么部队，还是个少数民族，哪里人，什么军衔，参加过什么战役等等。”

我玩耍的快中午了才到了家里，其实我从山上下来以后，一直是在旧马路的草地上玩耍，可是，我的眼睛一直是盯着前方马路的桥上，等着汽车送父亲回来。也就是在同时，正好看见马路上一辆解放牌汽车开到厂里来，车上面站有开会的好多造反派们，这时父亲也从车上安全地下来了，我当时心里很高兴，赶忙跑了过去。

他是被这伙人押在车上回来的，在快到工厂的时候，这些造反派们还喊着打倒的口号，似呼要造多大的声势。回家后父亲就“自由”了。见他平平安安回来，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是放了下来。进院子后，他一个人先到了家门口的厨房。随后我一迈进院子里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烟味儿，我不知道他在厨房里干什么，我走过去之后才看发现，他正在撕扯写着字的纸片，一点点放在厨房的大火上去烧。

哦！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在烧脖子上挂着的“走资派”的牌子，虽然他的脸上看上去有批斗时被抓伤的痕迹，但看见我后还满有兴趣地给我开起了玩笑，他心里看起来还是很坦然的。我问父亲：

“都是和谁在一快儿批斗，人去得多不多。”

父亲说：

“有原市委的领导，以及还有一些机关厂矿的‘走资派’们，唉！都是些老熟人了，以前在市里开会时经常见面，这一次也是难得在这里见上一次面。······”

第二天，我到了工厂学校我们红卫兵的“基地”里，我昨天一天没有来也不碍事，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学生不来学校参加活动是常有的事，更何况学校里的教室已经被两派红卫兵组织损坏的不成样子，两派的学生们也只能到各自的，工厂造反派的“基地”里去活动，去不去基地活动都没有多大关系。

不过，不过我到假装的像没有什么事的样子，到“基地”后，该怎么玩就怎么玩，该怎么活动就怎么活动。没想到我们这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曾经去北京见过毛主席、我的班长问我昨天为什么没有来，我漫不经心地回答：

“我昨天正好有事来不了。”

班长跟我关系还不错，听我说后就没有再说什么。我想，我们学校、我们班里的同学们，他们一定看到了昨天批斗大会的情况，一些同学们肯定知道其中就有我的父亲也在里头批斗。其实，我真不愿意当着同学的面，看到批斗亲人时的那个场面。

我的爱人也曾给我说过，她们单位在文革中批斗领导干部的一些细节。她们单位是属于省管企业，单位领导还是个十三级干部，属于高干了，其家属也是一个在本单位任职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双双都靠边站，住进了牛棚，在北京工作的孩子们，来到这里看望自己的父母亲时，被那些造反派们拒绝，一个都不让去看望。

在一次召开全厂批斗大会时，这些老干部们在夏天炎热的太阳光照射下，被造反派押到操场上去，你想一想当时他们的孩子看了心中是多么的难受，真是有自杀的念头。

可怜的这两位夫妻老干部，在台上，在批斗的人当中，一人站在了台的中间，一人站在了台的边上陪斗，在烈日炎炎的阳光照射下，这个老干部经受不了这么折腾，一下子就跌倒在台的中间，台下的那些造反派们，还大喊着让站起来！站起来！！

在舞台边被陪斗的那个老干部的爱人，看到了这种情况，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要扑过来看望她摔倒的丈夫，但是马上就被造反派的小分队们狠狠的抓到了原位。

班长和同学们见到我后，也没有多说什么，他们也许在此刻，会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二十年以后，当我在理发店理发的时候，见到和父亲曾经在一块批斗过的、一个兵工厂里的老干部时，我当时还怕别人知道，悄悄地向他说起了父亲，悄悄地说起父亲和他曾经在工厂的操场上、一起批斗过的情景，当他听我说起后，问起我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他当时听我说后，看上去他当时还心有余悸。他说：

“过去那简直是在胡搞，把我们国家的经济都搞垮了······。”

多少年后，我十分感谢我的同学们，他们当初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走资派”的孩子看待。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开这样的大型批斗会，不够级别的“走资派”，工资上不了一百多元的干部是上不去的，难怪父亲也被拉去和市长一块儿批斗，他的级别虽没有市长高，但他的工资几乎要和市长平齐。

现在想起来，原来，开批斗会也有讲究，让人啼笑皆非，也让人们深深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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