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红色初心始发地。

疫情趋缓，万物复苏。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蓬勃开展之时，喜迎东方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奔走在大街小巷，探寻建党元勋、开国领袖、一代伟人毛泽东早期在沪的足迹……

追求真理的脚步

我从地铁1号线静安寺站冒出地面，步行仅500米，巍峨高大又现代化的写字楼嘉里中心掩映下，一座临街坐南朝北砖木结构的两层旧楼立于眼前，与之形成鲜明反差。“1920年毛泽东寓所旧址”，文保标志赫然醒目。

安义路63号，以前叫“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 1920年5月至7月，27岁的毛泽东曾在此居住。

步入旧址，室内空间不足100平方米。底层前半部是店堂，后半部为客厅兼活动室、饭堂，还有灶间与小天井。有楼梯通往楼上卧室，靠北的窗旁是木板床，床上摆放着蓝花被等卧具。当年毛泽东就睡在这里。

毛泽东以“驱张”（驱除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代表团成员身份，从湖南到北京，驱张运动略有眉目时，从京来沪。

来了就紧张活动：他走访名流，争取舆论，为驱张再烧一把火；他发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出席会议讨论新民学会的有关问题；他还到码头欢送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

这是他第三次到上海。第二次平淡，1919年12月中旬，他到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送行，由于出发推迟，他只过了一下路就离沪了。

但第一次较有故事。那是五四运动前夕的1919年3月。到上海也是为赴法同学送行，却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后面怎么走下去。他从一位同学那里借了十块钱，买票到浦口。到达浦口后，又一文不名，没票也没处借钱，最倒霉的是仅有的一双鞋还被人偷了！万般无奈时，竟然在车站外碰到一个湖南老友，借到了足够买一双鞋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上海后，了解到已经募到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也捎带解决了他回湖南的费用。他送朋友上了轮船，就启程回长沙了。

但是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后来回忆，即使如此窘迫，他在去上海途中，还一路开眼界。他在曲阜下车，看了孔子的墓、孔子幼年住的小镇、孔庙附近那棵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树、孔子弟子濯足的小溪，在孔子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他还兴致勃勃登了五岳之首泰山。

但1920年与前两次大不相同。

一个不同是毛泽东切身体会到了大都市底层人民的艰辛。同来5个人，一个15岁姓张的男青年和毛泽东住前楼同屋，两名公民代表住亭子间，还有一位姓李的女学生代表直接住进灶间。他们生活艰苦，每人每月才3元零用钱，自己煮饭，经常吃的是盐水蚕豆煮大米饭和青菜豆腐汤。

为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到一家洗衣店做小工，为客人来回取送要烫洗的衣服。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此时属打工青年。每月能赚十几块钱，但其中8块钱得支付车费。

从住所往西几百米，就是位于闹市被称为城中烟火的著名古刹静安寺，渊源可追溯至三国孙吴时期。酷爱历史但忙于工作和生计的毛泽东，未见记载曾到访过近在咫尺的这座庙宇。

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毛泽东有了更高的追求和更紧迫的任务。处于思想急剧转变期的他，忙于拜访各界名人。他思考中国的出路，最终得出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的结论。

他多次前往拜访正在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乃至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陈住在距毛居住地不到3公里的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原是安徽督军柏文蔚的公寓。陈与柏是老乡，还给柏当过秘书长，柏就把空闲的寓所让给陈独秀住。毛泽东与陈是北大时的老熟人，为在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的修改问题还曾有过不愉快。但他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多次登门求教，陈对毛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与展现出的丰厚学识也极为赏识。石库门公寓里俩人多次促膝长谈。他们深入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筹建湖南组织等重大问题。在陈的影响下，毛泽东经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

我查阅了斯诺《西行漫记》中记载的毛泽东在延安时的回忆。他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对于我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的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与陈独秀交往的直接结果，是陈把湖南也列入了建党计划。他委托毛泽东在湖南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此毛泽东参加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中来。

尽管陈后来犯有错误，但毛泽东一直实事求是评价陈独秀。称赞陈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陈独秀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53年毛泽东视察陈独秀故乡安庆。据当地负责人回忆，毛主席说，“陈独秀要辩证来看，他有过功劳的。早期传播马列主义，创建我们党，都是有贡献的”。他还说，陈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都是我们党早期的革命家，后来被蒋介石杀了。他们是革命烈士，陈独秀这个家庭也应该以革命烈士家庭对待嘛！得知陈独秀后人生活困难，他立即指示给以特殊照顾。

对于“相约建党、南陈北李”中另一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毛泽东也是崇敬有加。他多次满怀深情回忆，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1918年，是毛泽东原来的老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把他介绍给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使毛泽东与李有了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在北大红楼，工作之余经过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毛泽东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先生”，旧式长袍，圆脸黑胡，厚圆镜片，先生朝他笑着点点头。从此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一切能读到的书，遇到想不通的问题就去李家登门请教。李大钊深刻地影响着青年毛泽东，而毛泽东的工作态度、思想品行、出众才华也深得李大钊的赞赏。

风云际会。历史啊！是怎样一种幸运，让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在北大得以相遇相识。

李大钊只比毛泽东大4岁，牺牲时年仅38岁。当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英勇就义21年后，率领千军万马进入北京，建立人民政权，把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继承发扬光大的，竟是他当年北大图书馆的直接部下、那个操湖南口音月薪只有8元的小伙子！1949年3月，在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军途中看到古都城垣时，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李大钊对我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1920年在上海的两个月间，毛泽东还第一次见到孙中山。他到位于环龙路的一所医院里探望孙先生，请求支持、指导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他还拜访了后任过民国教育总长的湖南老乡章士钊，从他那里得到了一笔两万银元助学款，40多年后有了给章“还债”的美谈。

毛泽东几次给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乡亲送行，他自己怎么不出国呢？他在给老师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点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如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1920年6月，在各界压力下张敬尧逃离湖南。毛泽东也于7月返回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