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广播剧作家刘康达由衷推荐：
《岁月悠悠——王磊回忆录和作品集》是一位共和国同龄人的人生记录和时代写真。此书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王磊作为老知青和资深报人、学者阅历非常丰富，文章涉及门类广泛,内容厚重；是因为他那质朴优美的散文笔法，十分鲜活细腻，情趣盎然；更是因为他那深沉的“仁者爱人”情怀和鲜明坚定的百姓立场，使字里行间洋溢出扑面而来的“人味”。王磊是在身患癌症后抱病完成此书的，就为把自己亲历的时代和人生经验告诉后人。他这位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生命凝结成文字，以表达对亲友、对晚辈、对家乡、对祖国的挚爱,尤其难能可敬！
人的一生好像在和死神下棋，你明知非输不可，但还是用心下的。偶尔一个精彩的棋步，自己就很高兴。每个人棋艺不同。高手可以一帆风顺；我则不然，命运几次安排我与死神相遇，每次都险些命丧黄泉。幸运的是，年过七旬，还未过早地输棋。看来，人生不能过早输掉这盘棋。
不过，我来到这个世上生存至今是幸运的，不管上苍给我多少年寿命，我都十分满足。人的生命很脆弱，尤其是在空气食品噪音严重污染的环境下，一场疾病，一次偶然事故，一个意想不到的意外，随时都会失掉生命。
我与死神最少有四次擦肩而过。
那是1951年冬，我刚满四周岁。娘带着我们四个儿女（哥姐和怀抱中的小弟）从天津搬迁到通州。我对天津火车站没什么记忆，只记得要经过一座很长的桥，桥下排列着很多铁轨。第一次到通州，我记忆清楚。通州火车站下车时，天空灰蒙蒙的，显得很阴冷。父亲雇了两辆三轮车接我们。娘抱着不满周岁的弟弟坐在座位上，我半蹲半坐在脚的地方。通州的冬天很寒冷，一路上，手脚都冻得僵了。路过新城南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破旧的城门。
城墙灰黄色，墙头上还有黄色的枯草，城门上部半圆，围着一圈灰砖。门楼低矮，三轮车穿过，抬头看是灰黑色残破的砖旋成。在天津没见过这样的城门，觉得很新鲜。因为新鲜，我一个人还曾到这个城门又看了一遍。
从幼年时起，我胃口不好，瘦弱单薄，经常有病。五十年代初期通州与天津不同，干燥寒冷，到处是土路，不像城市的样子。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不适应寒冷的天气，1952年初春我不幸病倒了。这次病与以往不同，高烧不退。我朦朦胧胧记得娘不断用冷水冲洗毛巾，敷在我头上降温。下午或晚上用香菜放在我后背上反复搓，据说是偏方，消炎退烧。解放初期那个年代，普通百姓家不习惯也不懂得有病去医院，孩子发烧，父母依据经验，“喝点姜糖水，发出汗来，退烧就好了。”再则，经济条件所限，多数家庭也不备医疗费，到医院治疗感冒发烧的寥寥无几。
高烧几天，我昏昏沉沉已不记得了。据娘后来反复说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天晚上，高烧不退的我，已经昏迷不醒。娘预计十分衰弱的我，熬不过今天夜晚，就准备了一些沙土，铺在后墙地上。夜晚，大家都睡了，只有娘怀抱着我。到了深夜，我呼吸急促，脸色苍白，身子发凉，明显病危。娘把我放到沙土上，等待一个不满五岁孩子的归宿。神奇的是，快天亮了，竟然还有一口气。看着病危的儿子，娘心软了。把爸爸叫醒，让他想办法请医生。爸爸单位土产公司有一位祖传中医孟大夫，解放后已不从事医疗。没办法，只好请孟大夫帮助。孟大夫看了病情，明确诊断是急性肺炎，在医疗极不发达的解放初期，患肺炎的儿童十有八九命归西天。当时，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在通州当属孟大夫。他开了中药药方，留下了几片珍贵的难得的“青霉素”。服药当天，从奄奄一息病危中的我竟然神奇地清醒了，还坐了起来。第二天，可以吃饭，这是病了多日饮食难进情况下，开始吃东西。第三天，下地走动，已经自己玩了。一个即将离世的生命，由此得到了挽救。多少年来，娘多次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件神奇的故事。
第二次危难发生在1975年，我在报社任记者。当时，《乌盟日报》社编辑部主力记者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担当主要采访任务；二是以知青为主的新生力量，独立完成重大新闻采访。1975年初，为迎接全国四届人大召开，编辑部研究配合宣传问题。因为这是人们盼望已久的重要会议。六十年代以来，我国政治风云不断。人大换届每四年一次，但1964年第三届人大以后，再也没有召开会议换届选举。全国人民关注着四届人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国务院总理人选，是邓小平还是张春桥；二是会议将决定什么重大决策。1975年1月13日，历经磨难的四届人大终于召开了，因病长时间不出来工作的周恩来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起草，坚持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重点写入报告中，提出我国将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国热议的话题。会议决定89岁的朱德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癌症晚期的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这个结果，受到人们的欢迎。
我们编辑部研究立即派记者分路采访，主题是对四届人大的反响，要求迅速快捷，第一时间把工人、农牧民、科技、教育和部队的反响以最快的速度见报。我和摄影记者及蒙文记者为一组，深入到牧区边防线上的驻军进行采访。
四子王旗边防站驻扎着一个连的边防军。我们驱车赶到时已经日落西山。连长和指导员陪同我们登上边防站哨所，往北看，就是外蒙古，目光所及，看到的是一片荒芜干旱的草原，看不到村落。与蒙古国的边界是一片五公里寛的机耕地。我方一侧，矗立着界碑。
采访连队干部后，天黑了。他们招待我们晚餐。边防生活最缺的是蔬菜，他们以蔬菜罐头招待我们。吃饭时，我向连指导员提出，晚七点电视台新闻联播，将播出四届人大消息，我们要和战士们一同收看，然后召开座谈会，听听边防战士的反映。
采访很顺利，但时间很晚了。连长安排我们住下。明天我已经预约好，还要到苏木采访牧民。时间紧迫，写好的稿件要迅速拿回报社，编辑部在等待着。所以我们婉言谢绝，坚持返回苏木。
我们离开哨所是晚间九点。草原的夜晚，如果没有月亮，那是一片漆黑，如同走进黑暗世界。驱车离开哨所，司机打开车的大灯，照着前边 （四子王旗边防站指导员与记者合影）路。走了半个多小时，忽然看不见来时的小路了。我们下车寻找，像双目失明似的，连我们自己的脚都看不到，哪里有路？司机说，上车吧，我开车找路。车颠簸着，左拐右拐，怎么也找不到路。车在草原上，没方向的开着。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陈兵百万，布在中蒙边境。战争一触即发。我们的车因为找不到方向，如果越出国界，那危险极大。蒙古方面的边防军认为这是侵犯他们，将立即开枪射击后果可想而知。
在迷失路的紧急中，我们商量决定，一个人盯着北斗星，保证车向南，一定避免车开向边界；一个人负责找灯光，一旦有灯光，那是牧民的蒙古包；第三个人帮助司机找路。四个人分工合作，同心协力，车向南开着。两个多小时后，已是半夜，司机忽然大声疾呼：“坏了，车没油啦！”这是最可怕的消息。一月中旬，正是寒冬腊月，草原夜晚零下三十多度。我们乘坐的是212京吉普车，报社唯一的采访车，十分简陋。刺骨的寒风已经把我们冻得浑身发僵。如果停留一小时，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司机盯着最后剩下的油量，我们四面张望，希望尽快找到灯光，这是人命关天啊！千钧一发时刻，我们忽然发现远处闪烁着灯光。司机也看到了，凌晨四点，我们来到了灯光下的一座蒙古包。车停下时，没有一点油啦，真的好险，好险！
人生难测，意外随时发生。那是1978年冬，第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运输公司的一位同学，告诉我有一辆大轿车准备进京，问我是否有事，可以跟随这辆车到北京。婚后，娘家送给我们一个双开门的柜橱，需要从北京运回。可巧有这辆车，去一趟把这事办了。
七十年代，北京对外地进京车辆严加管理，任何货车白天都不能进京。
我搭乘的这辆大轿车，只能在天亮之前闯进北京。从集宁到北京需要十几个小时。车上两名司机，因开夜车疲劳，互相换着。另有三人，是司机的家属，跟随到京，加上我共六个人。
下午，从集宁出发。在大同市大家一起吃晚餐，休息半个多小时，做好开夜车的准备。一路上安然无恙，欢声笑语。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说说笑笑好热闹。午夜时分，大家都安静了。车从门头沟方向进京，要走崎岖的山路，我对这条路很陌生。窗外，一片漆黑，只看见车灯照着前边不太宽的路。因为是夜间行车，对面很少有会车，还算安全。我坐在车后，昏昏欲睡。车内没有声音，车外寂静山林，唯一的声音是我们车的发动机隆隆响着。
突然，司机大喊一声：“啊，停车！”一声喊叫，把我们全惊醒了。两名司机立即下车，并向家属嘱咐：“你们别下来，车上坐着。”我是男人，跟随司机下车。这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这是盘山路，几乎九十度急转弯。
左边是山边角，右边是万丈悬崖。我们的车没有向左转，竟然车头向前，车的右前轮已经悬空了，下面就是悬崖。万幸的是，左车轮被一块防护石卡住，没有这块石头拦住，我们的车瞬间将滚下悬崖，葬身于万山之中。好悬！太悬了！我惊叹着。
司机把车倒在安全位置，我们都上车了。惊吓之余，司机才回味着说：“哎，真悬！我们这是白捡了条命。刚才，我只是困得稍稍闭了一下眼睛。”司机连续开夜车，疲劳驾驶，就是这一“稍稍闭眼”，六个人险些命丧黄泉！
上苍关照，上帝发善心，我的女儿才两岁多，一个家庭不能破碎。接受这次教训，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乘过夜车。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写作高峰，报告文学、通讯和戏曲研究达百万字。在这期间，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没有出现危险灾难。
1993年，我们全家返回北京，工作已安排好，一切从头开始。在内蒙，我们家单门独院，院子大，像农家院落，养着鸡兔，种着西红柿、七寸莲豆角；在固安轻工管理学院，按讲师职称分配了三居室，生活条件优越。可是到了北京，没有住房，依靠朋友帮忙，在南官房杂居院暂住一间平房。
到北京一年多，住房没解决，女儿在上学，诸多问题在等待。此时，又一件不幸发生了。
1994年初夏，因扁桃腺发炎，我到北京宽街中医院注射青霉素。从青少年开始扁桃腺经常发炎，用青霉素治疗最见效。
下午，护士打青霉素试验针剂，五分钟后，护士检查看了一下，“没事，可以打针。”上海生产的粉末状青霉素，护士处理后，打完了针，我骑自行车回家。
晚上，饭已做好。忽然，觉得不舒服，腹胀难忍，晚饭不能吃。我又回到中医院，找到大夫诊断。一位值夜班的女医生，检查后说，“你出现了紫癜，这是青霉素过敏！今天夜间你注意一下，青霉素过敏反映在两个渠道，一是在心肺，二是在肾和肠胃。如果出现胸憋心慌，是非常危险的，你赶快来医院急诊。”遵医所嘱，我回家后，上床休息，感到浑身无力，等待命运的判决。如果发生像医生所说的反映在心肺，那是异常危险的。因为大量病例说明，青霉素过敏致死都是肺部窒息，无法抢救。
又是上苍眷顾，经过一夜的观察，没有发生在肺部。但是，第二天，过敏加重。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睡了整整一天。我有一个好习惯，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影响睡觉。往往是上床倒头便睡。幸亏睡觉充分休息，减轻了病情的加重。第三天早晨清醒了，但双腿无力，很难下床。身子出的汗，在我躺的凉席上整整映出一个人形。
人与命运的抗争是一种本能，但需要的坚强与坚韧是人的品质。每一个生命之所以为生命，是因为生命有其自信与自尊。人在世界上如大海中的沙粒，绝不缺少你这一粒。但在家庭则不然，男人是家庭的顶梁柱，是家庭的大山。不管病有多重，我一直坚信，一切都会好的。开始下床时，双腿很难站立，扶着墙或家具，慢慢挪动。在秀华的搀扶下，走出院子，扶着外墙，艰难地迈着脚步。从走十几步开始，增加到几百米。青霉素过敏造成腹泻，住在胡同，靠公共厕所。每次腹泻，蹲下后站不起来，双手支撑着膝盖，用力一点点站起来。我们家离恭王府不远，那时，恭王府还被一些单位占据着，谁都可以进出。每天秀华陪同着，我们在恭王府院子里散步。慢慢的，能走千米以上。晚上女儿在家学习，我们俩沿着什刹海散步，也到北海公园。散步锻炼，调整肠胃。后来，我找到中医院医务处要求查明过敏原因。
医院告之，这是青霉素延时性过敏。试验针没有反应，注射青霉素后发生过敏。医院没责任，受罪在自己。
这次过敏性疾病延续三年。上苍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摆脱了病魔。从中我悟道，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他是属于家庭、亲戚、朋友和一切熟知你的人。人生这盘棋，虽然必输，但坚持抗争，让他延续。
我的结论是：珍爱生命，善待自己！
王磊，1947年出生，5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1968年从北京通州潞河中学赴内蒙凉城插队。此后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先后在《乌兰察布日报》社、《北京民政报》社任编辑记者和总编、社长等职务，写作新闻、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等百余万字。长期深入基层，关注百姓命运，歌颂改革功臣，揭示社会问题，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支持和领导的重视。倡导并擅长以散文笔法写作报告文学和新闻。曾获得内蒙古、华北地区和全国的新闻奖项30多个。
刘康达，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通州区文化馆正高级研究馆员（退休）。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创作《运河人》《共和国赤子》《扫雷英雄杜富国》等广播剧作近30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5项、中国和国际各种奖项20余项。出版130万字的《刘康达剧作集》。获北京市“劳模”称号，个人传略被辑入《中国戏剧家大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