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昨，记忆中的车间主任距我已有三十多年，但那个风云忧患的峥嵘岁月，人情的冷暖，世事的沧桑，丝毫不能抹去我清晰的记忆……。

那年，我十六岁。

紧张而繁忙的“三秋”到来了，我最害怕的是村里放“卫星”。就是后半夜2点多起床，带着绳子、麻袋、镰刀、镢头这些农具，摸着黑就下地去了，到晚上10点多才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这种超负荷的作法，社员们称作“放卫星”。

秋天洪涝，地里需要排水，玉米地里长满了“抓地秧子”和“三棱草”。 “一人挑一道水沟，领导要来检查排捞情况，每人只挖两丈远，就换新地儿”，队长发号着命令。我清楚其中的奥妙，两丈远以外，小水沟就被繁茂的野草掩盖了。至于积水怎么排出去，鬼才知道。反正领导不下水，在路边地头看不见。号令如圣旨，社员们不顾“钻脚虫”（水蛭）的钻咬，下水挑排水沟了。当我挑完这块儿，要换地儿时，才感觉到腿疼。原来两寸长的“钻脚虫”已钻进小腿肚一半。遇到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了。你不能往外拽它，一拽钻的越紧。只能用手从腿旁边用力拍打，逼着它自己出来，流血是难免的。这种不顾庄稼地，只顾自己受表彰的生产队长，我早已司空见惯，却吓跑了中天的月亮，逃到了西山坳。

秋收时，每人10垄玉米，三百米长的地头，天不亮必须割完。然后掰玉米棒，如果掰不完，饭送到到地头、面条坨在一块儿，也不让吃。吃完饭，就该背玉米杆、用镢头镑茬子和拔草，要把草背到三里地外的牲口圈。背草也有规定，每人背不够100斤，上午白干，不计工分。于是，大家为了干自己的活很少互相帮忙，必须独自撑地背起草捆。途中累了，背着草捆靠着树就算是休息了。年少的我不堪重负，如背着一座山，压的喘不过气来。腿软的一步只能挪半尺远，所以队长总是没好气地催着喊着。当时正是“农业学大寨、本县学我村”的年代，白天两顿饭都在田间地头吃，家里的老年妇女担着篮子，罐子，有红薯干汤，有芥菜。

拉肥用的是排子车，三人一辆。从挨家挨户的猪圈里抬出粪来，抬到大街上，就着惨淡的星光装上排子车，拉着草木肥，送到地里散开，我总是在排子车中间驾辕，社员们（现在叫村民）都称呼我是“车间主任”。这个活儿最重，上下坡，拐弯儿，装卸全都凭驾辕的运用技巧。两边是两个大人，拉着捎子（就是拽着绳子拉车）。因为我是中农的成分，是回乡青年，需要改造。在全国，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但在我村却受到打击。所以我16岁就当上了“车间主任”。

翻地时恰逢连绵的秋雨，牲口不能下地，只能人工翻。每人三分地，要在晚8点到12点之间干完，有积水的粘土地，谈何容易，何况16岁的我。人工翻地时，粘粘的胶泥地沾得铁锹不好干活，翻一锹，就要用手抠一抠，干不完是不能回家的。只好想法子，翻一锹，盖一锹，省工省时，事半功倍。

秋雨误了农时，已近立冬，月光透过树梢，射在水面上，像撒下无数的碎银子。谁有心观看呢？

夜间虽已寒气袭人，但社员们头上直冒白烟儿，热气腾腾的，可是谁也不敢休息，一停活儿就冷。大领导要来巡视时，小队长会提前一声令下，大家都把白衬衣套在秋衣的外边穿好。大领导见了，给予很高的评价：“社员们干的真急啊！半夜只穿一件衬衣。”

星星眨巴着眼睛，躲在了云层里。

终于干完了，漆黑的地里只剩我一个人，寂静的旷野偶尔有几只斑鸠在孤单地哀叫着，吓得我胆战心惊，只有西山的月亮在孤独的伴着我，默默地看护着我和这个冰冷的地球，我这个车间主任收拾完工具，拖着疲惫的身躯，拉着排子车和农具，收工了。 月亮收回了放在大地上的最后一丝光亮，依依不舍的走向了深山。

播种的时节，人工拉耧耩地，找驾辕的车间主任，自然又点到我的名字。继续我的世界观的改造，腰酸背痛脖筋麻。两边拉耧的一边走一边说笑，我只顾低头拉耧，哪敢说别人不用劲？到地头拐弯了，我才发现，两边拉耧的人，他们的绳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脱落在地，他们只拉着空绳子在走。

小麦趁着墒情，浅浅的露出了地面，看着坦荡如砥的田野，衬着嫩绿的麦苗像一望无垠的碧绿的地毯，着实让人喜爱。因为盘不好根，时间不久，便大片大片的枯黄、死去。其中的原因，社员们和我都再清楚不过。

1977年，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初中二年级毕业了（当时初中是两年制），刚满16岁。初冬时节，场光地净，村里的农活儿，主要是积肥拉草攒粪。休息时，人们不顾草木肥的脏和潮，更不管味道如何，一头钻在草木堆上，借着麦秸肥的发酵沤出的热气儿，睡得好香啊。我是另类，社员们熟睡的时刻，便是我学习的最好时机，从兜里掏出自己复习要点的“小本本”，其实是父亲抽烟后扔掉的烟盒纸，被母亲收起来，用线缝好，便是一个精致的小本子。我的大学梦，就始于这五花八门的烟纸上。只要人们休息，我便掏出来，背啊背的，直到滚瓜烂熟。

半夜回家，别人进入了梦乡，时间便属于我，就在炕前煤火台上放一个小板凳，凳上放一个小台灯。所谓的小台灯，是我自制的小柴油灯。用一个空钢笔水瓶子，找一个小铁丝中间钻个眼儿，用棉花搓一个条儿作为灯捻，就是一个小台灯了。为怕冒烟熏人，油里放几点醋。柴油是地头看机器浇地的大人们修机器涮零件用过的废柴油，当时柴油价钱是七分钱一斤。只要修机器，我都找个空瓶子放在那儿，存了好多瓶子的油，以备停电时急用，更主要的是学习时用。因怕浪费电，后半夜，我便点亮了自制的小台灯。与孤灯为伴，熬夜苦读便是我在那个时期养成的习惯。

初二毕业的时候，我的分数是全校第一名。上高中则不是由学校推荐，而是大队革命委员会推荐，我是中农，与高中无缘。小学时，从三年级跳级到五年级，所以是低龄生。为了参加77年的全国第一次高考，我决心以初中生的身份报考大学，不报中专。高中知识只能是自学了。我知道，要比别人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难。有难题了，攒到一块儿，趁着下雨天生产队休息，借上一辆28自行车，冒雨到市内投师解难，市里好多陌生的老师都给以了无私的帮助。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大学通知书来了，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是我这个初中毕业的中农分子，全公社出了名，吃惊最大的当数革委会主任了。因为父亲给他提过意见，一直对我家耿耿于怀。夜里十点多，村里的大喇叭点我的名字，母亲吓了一跳，说我又闯什么祸了。我正在地里浇小麦，没人替班，只好跟搭班的说好，一会儿就回来。便深一脚浅一脚摸黑跑回大队部，气喘吁吁、惴惴不安。不知是福是祸。只听革委会主任问：“你想上大学？”我赶紧点头。就听到一声刺破肝胆，撕心裂肺的声音：“就你还想上大学？回去考土坷垃，考地头去吧！……”这句话，伴了我30多年，至今心灵的伤痕还隐隐作痛，我想着那梦寐以求的猩红烫金的录取通知书，泪水夺眶而出，在无边的暗夜里，绝望的哭喊着：“妈妈，妈妈……”跑回了家中。

大学梦终于破碎，被别人顶替，求学的大门就这样被无端的关闭了。那年我16岁，人们都在惋惜我这个特殊的大学生，落榜的举子。父亲去世了，陪伴我终日落泪的是母亲。

革委会主任要盖新房了，社员们都去帮忙，献殷勤。母亲劝我也去。下地基时，因下雨地槽有水，不能下手，择好了黄道吉日，不能错时，只能先下四个角的地基，下几块砖就算，很多人围在一起，因下雨，技术工没来，众说纷纭的不知怎样才能使墙角成为90度，同学们都上高中去了，这里只有我一个初中生，我挤到大人们中间说：“东西垒四块砖，南北四块（四块砖正好是一米），两头用尺子拉一下，如果是1.4米，就是直角了，这是开方得来的数”。主任一看是我，瞪着眼说：“你的话谁能相信呢？”我清楚这句话的分量，首先是说我年纪小，其次是说我是坏分子的儿子，不敢相信。但终于，还是按我说的干起来了。

以后的路，继续我的生产队拉排子车当车间主任的生涯。几年以后，同学们见到我争抢着问：“你这个高材生，考到哪儿了？分配到哪儿了？生活怎么样？一个月多少块……”

我莞尔一笑：“在澄金厂工作，职务是车间主任，生活不错，一天两见腥，每月60块，不断吃个白的，改改生活。”他们很是羡慕地说：“确实不错嘛！”也有一头雾水的，很不理解。

    我郑重的解释到：“澄紧厂就是把绳子澄紧一点，好好拉车；车间主任就是在排子车中间驾辕的；一天两见腥，不是肉类，而是早晚披着星星干活；每月60块，不是工资，而是每天早晚两块咸菜，每月不就是60块咸菜吗？不断改改生活，吃个白的，不是白面馍，而是队长的白瞪眼儿……”

在场的人都愕然了。

后来，我终于走上教育工作岗位，历任中学主任、书记，又当了20年的中学校长，但在我记忆的长河里，印象最深的是伴随我走过大半个人生的称谓——“车间主任”。

                              (2010年葭月下浣写于三春书斋 。此文刊登在2012年《美文》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