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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老“红旗”

作者:常忠魁


我所说的“红旗” ,不是红旗飘飘的红旗,而是一辆“红旗”牌自行车。1977年的那天,我就是由这辆自行车带着我,去参加恢复高考第一年的冬季考试。

那天 ,天刚蒙蒙亮,凛冽的寒风,夹杂着冰冷的雪花,不停地向四处凋零。父亲带着我向考场赶去。崎岖不平的黄泥路,颠簸着破旧自行车以及车后座上的我。路太烂,身体孱弱的父亲,因为握不住车把,一趔趄摔倒在黄泥路上。父亲每一次摔倒,都是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没事吧,我操点心!”我也只好苦笑一下。父亲为了我能走出黄土地,他吃的苦,受的罪,还有心灵上的伤痕,都刻在我心灵深处……这时的我看着父亲憔悴削瘦的脸,吃力地攥紧着车把,在摇摇晃晃中,艰难地前行着,心里五味乱翻……

这次,我是以初中生的身份参加高考,由于家庭成分高,我没有资格被村里革委会推荐去上高中,别的同学在中学里学习,我则在家一边参加繁重的生产劳动,一边趁别人劳动休息的间隙里,掏出手抄在烟盒纸上的知识随时学习,就这样,完成了属于我自己的“高中学业”。

由于父亲骑车的努力,好歹没有耽误时间,只见考生们正在进入考场,父亲把自行车一撑,“进去吧,不要慌!我在外边等你。”我走进大门时回眸,看到父亲因路上热汗涔涔现在又被凛冽的寒风吹着,像风雪中一片零落的树叶,瑟瑟打抖。我的眼眶就盈满了泪水。

好像有如神助,我答题比较顺利,走出考场时,大家互相说说考卷,觉得他们没有我做题对得多,当时的高兴劲儿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雪花还在不停地飘着,融化在我的脸上。一出考场大门,便看到了父亲在风雪中伫立着(当时大人们都在生产队劳动,没有几个人在考场外等着孩子)。我的父亲是专门向生产队长请了假的,因为我是低龄生(才十六岁),又不会骑自行车。父亲看到我出来了,没有问我考得怎样,只是说:“走吧,天冷,赶紧回家喝口热汤。”

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一路上听着老红旗自行车发出的“嘎吱、嘎吱”有节奏的韵律,好似对考试顺利的弹唱,我听着这轻音乐,心里泛着幸福的滋味。

分数下来了,我的成绩竟然全公社第一名。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想着终于能跳出“农门”,跳出这个禁锢我的无形牢笼,跳出这难以挣脱的是非之网了。

后来外村同学的猩红烫金的录取通知书陆续来了。我村就考上了我一个人,当时是轰动了全公社,村里的乡亲们更是说我有出息,说我为全村增了光……可迟迟没有接到通知书,我喜悦的心情渐渐凉了下来,整天愁眉苦脸的在等待着消息。

那些天,雪花总是飘个不停。

一天早晨,父亲早早就叫醒了我说:“起来吧,咱去城里走一趟。”我不满地说:“干啥?我啥都不想干,哪儿都不想去。”父亲温和地说:“本来我一个人去就行了,看你整天耷拉着脸,不如出去散散心。”我一想,父亲没有特殊的事是不会让我去的,更不会冰天雪地的一大早就出门。我知道父亲有慢性肺炎,经常咳嗽,一遇冷天更是咳嗽得厉害,要不是有急事,母亲不会让他出门。父亲说:“你别再说了,必须去。”父亲的话不多,但说出的话,是板上钉钉不会改变的。

于是,父亲推出了自行车,出门便是风,接着就是一阵咳嗽,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父亲,大冷天的,也不知道父亲到城里去做什么。父亲说:“坐上吧,咱们去城里办个事就回来。”我们爷俩走上了半融半冻的泥泞黄土路,一会儿,父亲就气喘吁吁了。我心里说,谁让你这样的天还出来呢。我嘴里嘟囔着:“非要出来……”父亲边急促地喘着粗气骑车边说我:“别说话了,看好路,万一摔倒了,记得提前往下蹦,别摔着了。”

从我家到城里大约有二十来里路。父亲的骑车技术确实欠佳,再加上他身体弱,一路上车滑摔跤六七次,父亲的身上早已沾满了雪水,我因为年少身轻,又有父亲提前的嘱托,心里早有准备,每次父亲骑车快歪时,我都能提前跳下车,身上并没有沾上多少泥雪。老“铁驴”(长辈们都称自行车叫铁驴)像是怀着很不满意的心情,抑或有着什么不好的预兆,在路上不时地“抛锚”落链子,搅得本来就没有好心绪的我,心情更加烦躁。

每次我跳下车后,就赶紧给父亲拍打身上的雪,心里由怨愤变为心疼,问“跌得疼不疼。”父亲说:“没事的,我又没有跌坏身子,走吧,进去吧。”哦,到目的地了,我抬头看了看大门,牌子上写着“邯郸地区招生办”几个大字,于是恍然大悟,我的父亲,一个瘦弱多病的父亲,顶风雪冒严寒驮着我进城,原来是为了我的前程,登时眼眶模糊,不知道是雪水还是泪水,只知道我冷得打颤的身体内激淌着滚热的血。

父亲找到招生办的老同学,说明来意,老同学拿出了大队革委会送来的证明信,父亲看着看着,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一如外面的天空。父亲没有说话。只是点燃了他的旱烟袋大口抽着烟,边抽边咳嗽。我忍不住一把夺过表格,政审一栏内分明写着两行大字: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家庭成分高,政审不合格。落款是大队革命委员会。来时我的情绪就不好,又看到了这个毁坏我前程的“政审”,顿时天旋地转,浑身一软,便瘫坐在地上。等我缓过神来,父亲已经一步一停地喘着粗气背着我,正在艰难地下楼梯,我挣扎着说:“叫我下来,叫我下来。”父亲大喘着气说:“别动,没事的。”我看到了父亲脸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在冰冷的地上,父亲大口吐着呵气,用他那孱弱瘦小的身躯背着我走出招生办三层大楼。

不管遇到怎样的情况,还是要回家的。我的父亲,外弱内强的父亲,用那憔悴而又坚强的身体,支撑着我的精神、走出招生办,父亲又用自行车驮着我,同样是冰水泥泞滑倒摔跤,我也没有提前跳下车的机灵。重新坐上自行车,我觉得这自行车比来时笨重了许多,听着它发出的“嘎吱、嘎吱”沉闷忧郁而极不情愿的呻吟,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艰难的路上,爷儿俩一起跌倒好多次,身上带着脏泥雪水,狼狈地回到了家。

在空气都似乎被凝结的晚上,大队的大喇叭突然在喊我的名字,让我去大队部。我诚惶诚恐,又觉得革委会主任是否能慈悲开恩,心里惴惴不安时,还默默祈求老天保佑一定是给我通知书呢。我一口气跑到大队部,革委会主任把脖子一梗,厉声说:“你想考学?给我回家考土坷垃修理地球去吧,有根正苗红的贫农后代替你上学了,没你事了。”我脑子“嗡”地一下,身子一软就靠在了墙壁上,差点儿跌倒。我吓傻了,我要疯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的家,一头扑在土炕上大哭起来。

名额被顶替,我的大学梦被彻底粉碎,就因为我是四类分子、牛鬼蛇神的后代!

我的父亲虽然当农民,他也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从一所财贸学校毕业,分配到外县的县联社工作。因父亲上中专时理工科出色,后被调往邯郸钢铁厂做仪表工作,曾与周恩来总理到邯钢调研时合影,可惜照片后来被红卫兵没收后遗失。父亲在“文革”中被下放回家,因为有文化的爷爷说了一句“浮夸风是害人的”,就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并且还不时地被揪出去游街批斗,于是,父亲所以就成了四类分子的儿子,当然,我就成了四类分子的孙子。

父亲任我趴在炕上大哭,并没有劝我,只是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大口大口地抽着闷烟,一句话也没有。他越是抽烟,越是咳嗽得厉害,但谁也劝不住他。只见一圈圈的青烟弥漫在低矮的土坯墙老屋的半空,争抢着削尖脑袋钻出窗户纸的破洞,逃出让人窒息的阴暗世界,在院子里,在黑暗的夜空,组成一个个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问号,久久不肯化开。

父亲连续抽了两三袋旱烟,才说:“老话说得好,黄河尚有澄清处,岂说人无得运时?忍着,熬吧,会有出头之日的。”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爷爷终于平反了,附在我们三代人头上的魔影终于消散了。父亲说:“生产队活儿紧,不好请假,你还想考学,就自己用功夫吧。”我知道家里劳力少,我再不好好上班挣工分,家里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来源了。我点点头说:“我会用功的。”看到父亲躺在床上的病态,还一直牵挂着我的高考梦,我心里感到阵阵痛楚,恨我无能,帮不了父亲。年轻无助的我,一片迷乱和彷徨。

我终于又以出色的成绩圆了我的大学梦。我也刚学会骑自行车,父亲怕我技术不好骑车摔跤和跌伤(当时汽车很少,撞车也大都是自行车和马车等相撞)。这天,听说我要去市里参加体检、政审填表、报志愿等,父亲本来吃完药在卧床休息,突然变得精神十足,下了床说:“走,我骑车驮你去。”父亲还是这犟脾气!说话不多,但说了就谁也更改不了。我说:“我行的,我都十七岁了,没事的。”父亲一瞪眼:“废话少说,赶紧走!”我只好从命,乖乖地坐上了父亲的老“红旗”自行车。

到了市里,办事很顺利,回来的路上,父亲仍然大喘着气,咳嗽中还哼着革命歌曲:“哎呦喂,哎呦喂……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我听后,心里涌起一种又怜悯又幸福的复杂情感。父亲就是我依赖的高山,我的永不言败的精神支柱,我生命中的天!

这辆褪旧的“红旗”牌老自行车,和我的父亲一样,好似焕发了青春,父亲骑车的劲头十足,老“红旗”一路也没有掉链子,发出了“嘎吱、嘎吱”的欢快的轻音乐。

父亲的哮喘病每况愈下。入学那天,父亲终于骑不动自行车去送我到车站,但他执意要亲自去送我,家人都拗不过他,便让两个亲戚骑车驮着我和父亲,一起到了车站。这天,秋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北风也渐渐变大。父亲在车站口,虽然努力地控制,依然在不停地咳嗽,他吃力地对我说:“好好上学,记得常写信别让你娘结记你。”看到父亲憔悴清瘦的面容,我的泪泉突然崩溃,哗啦啦地决堤了。父亲一生气说:“哭啥?真没出息,快检票进站吧。”我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抹着泪连连点头。

雨停了,阴云终于散尽。

进站,走近车站门时,我忍泪回眸,看到父亲扶着他心爱的老“红旗”牌自行车一动不动,那瘦小的身形,如一尊石雕。一阵风卷来,见父亲遮雨披在身上的花布卧单,在秋风中扑啦啦地飘起,高高地扬向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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