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那里搞新农村改革，乡亲们告别四合院，住进了单元楼，如果想做饭，打开阀门就是冒着蓝色火苗的天然气，这时，我却想起了拉煤土的爷爷。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农村洗衣服用的是煤土，即是胶泥土。胶泥分红色和白色两种，红色的胶泥是生煤火时和泥煤子用的，为的是将煤黏在一起。红胶泥到处都有，村南的支漳河两岸的田野、路边、沟渠里到处皆是，而爷爷走街串巷换的是白煤土。白煤土实际就是白色的胶泥，社员们习惯地称呼这种白胶泥为“白煤土”，它的特点也是非常粘，特别是含碱量很大，洗衣服时只要放一些白煤土，一搓就干净。白胶泥可不比红胶泥好找，当时邯郸县只有紫山脚下三陵公社王官庄村一代的田野里有，只要刨开薄薄的黄土地皮，下边尽是白色的胶泥。
  于是，爷爷拉着排子车走街串巷，“旧鞋换煤土嘞——” “破铺针烂套的，小孩不戴的旧帽的，都能换啊——。”爷爷浑身冒汗地一边走一边吆喝着，一声接一声的吆喝，招呼着还在烧煤做饭取暖的村民，用声音把他们从各自的家中“拉”出来。
  哦，当时还不是“村民”，是社员，因为当时是人民公社时期，每个社员不归自己管，归公社管。离开了公社，就无法吃饭。当时实施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核算，土地是大队的，社员自己没有土地，爷爷弄这白煤土，事情不大，被抓了，就能被扣上“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所以爷爷像是游击队员一般，晚上偷偷地去拉，白天到远远的乡下去出售。当然，远处的社员也没有钱，就用家中被淘汰的破烂来换取煤土，爷爷再把这些换来的破烂送到公社采购站去卖，变成几毛钱或者块把钱的收入。在乡亲们眼睛里，爷爷就是干这个行当的。
  其实，爷爷是位小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家里收藏了不少的书，可惜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烧了。爷爷还会讲故事，讲三国和《水浒传》，卖完煤土回家，用一盆子水冲洗一下，爷爷就坐在院子里的大枣树下，给我们讲故事。爷爷支持他的儿子，我的父亲考学，在爷爷的支持下，父亲是邯郸县风雷中学（邯郸县一中前身）的第一批毕业生，后来考入邯郸地区财贸学校，是村里有名的文化人。 
  在那个“一大二公”的年代，仅仅靠在生产队挣工分，无法养家糊口，何况还有我的父亲上学，所以爷爷天天与人力车（村里称作排子车）为伴，这排子车，就是爷爷养家糊口的工具，爷爷与排子车形影不离，时时维修、加木塞儿、换轴膏油（膏，邯郸方言，往轴承上抹油）、矫车圈（让车轮更圆）、换拉襻儿、补车底等。这辆车是他的好伙伴，用它养活了全家，爷爷亲切地称呼排子车是——老伙计。爷爷的大半辈子拉着排子车转遍了整个邯郸县和永年县的大部分村庄。他不怕路远，也不怕刮风下雨，只怕排子车里的煤土卖不出去。爷爷走过这两县的每个村口桥头，十字街头，走遍乡间的每一条黄泥窄道，路上留下了爷爷辛勤的脚印。 

（二）
  在中国，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存在一种东西叫——命运。命运是奇妙的，不归当事人自己管，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动着。
  七十年代末，几乎当了一辈子“社员”的爷爷终于好梦成真――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再也不用听生产队的钟声下地，也不用听队长的大呼小叫的咋呼了。我们家还分到了一头小毛驴，这头小毛驴是一头叫驴（农村称雄性的驴为叫驴，母驴称作草驴）。有了这头小叫驴，爷爷再去挖煤土和拉煤土，已经不用人力拉车了，但这头叫驴是非常喜欢调皮捣蛋，在农村，谁都知道叫驴不好调教，凡是村里的男孩子不听话时，就会被长辈人顺口丢上一句，“真是一头小叫驴儿”。
  叫驴就像一匹烈马难于驾驭，你吆喝它往哪儿拐弯，它偏偏不听话，主人一甩鞭子，它就尥蹶子踢人。爷爷卖煤土虽然不用拉车了，但用在叫驴身上的心血比原来还多。爷爷卖煤土每走到十字街头和街心，都要先找个大石磙、大石碾这样的东西，好把叫驴拴到上面，要知道大树上绝对不能拴叫驴，因为怕这家伙啃树皮。如果啃了树皮，就成了“事件”，辛辛苦苦卖的钱还不够赔人家的树钱。只有拴好了叫驴，才能放心地吆喝：“鞋帮鞋底鞋后跟儿，麻绳头子碎铁丝儿，旧车胎，猴皮筋儿，铆钉螺丝大头针儿，破布条，碎布块儿，毛巾袜子烂手绢儿。罐头盒，瓶子盖儿，碎铜烂铁麻袋片儿。一件一件又一件，不要别的净破烂儿。”
  我放暑假后，偶尔缠磨爷爷，跟着他去卖煤土，最喜欢听的就是爷爷卖煤土的吆喝。我们家生活稍微好些的时候，父亲劝阻爷爷别出去卖煤土了，可是，谁也无法阻止爷爷赶着毛驴车去卖煤土，爷爷已经习惯了把谋生当作生活乐趣；因为爷爷有文化，有的时候就在乡下帮人写信，还写出告状的状子，挨近春节的时候，就帮助所去的村庄村民写春联……从这个角度说，爷爷也是名人。那些买煤土的村人都习惯于听爷爷的吆喝，几天见不到爷爷的小毛驴排子车，见面后就关切地问，怎么这长时间没有见你了？
  能阻止爷爷的不再卖煤土的，不是家人的劝阻，而是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碱面和洗衣粉的问世，人们不再使用白煤土当作洗涤剂了。因此，白煤土就如蒸汽列车一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爷爷的“卖煤土”这个行当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时的爷爷也年近古稀，大街小巷里再也听不见爷爷那熟悉的唱腔，那是他的生意歌、养家歌、更是他一生辛苦劳作的人生经历谱写的歌。很多人喜欢爷爷走街串巷的吆喝声，喜欢听爷爷编的顺口溜，尤其是小孩子对爷爷的吆喝更加喜欢。爷爷“创作”的顺口溜强调了儿化音，像是和乡亲们聊天，十分动听，至今我依然背得滚瓜烂熟。
      （三）

爷爷有文化，自己干了多半生的换煤土的生意，就编出了这一套顺口溜。爷爷在大街上边走边喊着，还有唱腔，就吸引来了很多家庭妇女们出来用“破烂”换煤土。有时候，干这换煤土行当的人也手稠（同行人多），走碰头了也不好卖出去，就要往更远的乡村去。越远越辛苦，饥一顿饱一顿是经常的事，爷爷不管严寒酷暑，还是风雪载途，都要坚持出去，为了这一家子人的生活，爷爷再苦再累，也觉得没啥。
  爷爷一生没有积蓄，但他有一个宝贝—— 一只细瓷的蓝色大碗。这是爷爷卖煤土的时候，用煤土换来的。爷爷平生和善和气，从不和人争论，告诫我们“吃亏是福”，可是这只凉冰冰的细瓷蓝色大碗，却点燃了爷爷的火气，惹得爷爷被外村人到我村找村干部告状，说我爷爷多管闲事，要好好管教一番。 
  事情还要从细瓷蓝色大碗说起：细瓷的蓝色大碗出土的大土疙瘩，原来是一个村庄，叫南葛台村。这个村子本来烟火很旺，可是在六百多年前的燕王扫北时践踏，村民死的死，逃的逃，人烟渐渐稀少，后来成了一片废墟。村人闲时就到废墟挖古董，有挖出大铜盆的，也有挖出插瓶、青花瓷盘子……我家只有几个湖蓝色的青花瓷细瓷碗，是爷爷用煤土换来的，据“明眼”人说是明代的，上面有美丽的图案，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亮。可是毕竟年代久远了，再加挖回家后保存不妥，几个珍贵的蓝花细瓷碗，大都碎裂坏掉了，最后只剩下一个，爷爷心疼极了，小心翼翼地把唯一幸存的古瓷碗收藏起来。
  当时附近村落的人，常常合伙到南葛台遗址挖土，平整土地，实际上是为了挖古董，爷爷就看到眼睛里，急在心头上，那几天竟然不再卖煤土了，而是走进靠近南葛台村土疙瘩附近的几个村子的大队部，找大队干部讲道理，企图阻止破坏文物的做法；那些村干部漫不经心的态度惹火了爷爷，就骂这些大队干部是“历史的罪人”。这些村干部不知这位气愤填膺的老头子是什么来头，忍住了火……后来找到我们村，我们村的村干部说了很多好话，才把告状的人哄走，然后把我爷爷叫到大队部进行教育，当然，鉴于我爷爷在村里的威望，他们不敢发火，只是让爷爷再不要管这样的“闲事”。 

（四）

爷爷到底是停业了，那辆跟随爷爷的排子车也休息了。爷爷不满意这样的休息状态。有一段时间，他每天看着自己老伙计——排子车，久久地发呆。只要我们雀跃地放学回家，爷爷就会把我们拉到他身边，给我们讲述这辆破旧排子车的经历，还经常唱着他的卖煤土顺口溜，脸上泛出甜甜的笑意。我们上初中后，学了鲁迅的《祝福》，对爷爷千篇一律的“故事”，已不感兴趣，觉得爷爷像是《祝福》里的祥林嫂，其实爷爷的顺口溜是全家在贫困年代为生存而拼搏的歌谣。
  爷爷是个有心人，为了永远记住没有自己耕地时的生活，便把一捧白煤土放在了最后一个瓦蓝色的细瓷碗里，放在窗台上，存文物一般细心保护它。爷爷老了，天天凝视大细瓷碗，生怕它跑了似的。遇到下雨天和寒冬的季节，爷爷就把大细瓷碗挪到屋里，怕白煤土被雨水淋泛和弄裂了那只珍贵的蓝色瓷碗。
  人有人的命运，文物也有文物的命运。在一个闷热的夏天，院子里树上的老母鸡太热了，一奓翅，从树上扑楞着飞到了窗台上，爪子一拨拉，把盛着白煤土的蓝色古瓷碗蹬翻在地。白煤土也撒了一地，大瓷碗立即破碎了，摔成了一堆碎片。从此爷爷不再给我们唱卖煤土的歌谣，脸上的沟壑间蕴藏的快乐再也难觅，他终于病倒了。
  又要过春节，需要烧火蒸馒头，家里人清扫院落时，没有征求已卧床不起的爷爷意见，就把那辆破旧的、车厢早已成为朽木的排子车劈碎，烧火用了。那年三月，夕阳西下的时辰里，爷爷随着那辆破旧的排子车烧成的缕缕青烟走了．爷爷离开了我们，解脱了苦难的岁月，离开了他劳作一生的人世。
  爷爷在弥留之际，还在说着那只蓝色古瓷碗，我知道爷爷到了另一个世界，依然会挂念他的那只盛着白煤土的蓝色古瓷碗。

2017丁酉兰月上浣作于三春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