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祥先生（左）与作者合影
二十年前的这个季节，我成了先生的学生。
恩师无声无息地走了，走得那样突然，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撂下。他是一个比低调人还低调的人，一个总为别人着想的人，在我和他接触给我的印象中，他向来不给别人添麻烦，却总是不不厌其烦其烦地帮助每一个人。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年前，我们在通州大街上偶遇。我说：“刘老师，咱们有时间没聚了，是不是年前一块堆儿坐一坐？”他说：“现在我手头还有几本书需要校对、整理、出版，咱们过完年再约吧！”他说完，转身匆匆走了。我望着他提搂着书包渐渐远去的背影，没想到竟成了永别。
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初春的嫩草已经拱出地面，杨柳的幼芽儿也挂满枝头，百花含苞待放。我和大明老师约好在东关小白羊聚齐，他跟我说：“刘祥老师工作比较繁忙，特别是编辑《运河》杂志，大量稿子要审核校对和编辑，咱们尽量不占用他更多的时间，见上一面说说就得了。”我也是这个想法，那时，刘祥老师是通州区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作家协会主席，每天公务缠身，能和他零距离的接触，也算是我三生有幸，我没有太高的奢望。我和刘老师只是在电视上偶尔谋过面儿，按照咱们中国人的礼节，初次相见怎么也不能空着手，要带点见面礼。带什么好呢？我征求大明老师的意见。大明老师说：“刘祥老师不怎么讲究，带多了他肯定会不高兴的，除了写作以外，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吸烟，不如就带两包烟。”大明老师的话提醒了我，“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我想刘祥老师也不会怪罪的。带着这点小小的礼物，我俩直奔中上园小区，登门拜访刘祥老师。
说来还有一个插曲，不知是大明老师记错楼号了，还是我们过于激动，稀里糊涂就进了三号楼三单元四楼二门，敲了足足有十多分钟，也没有人给开门。我心里琢磨着，刘老师就住在这么破旧的楼房里，楼道这么窄，又这么昏暗。后来一打听是新三号楼的三单元四楼二门，我叫大明老师又重新用手机和刘老师取得了联系，这新旧楼之分捉弄了我们一把。出了旧楼远远望去，刘老师正在四楼阳台向我们招手。进了刘老师家楼门，他已经在屋门口迎候我们了，他和我俩打着招呼：“赶快进屋吧，不用换拖鞋了，我没那么多事儿，谢谢大老远来看我。”此时我心里暖融融的。进屋落座后，我环顾四周，陈设如此的简单，和我想象的大相径庭，简直就不像一个名人的家，但这的确是刘老师居住的地方。没容我多想，刘老师已经把香喷喷的热茶端到了我俩的面前，大明老师先主后宾地介绍说：“这位就是刘祥老师，他就是吴……。”德龙俩字还没说出口，刘老师微笑着说：“不用介绍了，他不就是写‘打干枝儿、搂树叶儿’的那个无言吗？我对他有印象。”我几年前的一篇习作，连真名都不敢署的，只简单糊弄了一个笔名，刘老师有着如此惊人的记忆力，让我不由得肃然起敬，我激动地说：“真的感谢您记得我，我一个无名小辈，谢谢您。”我说了好几遍。刘老师说：“别那么客气，把你的作品拿出来咱们共同商讨一下。”刘老师的一席话缓解了我紧张的情绪。我恭敬的把文稿递给刘老师，他非常认真的翻看着。那边的大明老师一碗一碗的喝着茶水，我故意跟大明老师开着玩笑：“于老，这大早晨的就这么叫渴，是不是刘老师的茶对您的胃口。”“哪里啊！张大夫的炒饼太咸，喉的我嗓子直冒烟。”他边喝边聊，自己独享沏好的茉莉花茶，足足灌了两壶，最后索性自斟自饮了。刘老师一边吸烟，一边看我的文稿，他突然间问我：“你的写作动机是什么，故事的布局和构成是怎么考虑的，你要表达的意思，结尾是怎么安排的？”听了刘老师的话，我一时回答不上来，只能傻愣愣的瞅着刘老师。刘老师放下文稿，先跟我提出文稿如何构思和修改，并让我多阅读经典，提高文学修养，提高创作能力。然后给我简要讲起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史，他博古论今，畅谈中外，从‘战争与和平’讲到了‘四大名著’，从中国的文化名人鲁迅、郭沫若，从而引伸到我们通州的著名作家刘白羽、刘绍棠、浩然，以及现在的知名作家王梓夫、张宝玺。他客观的分析了通州的文学创作现状。他说文学创作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也要与时俱进，在一个领域要想站稳脚跟，没有独特的视角和先进的理念是不行的，要挖掘更深层次的东西。我知道“‘打造中国文学之乡’”是他首先提出来的，这就足以证明他具有独特的慧眼和胆识，从而也深刻的反映出他对大运河文化传承的忧思。
他的散文，他的小说，他的文学创作见识我都耳熟能详。我拜读过刘老师很多的文学作品，他没有什么弘篇巨著，但他的散文饱含着运河乡土文学气息，语言朴实，凝练，读来格外亲切，每每读起来都有一种新鲜的感觉，总能让人有所思，有所悟。“月饼磕子”让我想起儿时摔泥盆泥碗争得面红耳赤，；“加片儿”让我回到了和小伙伴在银幕的背面看露天电影的天真无邪；“疯秧、谎花、贼薯”不正是我目前处境的真实写照吗？难道这是刘老师特意早就给我写好了的，我不得而知。当我还在遐想的时候，刘老师对我说：“文学大家也好，普通作者也罢，你的文章如果让人耐看，让人彻底的记住，最重要的一条就得‘出彩儿’，一篇文章要有彩儿，一层段落要有彩儿，哪怕是一个字也要有挂彩儿的地方。”好一个‘出彩儿’，刘老师把几十年来文学创作的真谛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了我，让我懂得了今后应当如何努力，怎样做一个写作者。这次去刘祥老师家，让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打那以后，不仅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更让我在文学道路上不断进步。2005年，通州区文联文学季刊《运河》杂志第三期头版头条选登了我的作品“政府大院里的二妹（外一篇）”，闻着淡淡的墨香，看着方正的铅字，我的心情易于言表。刘老师在事先和我打了招呼，但究竟什么时候刊发，选取哪篇还是个未知数。在本期杂志的封面，我是以‘文苑新秀’出现的，这充分说明刘老师对我的激励、厚爱和期待。正如通州区文联原主席张宝玺先生在给刘老师散文集《刘洋散文选》序中写的：“刘洋是一个业精于勤的人，他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懈努力，也在为繁荣本地文学事业，造就文学新人的工作中全力投入。他和他的文学同伴继续主办着京东的文学刊物《运河》，力求贴近时代，获得更多的读者和更高的知名度。”
我这篇作品的题目不是发表在刊物上的这个题目，原来的题目叫“二妹浪漫曲”，经过刘老师的神来之笔、点精之笔而升华。刘祥就是刘祥，导师就是导师，他在那期的导读运河文学的花季中写到：“小说依然是重头戏。吴德龙——新作者，唯有新作者才最具有生活本真的鲜活性。那个仿佛眼前花儿般、讨尽领导好，终因年龄关系成为调研员的政府大院的女公务员，可笑可叹之间，是否还可……什么？”他还写到：“通州不乏写农民的优美纯净的乡土文学，也不乏城市青年写的小资味的玫瑰色文字，及写城市平民油盐酱醋茶、喜怒哀乐愁的市井文学，但一直为老百姓关注、有关国家前途、表现微妙而意蕴厚重、机智与狡猾同步、笑脸与杀机并存、一语难破玄机的官场文学，却少有人问津。究其原因，我们官场上的作者们，‘民主来了，二爷跑了’，这是河南作家乔典运写的一篇有名的‘选举’题材的小说里的一句话：党给了你民主的权利，你却被民主吓跑了。真是叶公好龙、杞人忧天。读一篇还写得浅显但很好看的小说吧，它出自西集镇政府机关一个非公务员的作者之手。”我不是变相吹捧刘祥老师来高抬自己。不久，我的另一篇作品“私法（外一篇）”被他选登在2005年第四期《运河》杂志上。瞅着我的文字不断变成铅字印刷体，更加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
接二连三的好事、喜事让我应接不暇，2005年国庆节前夕，刘老师邀请我参加第二届北京文学节暨通州《运河文库》作者表彰会，得到他如此的宠幸我心感不安，但能和区领导及通州文学界的大腕级人物近距离接触、见面儿，我深深体会到不虚此行。著名作家王梓夫先生的讲话，刘姝平女士的贺词，刘祥老师的致辞都情真意切，让我备受鼓舞；胡松岩、高晨两位作家的发言，让我感到了通州文学事业的希望；值得一提的是，通州区委宣传部张秀余部长的话语让人回味无穷：“我觉得我们搞创作的人你得热爱生活，一个不热爱生活的人你写不出来好作品；任何搞创作，您没有良心不行，良心是什么？是一个作者或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作家作者您要耐得住寂寞，只有寂寞您才有创造。只有在这基础上，把我们通州的作家，把我们的作品，推向北京市，推向全国，乃至推向全世界。”
我在给刘祥老师的信中写到：“尊敬的刘祥老师，您好！我不能经常去看望您，但我会永远铭记您的教诲，要不遗余力的‘出彩儿’，我会用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报答您对弟子的提携。”虽然建树的作品颇少，但我的创作始终就没有停止过。正是在刘老师的大力扶持和热情鼓励下，我的作品不断发表。又一篇小说《招伤》刊登在2006年第二期《运河》杂志上；2007年第三期《运河》杂志刊登了我的小说《柴哥轶事》；2011年我的小说集《乡镇小政府》入选《运河文库》第八辑；2016年第一期《运河》杂志又刊登了我的打假题材的小说《黄牛、医托、讨饭的》，名字是刘老师后改的，并且收录了他的讲课范文；我的散文《想念父亲》刊登在2017年第二期《运河》杂志上；我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两篇文章《妈妈的红根菜》、《家的变迁》刊登在2019年第三期《运河》杂志上；我的小说《政府大院里的二妹》被编入《运河文库作品选》。刘祥老师还介绍我加入了通州作家协会。
回想自己在文学道路上走过的路径，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刘祥老师给的鼓励和帮助。在我的成长进步中，在我的作品不断发表的激励中，都浸透着刘祥老师辛勤的汗水和给予我的殷切希望。恩人的鼎力支持使我坚定了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江河奉献给海洋，天空奉献给大地，拿什么感念您我的文学引路人。
刘祥先生已经驾鹤西去，离我们渐行渐远，留给我的是无以回报的遗憾和心痛，还有深深的悼念，绵绵的哀思。
真的，我爱我的恩师——刘祥。
哭恩师
忽闻恩师驾鹤去，
朦胧两眼泪奔流。
文学大旗谁擎起，
何时辈出再造就。
吴德龙
2020年3月28日
前排左数第四位是刘祥先生
前排左数第四位是刘祥先生
责任编辑：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