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央解决阳泉问题以后，在1968年前半年，中央从河北调来了部队，执行了军管。给我们这个城市带来了好的局面，两个造反派组织都相继上交了武器，他们在解放军的帮助下联合起来，跑出去的煤矿工人都相继回到单位上了班，他们半年多没上班的工资国家都得到补发。
阳泉市和一些单位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的学校也同样是在解放军的帮助下两派学生组织坐在了一起，工人们从学校拿走的桌椅板凳陆续归还，坏了的玻璃门窗进行了修复，学校又进驻了工宣队，帮助我们学校老三届的学生准备毕业分配。
在父亲的工厂里，父亲的问题一直是原两大派群众组织的焦点，他们有的主张解放，有的则主张继续和那些地富反坏右份子们在车间劳动改造。工厂里也来了解放军，当时在社会上解放靠边站的干部还没有形成大的趋势，但是，父亲在部队工作的老部下，为父亲尽早的解放帮助不少，给下面两派的群众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那个时候，工厂的两派群众组织表面上是联合起来了，实际上当时工厂乃至全市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派性十足，几十年后还是，如果处理不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突发事件，影响单位的抓革命促生产，如果在这个时候能有一些干部在其中做做工作，帮助调节一下两派的工作，消除派性，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团结，对于当前的形势是大有好处的。实际上后来父亲在“解放”后就充当了这个角色，这是后话。
就是由于派性，父亲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两大派群众组织提出来去外地调查一下父亲的材料，领导上也很重视，决定选派两派的群众代表联合去调查，但是这个方案很快被一派的群众否决，最后上级就让对父亲有争议的这一派群众去调查父亲的问题，他们在走的时候，父亲还给他们提供了调查的地址和线索。
我后来听父亲说，他们那些人借口是作调查，实际上出去玩去了，他们游山逛景，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玩遍了包括北京的好几个大城市，花了国家好多的钱财。不过他们眼睛也真开扩了境界，见到了不少军区的大首长，见到了那些大干部们，他们终于对父亲的情况彻底搞清楚了，由于上面对父亲过去的历史情况介绍得一清二楚，出去调查的这些人们，对父亲过去的革命业绩，对父亲突然感到肃然起敬起来。一点儿也不是像文革中有人诬陷的那样。他们那些人回来之后见到了父亲还是很客气的，晚上几个人还专门跑到家里同父亲谈了好长时间的话，把调查时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父亲。
他们说；他们见到了父亲当年的老首长、老同事以后，都询问父亲现在的身体情况如何，回来一定要代问父亲好，都说父亲在战争年代中，为革命吃过很多的苦，流过很多的血，立过不少的战功，是一个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决对忠诚的好干部，好战士，要必须马上解放······。
就在父亲快要解放的时候，情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另一派群众组织不愿意了，他们的意见是一方的调查不能算数，怀疑是不是有假。他们要求也派人出去调查，结果呢！这伙人要比上一伙人跑的更远、可谓飞得更“高”、飞得更“高”！比他们上一伙人花的钱也要更多！更多！
这些造反派组织，两次调查父亲的材料可谓是下了不少辛苦，花了国家和单位大量的金钱，彻底堵塞了那些企图阻挠父亲解放、有私人成见那些人的口。要是现在的人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两次调查所花得巨款，至使工厂后来工人们连工资也发不出去，工人们看病也没有钱去报销，使工厂的干部和工人们看病没钱去医治，最后，有些人只有在煎熬中死去。
我想；他们的这些行为，拿着工人们的血汗钱作第二次无谓的调查，叫上面的首长们怎么看待这些人，怎么看待这些工厂的领导呢？
父亲在1969年解放时，站在工厂的礼堂上向全厂几百名工人干部，和上面来的领导面前，作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检查。首先，他把自己的历史作了个彻头彻尾的交代，当父亲讲到他1935年就参加了革命，领导和组织了工人们罢工，取得了胜利，后来并且带领一些人进山参加了八路军时，一些老工人甚至是新参加工作的工人，终于知道站在台上作检查的竟然是一位老红军、老八路军战士。这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的，原先他们听到得一些人的造谣，竟和实际的情况是那么的遥远。虽然父亲的实际工作年限没有从1935年算起，但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父亲从来就没有向组织提这方面的如何要求。
一个人不是十全十美的，父亲还在大会上，提到了他过去在八路军所犯的一些错误，他在从原部队调到另外一个部队时，因手续问题没有交接清楚，而受到了部队的处分。要不，他在部队上会提升得更快。他在1941年就已经是副营长了。
要是父亲没有在会上交代自己的历史，要是没有工厂的两次调查，这些人，包括我，是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父亲的历史的，也更不会知道父亲曾经是1935年就参加了革命。
那些工人们，怀着对红军、对老八路的热爱，突然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父亲突然肃然起敬起来。
当着上面来的领导，父亲不仅仅是深刻的“检讨”自己过去所犯的（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而且在检查的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讲话技巧，竟然逗得开会的人们哄堂大笑。
那是什么样的检查会呢？我想那简直是报告会！一些工人开完会告诉我后，我去问过父亲，父亲才告诉我，他在检讨会上是这样说的；······家里不仅养过鸡、养过兔、养过鸭子养过狗，还养“王八”会打架。······
父亲说的这一席话当时把我也逗笑了。其实有些东西是我养的，像两个小王八（乌龟）就是我串联时从武汉买回来的，狗也是我喜欢，是向别人要的。可在当时，文革期间一些人都要算到大人的头上，就认为你是在搞资本主义，再加上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生活又好，所以“枪打出头鸟”，运动一来不打倒你、不把你拉下马才怪呢！
父亲在解放以后，原先只给生活费的工资得到了补发。由于他在文革运动中，在两大派群众组织当中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和言论，没有支持或反对如何一派。当时重工局下属的一些单位，由于闹派性已经是影响到生产，上面正需要有这样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干部来从中调节，在为全局两派群众组织头目办的学习班中，父亲就和当时一些解放了的老干部被派到了学习班里。
那时，父亲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他和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吃在一起，并且住在一起，给那些两派造反派头头们做思想工作，讲述过去抗战的故事，忆苦思甜，吃忆苦饭，晚上还和那些人打扑克，玩在一起。
多少年后，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有的提了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还经常到家里看望离休后的父亲。他们没有忘记在那个特殊时期的感情，感谢那时父亲给了他们无私的帮助，使他们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入了党，提了干。这些人后来大都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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