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道觅踪

要说梅花镇有一条古道（秦皇驰道）的话，唯一可能的就是在赵、藁二县的边界上。因为现代交通网络建设“村村通工程”的实施，以及计划经济时代的持续推行的农田基本建设规划的落实，一镇之内，一村之内的旧有古道早已荡然无存，除非是在“三不管”的县界上。然而，苍天有眼。竟然真的就有这样神奇的“巧合”：在“赵、藁、栾”三县（区）名副其实的“三不管”边界线上就有这样一条古老的大道。

梅花镇南刘村与南侧的赵县双庙乡冯家庄相邻，两村相距千余米。而在两村之间横隔着一条“古老”的大道。称其“古老”是因为当地的老人们说起来就连他们自己的上一代上一代的老人都说“本来就有”，没有人能追得到“何时修建起来”的根底。叫它“大道”，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再没有比它更宽的老黄土之路。它从东端的梅花城墙老西门始笔直的到达西端的栾城区柳林屯乡故意村，全长约八里，并穿过故意村向西10余公里从，栾城老县城城南经过直插窦玉方向。这条“八里大道”，在当地周围村却有习惯上的不同称呼。南北两侧村上的人都称它“横道”；东端的梅花村叫它“栾城道”或“故意道”；西端的故意村又称它为“梅花道”或“八里道”。

这条横亘在我老家南部边界上的笔直宽阔的大道，于我是那样的亲切、熟悉，保存着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

跨过这条路再向南就是外祖父祖居的村庄，两个村子相距仅有三里路。从小就在两村间蜿蜒的田间小路上跑来跑去。而横在两村正中间的大道就像一条有生有款的“鸿沟”是必须要穿越的，而“鸿沟”的底部是又宽又平至到两侧路边才陡然如两道高墙般的耕地，站在下边的小孩子根本看不到高强之外平旷的田野，两侧高墙之上偶有几棵杨树、槐树虽然向道内微微侧着身、弯着腰，但要看到高高的树梢，昂起头了让人颈椎乏累，头脑发晕。即使如此还是不断把头向身后拗过去，因为透过树冠的绿色能看到洁白的云朵在湛蓝的天空间飘逸，令人神往。微风荡漾中更不忘在路边坡下捉金龟子、扑蚂蚱，追逐蝴蝶，不经意间脚还会下蹿出一条蜥蜴，令人一惊，等你稍镇静下来，它早已隐没在远处的杂草中了。还有牵牛花、苦菜花、蒲公英花，碧绿的猪耳朵菜（车前子），直到落日余晖时，仍让人玩得流连忘返。最有趣的是这条大道以北属藁城地界，南面东部属赵县，南面西部则是栾城。就是在今天看来，如果在这样一个三县交界处开辟修筑这样一条大道，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栾城道”要全面升级，把以前在故意村西就远远中断的柏油路面拓宽硬化，并沿着“八里道”一直东延至穿过梅花的藁赵主干道上。周围老百姓自然欢喜。但在故意村的古道路基占地大部分属于北侧的藁城辖马庄和王宫两村。当时开工时为路边高大的钻天杨产权归属以及占地争端，差点发生起械斗，使工程停滞。后来不得不从有争议的路段绕开向南向北各修了一个分支油路。被人们一直热议期盼修通油路的“八里道”就这样被搁置冷落在一边，就连普及“村村通”油路工程实施时也再不被人问津。悲哉乎？幸哉乎？

实乃幸哉、快哉也！“八里古道”竟以此躲过了被“现代化”的劫难！带着儿时的记忆，我又数次踏上这条熟悉又陌生的古道，寻访它的身世之谜。但在道两侧除了年复一年的耕而复始的播种收割庄稼外，再无任何可用来证明该条道路历史沧桑的凭籍。脑海里唯一浮现的是曾有的繁华：改革开放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禁止棉花、豆类等经济作物农产品交易，人们在梅花传统集日为了交易和躲避被没收纷纷赶到“三县交界处”进行买卖，集外集交易非常活跃，八里长龙一时成为解决当时供需矛盾非常便利的交易集散地。

面对眼前这无声无语、不能诉说自己身世，如今早已是空旷荒凉，人迹罕至的苍茫古道，不免心头升起丝丝的悲凉与感慨。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二)古道沧桑

周道驰驱日，芳里眺望时。

云霞开曙色，花木弄晴姿。

天暖宜更袷，风柔不满旗。

行春兼问俗，未觉马迟迟。

        这是明代一位名叫周在的诗人路过古道时写下的一首《藁城道中》的五言律诗。燕王登基定都北京后，南京就成了明朝的二首都，依旧保持了朝廷原有的政府机构设置，大多官员都是在南京经过历练后，才被调至皇帝身边担任要职的。比如，藁城人张子麟早年曾在南京大理寺任评事，后调至北京任刑部尚书达十一年之久；石阁老早年在南京礼部工作，后到皇帝身边升迁至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最后担任了阁老宰相。“南京到北京小城数栾城”。栾城是南京到北京陆路交通上的一个最小而又富庶的小城。从南京到北京有东西两条线路，东线沧州、德州是必经之地，西线的定州、正定是唯一的官道，而将这东西两线连结起来的就是正定南的栾城至德州间的这条“古道”。所以无论真定府一带的人们去南京或者由南京回家，还是东南方向的巨鹿、德州及苏浙皖地区的人们与真定、定州、保定及山西太原地区一带之间的交通往来，取道于栾城至德州间的这条“古道”无疑是唯一的最佳选择，除此或再无它途。

这也许正是“秦皇古道”经历上千年而不会绝迹的原因。本文开头提到的明朝诗人周在就是骑马行走在这条路上时的即兴诗篇，作者以诗人特有的笔法开篇即以“周道（周朝时期修建的道路）”来指称这条古道的历史悠久，精炼至极，形象至极。至于说如今的国道“沧石路（307）”，那是至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因铁路建设石家庄发展具有了城市的功能和规模以后才出现的一条东西交通干线，较栾德间这条“古道”已晚了一两千年了。

据藁城县志记载：至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建置境界方成定制。由此说明现在的赵藁栾三县区的边界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公元973年就已经存在了。而且这条大道不只是赵藁两县间的边界线，还是一条比县更高的上一级行政区划单位——恒山郡和赵郡间的分界线。有史料记载：北周宣政元年（公元578年）析定州置，治正定县（唐初徙今正定县内），隋大业初改为恒山郡，辖境包括今天的河北省石家庄老市区、正定、藁城、灵寿、行唐、井陉、鹿泉、平山、阜平等县区市，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避穆宗李恒讳改名镇州，五代时升真定府。另有史料关于赵州的记载：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改赵州为赵郡，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复罢赵州为赵郡，辖平棘(赵县)、高邑、赞皇、元氏、瘿遥（宁晋）、栾城、柏乡鼓城（晋县）等。由此知，藁城和赵县在古代曾分别隶属于恒山郡（府）和赵郡（州）两个相当于今天的“省”级的行政单位管辖。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条大道自然由成了冀南和冀中两个革命抗日根据地的之间时的分界线。

在地方志资料中虽然找不到对三线交汇处“八里古道”生平往事的任何记载，但这条“古道”客观存在的事实，却能证明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它的出现远比“地方志”这类典籍还要早。

在明朝正德年间，藁城人张子麟担任刑部尚书期间，藁城进行旧城改造：疏通护城河、整修加固旧城墙，并向西（西关）扩建新城。家乡这一重大工程竣工后，张子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写下了《新城记》一文，其中介绍道：

藁城故有城，仅三里许。城唯东西二门，而无南北，殊隘陋不足以容居民，……。父老杨茂、康彪辈、议立新城，以其事上于朝。下其议于大司马，大司马议若曰：“惟此广野多寇，寇实可虞，惟城无虞。”上乃可之”。

这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即使小到一个县城修墙建城这样的工程,也是需要“朝议”定夺并由皇帝拍板决定的。那么要划定县、郡间边界而且要修建一条大道，可是比修建一座城池影响广大而重要得多，决定这样的事项，当然要由皇帝来决断。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始于秦始皇，而且全国主要交通的格局也是由秦始皇首创的。史料记载：秦始皇称帝后，开始修筑构建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全国性新的“驰道”交通网，著名的有高陵通上郡（陕北）的上郡道，过黄河通山西的临晋道，出函谷关通河南、河北、山东的东方道等9条驰道，途经河北的有位于河北省南部邯郸地域的东方道，除此，还有一条就是在太行山前平原通过井陉古栈道，应该是西于临晋道连接起来的北道。所有的推测都指向这条古道——“八里道”。因此说“八里道”很可能就是这条东行至海“驰道”上的、因种种历史客观因素而得以留存下来的较完整的一段。

可以想象，当年“真龙天子”秦始皇东巡出海，动辄上千人行走在这一马平川的原野上，龙旗蔽日、华盖遮天，卫队前呼后拥，斧钺如林参天，仪仗森严，马萧萧车琳琳，龙车凤輦护卫在核心，是何等的神威盖世、气派非凡！

（三）古道渊源

——秦始皇驰道“东垣线”

“秦始皇修驰道”在历史上是与“筑长城”齐名的壮举。秦始皇称帝后，开始修筑构建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全国性新的“驰道”交通网。《汉书》记载：秦驰道在平坦之处，道宽五十步（约今69米），隔三丈（约今7米）栽一棵树，道两旁用金属锥夯筑厚实，路中间为专供皇帝出巡车行的部分。可见，“驰道” 即御用大道，是专为皇帝“龙车”通行备用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从公元前222年开始，秦始皇从咸阳出发东巡就有五次，直到最后病死于途中，灵柩又由井陉栈道返回。从这一点判断，秦始皇修建的驰道在藁城境内穿过亦在情理之中。

春秋时，藁城为晋国属地，曾出现过一个由北狄部族分支迁移而来并落户定居的“肥累国”（旧址在如今的系井、城子村一带），因为强占晋地而被晋国灭亡，这也是后来人们称藁城南部“肥累”或简称“肥”的由来。到了战国时候，藁城又成了赵国的地盘。秦始皇为了吞并赵国，曾多次跨过太行山，进犯到藁城地界上来。而“宜安”（在今天藁城宜安村一带）又成了秦国从太行山下来后，要站稳脚跟必须拿下的第一个军事要冲。《资治通鉴》记载：

“始皇帝十一年，将军王翦、桓齮、杨端和伐赵，攻邺，取九城。王翦攻阏与、轑阳，桓齮取邺、安阳。

十三年，桓齮伐赵，败赵将扈輙于平阳，斩首十万，杀扈輙。赵王以李牧为大将军，复战于宜安、肥下，秦师败绩，桓齮奔还。赵封李牧为武安君”。

赵国将领李牧曾在宜安和肥累城下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秦军，并因此次战功得到“武安君”的封号，成为彪炳史册的名将。后来秦使反间计，赵王将李牧撤换下并杀害，最终至赵国灭亡。军事要塞枢纽“宜安”易手秦国，使秦国东进灭齐国，北上攻燕国的门户被彻底打开，从而为最后统一中国铺平了道路。

《河北通史.秦汉卷》（第26页）：“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第二年起还曾大规模地兴修以国都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据《汉书.贾山传》引贾山《至言》称：秦始皇‘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于此’。就河北而言这样的驰道有四条：……；二是由咸阳经太原东行东垣线的井陉至东垣段；……”。其中“东垣段”即是做为“东穷燕齐”驰道之一——“东垣线”上的一段。

        这里要先弄明白“东垣”这一概念的历史内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乃划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来陆续增至四十余郡。各郡分设若干县。”（《河北通史.秦汉卷》）“东垣”即秦朝时期的“东垣县”。“东垣县原为战国时期中山国所筑城邑，后入赵。秦灭赵，置东垣县，为郡城附廓县，治今石家庄市东北郊之东古城。”（同前）东古城即如今石家庄市北二环上的东古城。那时“东垣县”属于常山郡（恒山郡），此外还有“井陉县”和“石邑县”（今鹿泉区东南南故邑村附近），除此三个县外现今的整个石家庄地区在那时再无其他县治。战国时有名的藁城“宜安”在秦时连个小小的城邑已不再是，或是因为秦国战败之地，或是秦赵之战后，人口萧条再也没有做为城邑的必要而被废弃。显然东垣县做为常山郡“郡城附廓县”无疑是历史上的真定府（郡）及近代石家庄市的最初发祥地。东垣线驰道做为秦始皇东巡的重要交通干线，由井陉古栈道越过太行山向东进入东部平原必然要穿越“东垣县”的南部再一直向东至“燕（秦皇岛、沧州）齐（山东烟台）”“濒海”之地。做为秦始皇的专门出巡而修建的御用大道，绝不会绕个弯子由井陉古栈道出口先修到一个小小的郡县小城——东垣城，然后再折转向东;而一定是由井陉古栈道在太行山的东出口径直的将驰道一直向东通向齐鲁之地。

《河北通史·隋唐五代卷》（160页）“成德王承宗两次叛乱” 一节中有这样一段史事记载：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病死，其子王承宗因世袭与朝廷闹翻。后朝廷妥协，以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薛昌朝就地任命（唐高宗名将薛仁贵之孙薛嵩之子）为保信节度使。薛为王氏之婿，但王承宗听闻女婿暗地里与朝廷同谋，便立即派数百骑驰入德州，执薛真定囚禁。宪宗闻奏后派中侍驰诏放人被拒，王承宗叛乱。朝廷遂发兵二十万耗时近一年讨伐，师久无功，只好罢兵。最后朝廷妥协，王承宗即释放薛昌朝。

在这段真实的历史事件记述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这句话:“数百骑驰入德州，执薛真定囚禁”。虽然只有十余字却道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数百骑全副武装的人员结队同时由真定火速奔袭德州，抓获人犯后再快速返回真定将人犯送进囚牢。要完成这样特殊的突袭抓捕任务，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就是道路选择——既要尽可能的走直线距离，而且道路还要宽阔平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并达到“出其不意”、“速战速决”和“出奇制胜”的效果。王承宗派出的的几百名“骑士”特工，往返六百余里能顺利完成任务，在真定至德州间的行军路线，绝对非“秦皇驰道”的 “东垣线”莫属。由此，可以推定：古“八里篷”村南的八里“横道”属于秦始皇驰道“东垣线”上的一部分的历史遗存。

秦始皇登基称帝后，通过修建起来的驰道交通网开始了声威浩大的出巡活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始皇东游。……登之罘”〔“之罘”即芝罘山，在山东省烟台市〕；

“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之碣石（在河北省昌黎县北）”。

秦始皇在这三次出巡中都有可能是通过驰道——东垣线向东穿过一马平川的平原到达山东一带及昌黎碣石之地的。

再者无论从井陉古栈道在太行山向东的出口来看，还是古代藁城南部的地理环境来分析，宜安附近分布着由西北斜横向东南的滹沱河分支汪洋沟，及浔河、丽水河等，显然这条驰道在滹沱河南岸靠近滹沱河的位置是极不合适的，最适宜的位置应在汪洋沟之南，也就是处在赵县和藁城边界线这个最佳位置上。

综上，赵、藁城边界上的这条“八里古道”足可被确认为“秦皇驰道”东垣线上的一段无疑。

        一条被遗忘在三县（区）交汇处“三不管”的边鄙之地的皇家大道，一条被现代文明繁华喧闹所淹没沉寂的见证过华夏二千年辉煌与悲壮、战争与苦难、饥饿与贫穷的古交通干路，一条记载过无数炎黄儿女匆匆过往行走身影的历史通道。

  责任编辑：李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