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这一天，上坟后回到家，哥哥拿出六枚纪念章和一张发黄、发脆的纸张，这都是爷爷留下的。纪念章锈迹斑斑，有两枚实在看不出是什么字迹。那一张纸十六开大小，是爷爷的《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横折处破损，有两个长约五厘米、宽不到一厘米的洞，如心电图一样豁豁牙牙的。像是打开了一个开关，一下子激活了叔叔、姑姑、哥哥、姐姐的回忆，七嘴八舌地说起爷爷的往事，笑声、叹息声伴着泪水弥散开来。
仔细端详、审视、研究着纪念章和那一张纸，爷爷在我脑海中活生生站了起来，我仿佛穿越几十年的时空与爷爷一次又一次对话。
一
1950年12月，重庆永川警卫营驻地，破旧的房屋里，一灯如豆，爷爷举起右手，庄严地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这是我看到爷爷《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时联想到的情景。
“在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爷爷一定很激动，一定会想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想起自己以前的种种。”我想。
爷爷姓贾名讳成修，于1914年5月30日生于邯郸县（现复兴区）贾沟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贾沟村属丘陵地带，旱地为主，水浇地极少，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高粱、红薯等，收成都很低。爷爷八岁入学念书，十三岁回家，跟在大人屁股后边学种地，平时喜爱听长辈们讲《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后来攒钱买回这些书来细读。他希望自己也做一个侠肝义胆、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无奈天不遂人愿，天天在家修理地球，遇天旱或者青黄不接时，还要出村打短工、做长工。
“你爷爷人高马大，干活不惜力，也不会偷懒，别人都愿意用他。”奶奶给我讲。
爷爷曾经在北李庄一户做药材生意的李姓人家住长工。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我嫁入这个李姓大家庭。历史往往在不经意间给你开个小小的玩笑。不过，爷爷不会看到，我出嫁时，爷爷已经入土为安十年多了。
1939年，爷爷和其他壮劳力一样，被抓去北京门头沟给日本人修铁路，吃不饱睡不好，挨打受气，受尽非人的折磨。
“一个屋里住着三十人，二十八个人先后病死了，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工友。给日本人看门的是高河的一个老乡，三更半夜偷偷打开门锁，放跑了我俩。我走时把行李都给了那个老乡，报答他的恩情。一路躲躲闪闪、跟‘要饭吃’一样跑回家。”爷爷亲口给我讲。
“你爷爷从门头沟偷跑回来，得了痨病。家里那一年种了不少棉花，收成还不赖，卖棉花的钱都给你爷爷瞧了病。”奶奶唉声叹气。
贾沟村主要有贾、王、陈三姓，分八个大家族。我家因为人口最多、壮劳力也多，爷爷的父亲即我的老爷爷被逼无奈担任了伪保长。大约在1944年底、1945年初，爷爷接替老爷爷也当了伪保长，爷爷本不想干，但是老爷爷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儿让他做出了选择。选择的是对还是错，爷爷自己也不知道。历史不容回头，选择了就得硬着头皮往前走。老爷爷说“这个操他奶奶的活总得有人干！咱自己干，能让咱家少吃点亏。常言说‘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你不是总向往水泊梁山的那些英雄好汉吗！你当了，就可以庇护咱村的乡亲们，让他们少受点罪。”
谁知爷爷的这一选择竟成了他一生的污点，再也洗不清、洗不掉，以后三番五次为此挨整、受批、被撤职。
在当伪保长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爷爷也被刺刀逼着干了些收粮派款抓夫的事，但是，如同老母鸡护小鸡一样，爷爷把乡亲们保护在自己并不坚硬的翅膀之下，有时不得不伤及几根羽毛。爷爷看着村东高高矗立的炮楼就恨得牙痒痒的，也看透了“黑狗子”们的腐败无能，同时，他暗暗接触了几个共产党的干部和小部队，认为他们都是梁山好汉似的英雄。
1945年，家乡解放了。土改运动中，家里分得了十亩半土地，爷爷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这下可有地种了。随即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接受了最基础的军事知识和诸如稍息、立正、向右看齐等简单的军事训练。
1947年初，刘邓大军扩编要千里挺进大别山。
“这个时候去当兵，那不是找死嘞吗？娘啊，谁敢去呀！”村里的乡亲们传过来传过去。政府把适龄青年集中起来讲道理，收效甚微，后来工作人员挨个进门做工作。
爷爷没等工作人员上门，主动报了名。
在苏曹村接受了一个多月的集训，爷爷就要上战场了。和他一同参军的还有他的一个叔伯弟弟贾成立，我叫他“锁爷”。 队伍开拔前，俩奶奶颠着小脚步行三十多里去送别。俩爷爷做了最坏的打算，把家事做了最彻底的安排，俩奶奶哭得提不上气来。
看着锈迹斑斑的纪念章，我仿佛触摸到爷爷走过的脚印：华北解放纪念、渡江胜利纪念、淮海战役胜利纪念、永川警卫营八一运动会纪念……盯着《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上的字迹，爷爷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奋勇杀敌、努力工作的情景呈现在我的眼前：十七旅山炮连 战士；（破损，看不到）副班长；同上 班长；三十五师供给处征粮队 队长；三十五师一零三团征粮队 事务长 ；永川警卫营六分队 事务长。
我依然还记得爷爷打仗的几个细节，这都是儿时的我坐在爷爷的腿上听他讲的。有一段儿时间，身为事务长的爷爷得了夜盲症，夜晚行军看不着路，只好拽着马尾巴在后边跑。有一晚，一下子摔下了山崖，多亏被几棵大树拦住了，捡回一条命。1948年，在湖北襄阳的一次战斗中，国民党的飞机在低空盘旋，寻找着轰炸的目标。爷爷和锁爷找到一个低矮的破房子躲避，突然看到驮山炮的白马疯跑过来，锁爷先爷爷一步跑出去牵马，被呼啸而至的炸弹炸得粉碎。爷爷把碎肉、碎骨头收敛起来，拿一个大石头当头颅，在一个炸弹坑里把锁爷掩埋，并在旁边做了记号。
“你不害怕吗？”儿时的我曾经天真地问过爷爷。
“战场上那还顾得上害怕，到处都是死人。被尸体绊倒了，爬起来，继续打！”爷爷的话斩钉截铁。
《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上写的清清楚楚，爷爷作战次数：八次。
我查找了有关资料，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有十二万人马，最后只剩下五六万。爷爷能活着，并且没有负伤，只能用“奇迹”来解释了。
爷爷的职务一步步晋升，思想也在逐步改造、进步，爷爷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里的一员。
“那一刻，爷爷的心里一定很温暖，也很亮。”
二
1952年4月，因为在“三反”运动中，没有老实坦白自己当过伪保长的经历，爷爷的级别由事务长（副连或正排）降为班级，但还是干事务长的工作。至于为什么爷爷没有老实坦白，原因已无从查考，但是，我觉得爷爷绝不是刻意地去隐瞒。
当年，爷爷转业回乡了，本来可以安置到重庆市公安系统工作。爷爷的电报拍回家，奶奶看着眼前的一双儿女犯了愁，那时我爹十二岁，姑姑六岁，两千多里的路程，盘缠钱也不够。奶奶打定主意，把姑姑寄养在东店子我老姑家，奶奶带着我爹先去，等安顿好了再回来接姑姑。但是，从我老姑家出门时，姑姑的哭声让奶奶心软了、乱了。在我爹和姑姑之前，奶奶还生过一个女儿，长到四岁，一场痢疾就夺去了她的生命。
奶奶的电报拍回去，爷爷回来了。爷爷没有像有的部队干部一样，离掉老家糟糠妻，取回当地新嫁娘。
看到爷爷，锁奶奶问：“哥，你回来了，你兄弟嘞？”爷爷一下子像一团烂泥瘫在地上，提拿不起来。锁奶奶神经了，后来彻底疯了。那时，锁爷的儿女一个十岁，一个五岁。从此以后，锁奶奶家的重活儿、苦活儿都让爷爷承包了，伯侄二人情同父子。
锁爷的儿子成家立业后，爷爷和他商议几次，想把锁爷的尸骨起回来，由于日子过得实在恓惶没有成行。锁奶奶死后，家人们捏了一个面人充当锁爷，和锁奶奶一块儿下葬。不过，这都是后话了。《邯郸县志》记载：贾成立，男，1921年生，1947年6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1948年为西南军区第二军区野战军战士，同年7月在湖北襄阳壮烈牺牲，安葬在襄阳。烈士不朽，英名长存。
回乡后的爷爷，在当时的邯郸县第三区霍北乡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回村担任支部书记。爷爷还是部队时的作风，办事认真，讲究雷厉风行，眼睛里不揉沙子，对看不顺眼的人或事就吵、就讲，嗓门还很大，为此得罪了村里一些人，个别人就想偷偷地“做他的活儿”。 有一年麦收期间，对爷爷有怨气的人乘爷爷不在村时散布谣言，村民们由“拾麦”变成了“抢麦”，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挨家挨户检查“抢麦”情况。奶奶也去了地里拾麦，不过没有参与抢麦，但是，在这个骨节眼上，即使你有十张嘴也解释不清了。乡里撤了爷爷的职，报请县里还欲开除爷爷的党籍。县里派工作组调查清楚后，恢复了爷爷的职务。
1960年前后，灾害严重，家家无粮户户断炊，麦麸、米糠吃完了，花柴壳儿、树叶、树皮也吃尽了，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吃观音土，不消化又拉不出来，出现了死人的事。冬天，看着地里的小菜（油菜）根，爷爷当家儿，把小菜根剜出来分给村民。公社知道后，又一次撤了爷爷的职。政府后来发了救济粮，乡亲们才活了下来。不过，上级并没有恢复爷爷的职务。新任支书迫于乡亲们的呼声，让爷爷当了大队保管员。在紧接而来的“四清”运动中，爷爷当过伪保长的经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抖了出来，这次，爷爷连大队保管员也干不成了。
爷爷并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反而感到一身轻松，如同地里的棒棒牛（蜗牛）脱去沉重的壳儿。“相比战场上那些牺牲的战友，我还有条命留着就够了，书记也好，保管员也好，这些都不算什么。”这是爷爷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由于爷爷的一身正气，村里看西瓜、看红薯、看萝卜的活，大队支书每年都派他来干。这是一桩俏活，不出力又干净，还不受风吹日晒，村里谁也想干但是谁也争不过他，爷爷也从来没有争过。“他上过战场，见过的死人一片一片的，你有那个胆量不？”支书一句话就把别人怼了回去。
“你爷爷看瓜时还打死过一条狼呢。”村里的老年人至今还有人提及。
1966年，爷爷的伪保长经历再一次被翻出来，造反派发动群众揭发爷爷，傻子（人并不傻，为了好成活，起名叫傻子）大爷上台讲到：“活儿（爷爷的小名）叔叔被三、四个持枪的小日本押着来我家抢粮，什么也没找到。狗操的小日本拉开枪栓想崩了我，活儿叔叔陪着笑脸装孙子，给小日本解释我从小没爹没娘，如何可怜，家里实在没有粮食。一边说一边用手压下枪管儿，是活叔叔救了我一条命呀！”台下的村民纷纷说爷爷的好话，这才没有被扣上“四类分子”的帽子，不过，爷爷因参军该有的那一点补贴却不给了，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农，但是，从爷爷的步伐、眼神、说话、做事上仍然可以体会到浓浓的军人本色。
1980年前后，组织上给了爷爷公正的评价，并按月发放五块钱补贴，钱虽然很少，但爷爷仿佛找回了做人的尊严，每天乐呵呵的，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很多。
三
不论当干部还是平头百姓，只要村里有人入伍，爷爷知道后都要上门送别，说起部队，爷爷就眉毛飞起、手脚舞动，和新战士们话多的拉扯不完，个别的就结下了忘年交。本家的记叔叔到部队后，只要往家里写信，都写给爷爷，对自己父母的问候反而托爷爷代转。远门的亭叔叔，从部队复员回来时，专门送给爷爷一条羊皮褥子，他的父亲见了爷爷就玩笑“我也没有铺过俺儿的羊皮褥子，你倒铺上了，你比他亲爹还亲。”
还是在生产队的时候，有一次，姑姑去给爷爷送早饭。因急着去上学，姑姑把罐子放到地头就往回跑。爷爷在远远的地垄那头，高声把姑姑叫到跟前，大声训斥“没有一点儿规矩律行。你给谁送饭来了，吭也不吭，叫也不叫，没长着嘴？”直到姑姑大声喊“报告，我给你送饭来了，你吃饭吧！”爷爷才勉强把姑姑放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土地分包到户。爷爷觉得自己浑身的力气有了用武之地，种地的兴头高涨。不论春庄稼还是秋庄稼，地里不能有杂草，连堰边有也不行，小草们一露头，就被爷爷用锄头“枪毙”。栽红薯、点玉米，爷爷讲究横看、竖看一道线，斜着看也必须一道线。爷爷看着整齐的禾苗，就如同一个将军检阅着自己的部队一样，双眼眯缝儿，不断颔首，嘴里“好、好”。有两次，爷爷和娘去耩谷子。娘在前边拉耧，走着走着，忽然停下了，扭头一看，爷爷大睁着双眼正瞪着她。娘回头看看，原来是自己走歪了。从此，娘只要和爷爷一块儿下地干活，就得倍加小心。
经过几年的积累，家里要盖新房子。垒地基要用石头，爷爷每天带上工具去“熬石窝儿”，先用铁杠子起出大个石头，再用铁锤、錾子凿成或长方或四方的石块儿，不能咧嘴豁牙地不规整，爷爷还讲究石块儿必须两面有光。正房五间、东西屋各两间，房地基有一人多高，要用到几千块儿石头，都是爷爷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的。寒冬腊月，爷爷双手的裂口像小孩子的嘴，我看也不敢看，爷爷自己用缝衣针一针一针地缝好，眼睛眨也不眨。地基垒好后，全村的人都伸大拇指，羡慕不已。
这样一个铁塔似的倔强老汉，对妻子、对儿孙却满腔柔情。爷爷从没有高声吵过、骂过奶奶，更没有捅过一下手指头。每天，天还未亮，爷爷就把一人高的缸里的挑满了水，大缸喝饱了水，光想吐出来。从地里回来，在大门口，爷爷解下腿上的绑带，褪下厚底袜子，把身上的衣服拍打干净，把鞋子里外清理干净，洗过手脸，端端正正坐在方桌前，奶奶恭恭敬敬地端上饭菜。爷爷一边吃一边和奶奶絮絮叨叨、说东话西。梧桐树上的两只鸟叽叽喳喳叫着。
兄妹三人里边数我最小，也最受爷爷的宠爱。只要有空，爷爷就让我坐在他的腿上，给我讲故事，问我“今天学的啥？”“有没有不会的题？”。有时，让我坐在他的脚上，一上一下打悠悠，我就咧着嘴笑。秋天从地里回来，爷爷的手里经常提着一串母蝈蝈或者螽斯，让我烧着吃，最不济也得砍两根甜隔档（玉米或高粱秆），让我甜甜嘴、解解馋。
姑姑的家在酒务楼，村里有麦收后姥姥姥爷给外甥送羊（新麦磨面蒸成羊的形状）的习俗，贾沟村却不时兴这风俗。爷爷说：“不管别人送不送，咱送！”每年夏天，表弟会准时收到我爷爷送给他的羊。有两次，羊蒸好了，天降大雨。爷爷每走两步，就要刮一下脚上的泥，硬是步行近二十里，中午前把面羊送到了表弟手里。
受家庭条件的影响，爷爷只上完小学就回家种地了，但是他十分热爱学习，也十分敬重有文化的人。在部队，他打仗、工作之余还不忘补习功课，转业时已经达到初中毕业水平。姑父大学毕业后在武安师范当老师，爱画画儿，毛笔字也写得好。爷爷把姑父送给他的中堂画儿高高挂起，一边欣赏一边点头，来人就谝。我读初中时，开始学英语，爷爷问我“凳子用英语怎么读？”“桌子用英语怎么念？”，嘴里还跟着我一起诵读。对村里的读书人和老师不论年龄热情相助、倾心相交。
新房还没盖好，爷爷得了食道癌。鉴于年龄偏大的原因，采取了保守治疗，硬撑了两年后，爷爷水米不进，瘦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临终前，哥哥问爷爷：“爷，你想吃点啥？”停了一会儿，爷爷轻轻吐出两个字：“橘子。”哥哥疯了似的跑遍了邯郸市，只买到几个橙子。爷爷说“这不是。”细心的姑姑猜透了爷爷的心事，拿出那几枚纪念章，一个一个念给爷爷听，当念到“淮海战役纪念”时，爷爷微微点了点头，掉下两滴清泪，去了。那一天，是1983年1月30日，冉冉升起的朝阳如同一枚巨大的纪念章照着农家小院，照着院里的亲人们，照着已经复苏、生机勃勃的大地。
爷爷以自己独特的经历、鲜明的个性、高贵的人品在亲人们心里刻下一枚纪念章。
2021、4、12
此文已刊载于《渤海文学》《邯郸文学》（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