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眨眼来沙城车站已经整整50多年。想当年我从一个刚走出校门的20出头小伙子，如今已是一位古稀老人。想起我在沙城站工作、生活的50多年岁月里，就像放映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和张善录师傅在一个调车组里工作，他是调车员，我是连接员。元月份的一天深夜，我从北京乘通勤车回沙城，晚上10点多，火车达到车站后，我刚一走出车厢，立刻就感受到了刺骨的寒风。强劲的寒风将我穿着的毛衣毛裤全部打透，就跟没穿衣服似的。我下车后，不顾一切地跑回了单身宿舍。进屋后还没等我暖和过来，就听见一阵阵急促地敲门声，我开门一看竟是隔壁的徐师傅来找我，他非常焦急地跟我说：“张善录师傅的爱人病了，大出血，急需送往县医院抢救治疗，咱们一块儿帮忙把他爱人送往医院吧。”我听后二话不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刚刚乘坐了一天车的疲劳顿时也烟消云散。

  当时沙城的条件非常艰苦，既没有出租汽车，也无任何交通工具，唯一的办法只能靠人肩抬，我首先跑到车站卫生所，借来一副担架，并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张善录师傅家。只见病人面色苍白，毫无血色，意识不清，整个身体蜷缩在一起，口中不断地发出了微弱呻吟声，情况十分危急。面对此状，我们几人一刻也不敢耽误，迅速将病人放到了担架上。因室外温度已降至零下20多度，为确保病人不再被冻坏身体，我们在担架上面铺垫了厚厚的被褥，又在病人身上捂盖上了保暖棉被，火速赶往县医院。

  虽说张善录家距县医院并不太远，也就一公里多的路程，但必须横越车站十几股铁路线路。当时城镇建设极为落后，到处都是坑坑洼洼，大街小巷也无照明，道路极为不好，行走起来非常困难。尽管这样，大家一路上谁都不说一句话，心照不宣地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以最快速度奔向医院，不惜一切将病人从死神线上抢救回来。

  那天也算很幸运，由于已经到了后半夜，调车场及到发线都没有存放的车辆，因此我们也就很顺利地穿越过了铁路线路。到达县医院急诊部，等值班医生给病人检查办理完住院手续后，我们几人都早已累得精疲力尽，全身瘫软地倚靠在医院的墙角上一动都不想动。虽说门诊部与住院处相隔不远，只有百十来米长，但仍还需要人力担架抬过去才行。我以为从门诊部到住院处只是几步之遥，不会太累，谁知道从急诊部到住院处不仅要穿过弯弯曲曲狭窄的走廊和胡同，而且胡同里坑坑洼洼，路面不平，也无照明。由于胡同狭窄，只能单人行走，两人并排行走十分困难，所以四个人抬的担架只能改为两个人抬才能走得过去。由于当时我年龄最小，我抢先抬在了担架的最前面，也就是担架重量最重的一面，另一位师傅抬在了后面，就这样我俩一前一后抬起了近200斤重的担架，向住院处艰难地走去。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非常吃力，虽说塞外的寒冬深夜温度已降至零下20多度，但我们所穿的厚厚棉衣都早已被汗水湿透，寒风一吹，从上到下透心地凉。当我们将病人抬进住院部，一切安排停顿好后，已是凌晨四点多钟，我们几人虽然非常疲惫，但在他人最需要我们的时候，能伸出自己的温暖双手，帮他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是感到无限地欣慰和自豪。这天我从北京回来后虽然没能得到一丝休息，就又投入了紧急抢救病人的行列，经过一整夜的忙碌，病人终于转危为安，我们悬挂了多半夜的心总算落了地。看着病人脸上渐渐泛出的红光，我们疲惫的脸上也露出了会心地笑容。

花开花落，年复一年，不知不觉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岁月的沧桑，让我已淡化掉了不少记忆，唯独寒冬深夜抢救病人这件事始终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它是我走出校门步入人生的第一课，也是我在校园课堂里永远学不到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沙城火车站：肖连生（口述）  任之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