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七岁去讨饭，

       爸爸七岁去逃荒，

       今年我也七岁了，

       高高兴兴把学上。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走进学校，成为小学一年级学生，老师在第一堂课上教给我们的儿歌。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首朗朗上口的歌谣却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首歌谣谣简直就是我家的真实写照。

我的祖父，出生在十九世纪末，按年龄推算，到现在已有两个多花甲了。在在动荡不安的清朝末期，农村穷苦人家的孩子有几家能上得起“私塾”读书？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上不起学的爷爷只有早早去参加耕地种田的繁重劳动。这倒使爷爷练就了一副铁身板，除了耕作庄稼还是打坯盖房的一把好手。更意想不到的是爷爷还有一个“说书先生”的一到冬闲时，爷爷常常被乡邻围在一起听他说《施公案》、《水浒传》等评书故事。在我稍大能记事时就听大人们还常常讲起爷爷。那时他们还是听爷爷说书的娃娃，就有人问爷爷：北平大城市里的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爷爷答“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灯头朝下”。爷爷的“连珠炮”让大家又开心又感到稀奇。那时在农村还没见到过电灯，听了爷爷的话，人们非常纳闷：灯头朝下，那不把油灯里的油全都洒了，灯还怎么着呢？爷爷在乡亲们的眼里就是这样一个见多识广的个奇人。

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一个从未进过校门，也没有拜过师学过艺的人，在那个连收音机、电视机都不只是何物的年代，怎么就成了深受乡里喜爱的有见识会说书的“先生”？但有一点我敢肯定，那就是少年时期的爷爷一定连做梦都在渴望着进学堂、学文化。

爷爷有二女三子，父亲排行最小。父亲出生在北伐战争结束之后，直隶省改称河北省的1928年。名字虽然变了，但军阀混战的局面却没有多大改变。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同胞背井离乡涌入关内，本来就已苦不堪言的河北老百姓更是人心惶惶。1937年“卢沟桥事变”，国军溃退南逃，还不忘抢掠百姓，大姑父被强迫抓去赶车，帮逃兵拉人拉货，一走便无音信。紧随而至的日寇到处杀人放火，在我们镇上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九九惨案”，屠杀无辜群众1547人。刚满十八岁的大伯父怀着满腔民族义愤，毅然离家出走参加了八路军，奔赴抗日的最前线。这一年父亲才刚满十岁。父亲七岁时就跟随大人参加劳动，八岁就学会了独立赶牛车。在大伯父离家出走后的日子，二伯父和父亲就是爷爷的主要帮手，除了耕种自家的几亩薄田外，还要靠“打短工”养家糊口。父辈们就是在这样动荡不安、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倍受着煎熬地顽强生存长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家乡解放，大伯父牺牲的消息传到家乡，政府向我家颁发了“烈属证”。闹土改时，鉴于我家的生活状况和烈属户实际，分得了地主家一套有着砖瓦房的四合院。正当人们都为我家高兴之际，爷爷却站出来“发飙”说，这样的房子应该做学堂让孩子们读书，自己身体还健壮，还能和两个儿子一起打坯盖新房。一套本该到手的四合院就这样被“傻犟”的爷爷楞是给顶跑了。说白了爷爷还是忘不掉小时候上不起学的创痛，内心里依然在渴望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够进学堂里读书。

因青壮年时期超强度的体力透支，爷爷在晚年落下严重的腰腿疾患，特别是退部疼痛不柱拐杖就无法走路。我儿时常在奶奶房间（我家土改后打坯盖上的新房）玩耍，看到奶奶睡觉的土炕沿儿上的大青砖，外表的棱角都被磨去了快一半，变成了弧状，凹陷处滑滑的，泛着青石一样的幽幽亮光，这就是爷爷的经常坐的“座椅”。那时由于年纪小不懂事，看到那段光滑的青砖，感觉很好玩，时不时的跳起来坐到那块滑滑的大青砖上，像坐滑梯那样下来再上去。如今再想起那情景，却是鼻尖一阵阵的发酸……。

在爷爷去后的第三年，我出生来到人间，正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生育最高峰。我七岁那年，村上的老师也突然多了。他们走街串户宣传国家政策，登记入学儿童花名册，要求家长支持配合，保证孩子把孩子送去上学。我入学那天由已上中学的哥哥牵着手把我领进了村南原来财主家的一个四合院改成的学校。中午回家吃饭时，我就摇头晃脑地曳着孩子家的长腔背诵了刚学到的歌谣，全家人乐得哈哈大笑。 

由于学生数量陡增，教室不够，又把一些班级分散到有闲房的的大户人家。这样过了二年，最后学校“定居”到村西北角一片开阔的空地上，有新盖的教室，平整的操场。全村总算建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比起长我们十余岁的姐姐哥哥们，我们是幸运的，我们不仅在自己村上的学校里读完了小学，还读完了二年初中，高中第二年又被集中到公社驻地村。只可惜出村上学不是全员照收，七八年一直“胳膊不离腿”的伙伴有一多半就被无情的考试“筛”掉退学了。大姐姐哥哥们到了入学的年龄时，因村里没有正规的学校，再加上家庭条件差，我的两个姐姐几乎没有在学校里呆上几天，就早早参加了生产队里的劳动，同父母一起挣工分养家糊口，以使弟弟们能正常的上学读书。今天这些大姐姐哥哥已是古稀之年，我们在感恩父母时，同样也感恩姐姐哥哥的手足恩情。

七十年代经济状况有了极大好转。几年时间里，我家盖起新砖房新门筒，有了整齐的院落。一天下午放学，一进家门，就见父亲和堂叔和邻居等三五个人正围着一对素白的原木色新圈椅交谈甚欢，平日寡言的父亲神清气爽，笑容灿烂，一直抿不住嘴。我被这种气氛立时感染，高兴得站在一边围观起来。

原来，父亲上午在地里劳动时，偶尔听人说到西边二几十里地远的一个村有个做圈椅的手艺人，劳动之余就在家里自己加工制作圈椅，三五个月里就会做出一两套来，不管油漆，卖得很快很远。上午一收工父亲顾不上吃饭和休息，骑上自行车就出发了，只为下午上工前能赶回来。中午吃饭不见父亲，母亲只说知骑车出门了也不知有啥事，我还挺纳闷。

听父亲说买这对圈椅花了十八元，我有点吃惊。这可是近二百斤小麦的价格，是全家一年快一半的小麦口粮指标。平日一向俭省的父亲怎么下这么大本钱想起买圈椅了呢？此后的一段日子，放学一回到家里，我就学父亲的样子拿起满是粉尘木屑的砂布打磨圈椅。父亲有时还站在一旁，一边观察一边用手在圈椅的不同部位上摸来抚去，用心体会检验打磨的效果。有一天父亲请来一个油漆工为圈椅涂色，再打磨再涂色，反复了二次最后才是刷油漆。不到两个星期，一对枣红色的油光锃亮的圈椅终于呈现在我们全家面前。这是我记事起，我们家购置的最钟爱、最时尚的一套家具。巧手的姐姐找出平日积攒的裁衣剩下的边角布料，很快用缝纫机就赶制出一对七彩斑斓的厚厚的棉椅垫，恰如锦上添花，分外漂亮。人坐在圈椅上真是舒服开心得很啊。

从此，这对红色的圈椅就成了父亲最得意的座椅，不管是有多么困乏劳累，父亲一回到家里，只要往圈椅上一坐，脸上的神情立刻就会变得惬意轻松起来。我也因此更喜爱圈椅，因为自己年少淘气，常常令父亲生气。一见父亲真的生气了，自己就会又害怕又后悔，不知怎样安慰父亲。自从圈椅进了我家门，父亲舒心多了，笑脸多了，令我们全家平添了多少的欢声笑语！

圈椅确实让我们全家有了改变，成为我们全家的至爱的珍宝和吉祥物。我常常琢磨圈椅真是如此神奇吗？为什么父亲会几近痴迷的对之情有独钟？

母亲晚年的一段话让我疑惑彻底释然，更对父亲多了一分了。母亲临终前虽已卧病在床三年多，但神智和思维一直很清醒。我守在母亲床前，母亲曾对我说：自己这一辈子知足了。你爷爷时腿疼得厉害，躺不得坐不得，更站不起来。坐炕沿子大棉裤都磨坏一条又一条，把臀坐得青肿，感染泡脓。爷爷哀叹着说：“要是有圈椅坐那是多好啊”，到合上眼也没见到圈椅。现在生活多好啊，要啥有啥，沙发都换了又换，谁还稀罕圈椅？

我静静的思忖；原来爷爷临终前希望能坐上圈椅，最终却是奢望。这或许就长久以来压在父亲心口上的一块巨石和无以言表的伤痛。多年来父亲可能在一直寻找等待机会购买圈椅，所以一有机会他才会不顾一切的去兑现，以告慰祖父的在天之灵。

祖父爷爷的生命历程虽然只七十余年岁，但却经历了清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汪伪政权、解放区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六个特殊的朝代或历史时期。亲身感受到国家经受的种种耻辱和深重灾难。爷爷能把深爱的长子送到抗击日寇的最前线，不正是渴求自己国家民族能够解放，独立世界民族之林，在不受外来侵略，能够有尊严的活着吗？爷爷去世时，虽然家徒四壁，连一把圈椅都没有，更没想到后人今天的幸福生活。但可以告慰爷爷的是，您描绘憧憬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灯头朝下”的美好生活已经在您的儿孙们身上变成了现实。您所经历的苦难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能为爷爷雕像，我一定让爷爷坐在红圈椅上，爷爷一定会露出会心幸福的笑容。

责任编辑：李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