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红旗” ，不是红旗飘飘的红旗，而是一辆“红旗”牌自行车。1977年的那天，我就是由这辆自行车带着我，去参加恢复高考第一年的冬季考试。
那天 ，天刚蒙蒙亮，凛冽的寒风，夹杂着冰冷的雪花，不停地向四处凋零。父亲带着我向考场赶去。崎岖不平的黄泥路，颠簸着破旧自行车以及车后座上的我。路太烂，身体孱弱的父亲，因为握不住车把，一趔趄摔倒在黄泥路上。父亲每一次摔倒，都是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没事吧，我操点心！”我也只好苦笑一下。父亲为了我能走出黄土地，他吃的苦，受的罪，还有心灵上的伤痕，都刻在我心灵深处……这时的我看着父亲憔悴削瘦的脸，吃力地攥紧着车把，在摇摇晃晃中，艰难地前行着，心里五味乱翻……
这次，我是以初中生的身份参加高考，由于家庭成分高，我没有资格被村里革委会推荐去上高中，别的同学在中学里学习，我则在家一边参加繁重的生产劳动，一边趁别人劳动休息的间隙里，掏出手抄在烟盒纸上的知识随时学习，就这样,完成了属于我自己的“高中学业”。
由于父亲骑车的努力，好歹没有耽误时间，只见考生们正在进入考场，父亲把自行车一撑，“进去吧，不要慌！我在外边等你。”我走进大门时回眸，看到父亲因路上热汗涔涔现在又被凛冽的寒风吹着，像风雪中一片零落的树叶，瑟瑟打抖。我的眼眶就盈满了泪水。
好像有如神助，我答题比较顺利，走出考场时，大家互相说说考卷，觉得他们没有我做题对得多,当时的高兴劲儿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雪花还在不停地飘着，融化在我的脸上。一出考场大门，便看到了父亲在风雪中伫立着（当时大人们都在生产队劳动，没有几个人在考场外等着孩子）。我的父亲是专门向生产队长请了假的，因为我是低龄生（才十六岁），又不会骑自行车。父亲看到我出来了，没有问我考得怎样，只是说：“走吧，天冷，赶紧回家喝口热汤。”
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一路上听着老红旗自行车发出的“嘎吱、嘎吱”有节奏的韵律，好似对考试顺利的弹唱，我听着这轻音乐，心里泛着幸福的滋味。
分数下来了，我的成绩竟然全公社第一名。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想着终于能跳出“农门”，跳出这个禁锢我的无形牢笼，跳出这难以挣脱的是非之网了。
后来外村同学的猩红烫金的录取通知书陆续来了。我村就考上了我一个人，当时是轰动了全公社，村里的乡亲们更是说我有出息，说我为全村增了光……可迟迟没有接到通知书，我喜悦的心情渐渐凉了下来，整天愁眉苦脸的在等待着消息。
那些天，雪花总是飘个不停。
一天早晨，父亲早早就叫醒了我说：“起来吧，咱去城里走一趟。”我不满地说：“干啥？我啥都不想干，哪儿都不想去。”父亲温和地说：“本来我一个人去就行了，看你整天耷拉着脸，不如出去散散心。”我一想，父亲没有特殊的事是不会让我去的，更不会冰天雪地的一大早就出门。我知道父亲有慢性肺炎，经常咳嗽，一遇冷天更是咳嗽得厉害，要不是有急事，母亲不会让他出门。父亲说：“你别再说了，必须去。”父亲的话不多，但说出的话，是板上钉钉不会改变的。
于是，父亲推出了自行车，出门便是风，接着就是一阵咳嗽，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父亲，大冷天的，也不知道父亲到城里去做什么。父亲说：“坐上吧，咱们去城里办个事就回来。”我们爷俩走上了半融半冻的泥泞黄土路，一会儿，父亲就气喘吁吁了。我心里说，谁让你这样的天还出来呢。我嘴里嘟囔着：“非要出来……”父亲边急促地喘着粗气骑车边说我：“别说话了，看好路，万一摔倒了，记得提前往下蹦，别摔着了。”
从我家到城里大约有二十来里路。父亲的骑车技术确实欠佳，再加上他身体弱，一路上车滑摔跤六七次，父亲的身上早已沾满了雪水，我因为年少身轻，又有父亲提前的嘱托，心里早有准备，每次父亲骑车快歪时，我都能提前跳下车，身上并没有沾上多少泥雪。老“铁驴”（长辈们都称自行车叫铁驴）像是怀着很不满意的心情，抑或有着什么不好的预兆，在路上不时地“抛锚”落链子，搅得本来就没有好心绪的我，心情更加烦躁。
每次我跳下车后，就赶紧给父亲拍打身上的雪，心里由怨愤变为心疼，问“跌得疼不疼。”父亲说：“没事的，我又没有跌坏身子，走吧，进去吧。”哦，到目的地了，我抬头看了看大门，牌子上写着“邯郸地区招生办”几个大字，于是恍然大悟，我的父亲，一个瘦弱多病的父亲，顶风雪冒严寒驮着我进城，原来是为了我的前程，登时眼眶模糊，不知道是雪水还是泪水，只知道我冷得打颤的身体内激淌着滚热的血。
父亲找到招生办的老同学，说明来意，老同学拿出了大队革委会送来的证明信，父亲看着看着，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一如外面的天空。父亲没有说话。只是点燃了他的旱烟袋大口抽着烟，边抽边咳嗽。我忍不住一把夺过表格，政审一栏内分明写着两行大字：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家庭成分高，政审不合格。落款是大队革命委员会。来时我的情绪就不好，又看到了这个毁坏我前程的“政审”，顿时天旋地转，浑身一软，便瘫坐在地上。等我缓过神来，父亲已经一步一停地喘着粗气背着我，正在艰难地下楼梯，我挣扎着说：“叫我下来，叫我下来。”父亲大喘着气说：“别动，没事的。”我看到了父亲脸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在冰冷的地上，父亲大口吐着呵气，用他那孱弱瘦小的身躯背着我走出招生办三层大楼。
不管遇到怎样的情况，还是要回家的。我的父亲，外弱内强的父亲，用那憔悴而又坚强的身体，支撑着我的精神、走出招生办，父亲又用自行车驮着我，同样是冰水泥泞滑倒摔跤，我也没有提前跳下车的机灵。重新坐上自行车，我觉得这自行车比来时笨重了许多，听着它发出的“嘎吱、嘎吱”沉闷忧郁而极不情愿的呻吟，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艰难的路上，爷儿俩一起跌倒好多次，身上带着脏泥雪水，狼狈地回到了家。
在空气都似乎被凝结的晚上，大队的大喇叭突然在喊我的名字，让我去大队部。我诚惶诚恐，又觉得革委会主任是否能慈悲开恩，心里惴惴不安时，还默默祈求老天保佑一定是给我通知书呢。我一口气跑到大队部，革委会主任把脖子一梗，厉声说：“你想考学？给我回家考土坷垃修理地球去吧，有根正苗红的贫农后代替你上学了，没你事了。”我脑子“嗡”地一下，身子一软就靠在了墙壁上，差点儿跌倒。我吓傻了，我要疯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的家，一头扑在土炕上大哭起来。
名额被顶替，我的大学梦被彻底粉碎，就因为我是四类分子、牛鬼蛇神的后代！
我的父亲虽然当农民，他也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从一所财贸学校毕业，分配到外县的县联社工作。因父亲上中专时理工科出色，后被调往邯郸钢铁厂做仪表工作，曾与周恩来总理到邯钢调研时合影，可惜照片后来被红卫兵没收后遗失。父亲在“文革”中被下放回家，因为有文化的爷爷说了一句“浮夸风是害人的”，就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并且还不时地被揪出去游街批斗，于是，父亲所以就成了四类分子的儿子，当然，我就成了四类分子的孙子。
父亲任我趴在炕上大哭，并没有劝我，只是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大口大口地抽着闷烟，一句话也没有。他越是抽烟，越是咳嗽得厉害，但谁也劝不住他。只见一圈圈的青烟弥漫在低矮的土坯墙老屋的半空，争抢着削尖脑袋钻出窗户纸的破洞，逃出让人窒息的阴暗世界，在院子里，在黑暗的夜空，组成一个个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问号，久久不肯化开。
父亲连续抽了两三袋旱烟，才说：“老话说得好，黄河尚有澄清处，岂说人无得运时？忍着，熬吧，会有出头之日的。”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爷爷终于平反了，附在我们三代人头上的魔影终于消散了。父亲说：“生产队活儿紧，不好请假，你还想考学，就自己用功夫吧。”我知道家里劳力少，我再不好好上班挣工分，家里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来源了。我点点头说：“我会用功的。”看到父亲躺在床上的病态，还一直牵挂着我的高考梦，我心里感到阵阵痛楚，恨我无能，帮不了父亲。年轻无助的我，一片迷乱和彷徨。
我终于又以出色的成绩圆了我的大学梦。我也刚学会骑自行车，父亲怕我技术不好骑车摔跤和跌伤（当时汽车很少，撞车也大都是自行车和马车等相撞）。这天，听说我要去市里参加体检、政审填表、报志愿等，父亲本来吃完药在卧床休息，突然变得精神十足，下了床说：“走，我骑车驮你去。”父亲还是这犟脾气！说话不多，但说了就谁也更改不了。我说：“我行的，我都十七岁了，没事的。”父亲一瞪眼：“废话少说，赶紧走！”我只好从命，乖乖地坐上了父亲的老“红旗”自行车。
到了市里，办事很顺利，回来的路上，父亲仍然大喘着气，咳嗽中还哼着革命歌曲：“哎呦喂，哎呦喂……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我听后，心里涌起一种又怜悯又幸福的复杂情感。父亲就是我依赖的高山，我的永不言败的精神支柱，我生命中的天！
这辆褪旧的“红旗”牌老自行车，和我的父亲一样，好似焕发了青春，父亲骑车的劲头十足，老“红旗”一路也没有掉链子，发出了“嘎吱、嘎吱”的欢快的轻音乐。
父亲的哮喘病每况愈下。入学那天，父亲终于骑不动自行车去送我到车站，但他执意要亲自去送我，家人都拗不过他，便让两个亲戚骑车驮着我和父亲，一起到了车站。这天，秋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北风也渐渐变大。父亲在车站口，虽然努力地控制，依然在不停地咳嗽，他吃力地对我说：“好好上学，记得常写信别让你娘结记你。”看到父亲憔悴清瘦的面容，我的泪泉突然崩溃，哗啦啦地决堤了。父亲一生气说：“哭啥？真没出息，快检票进站吧。”我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抹着泪连连点头。
雨停了，阴云终于散尽。
进站，走近车站门时，我忍泪回眸，看到父亲扶着他心爱的老“红旗”牌自行车一动不动，那瘦小的身形，如一尊石雕。一阵风卷来，见父亲遮雨披在身上的花布卧单，在秋风中扑啦啦地飘起，高高地扬向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