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节，我梦见父母坟前的梨树吐出一簇簇洁白的花朵，散发出一缕缕淡淡的清香。这个清明，我本该回乡为父母扫墓凭吊，但因疫情管控不能成行，于是，写此短文，寄托哀思。
母亲1933年6月5日出生，2005年1月26日过世；父亲1938年1月18日出生，2014年10月28日过世。父母一生勤劳，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5个养育成人，到了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的时候，却早早地离开人世，留给我们无尽的悲伤和思念。
母亲是贺家寨人，姊妹四个排行老大。姥爷和姥姥一个耕田种地、一个纺线织布，虽然十分辛苦，但日子过的殷实而又祥和。可恨的是，1942年，日本人长驱直入占领华北，疯狂地推行“东亚共荣圈”，逼迫姥爷给他们当保长，姥爷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誓死不当汉奸，为躲避小鬼子报复，便带着姥姥和我的舅、姨逃到东北，而把我的母亲托付给本族照看。童年时期的母亲寄人篱下，白天去地里干农活拾柴禾，晚上纺线织布做家务，担惊受怕地在家里盼着爹娘回来，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姥爷姥姥才拖儿带女地从东北回来。
父亲姊妹三个，排行老小，大伯因病致残，姑姑因病早逝。父亲四岁的时候，我的奶奶病故，家境更加困难，父亲的童年多了忧愁少了欢乐。祖父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祖父的二弟是为国捐躯的八路军战士，他们出生入死为革命做过很多贡献，土改后虽然分到了几亩薄田，但依然过着艰苦的贫农生活。父亲读完初中，就因贫困辍学了。为筹学费，父亲犁过地、锄过草、拾过粪、积过肥，几乎干遍了农村所有的苦活、累活、脏活。当时，父亲的一个姑父刚从部队回来，爷爷听说他手里有钱，就让父亲去借几块钱的学费，但是却遭到姑姑和姑父无情地拒绝，这事儿父亲一辈子都无法释怀。直到1956年与我母亲结婚，才重新燃起读书的梦想。母亲白天在农业合作社劳动，晚上熬夜纺线织布、缝衣服做鞋，卖了钱供父亲读了高中、上了大学，父亲196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公办教师。父亲在六十年代在灵寿、七十年代在束鹿工作，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平时很少回家，我的童年，对父亲的记忆有些模糊。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家乡粮食严重短缺，很多人因为饥饿得了浮肿病，我的姥爷因为饥饿劳累得了重病，五十岁就过世了。姥爷病逝后，母亲的负担就更重了。母亲当时在合作社大食堂做饭，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从自己的定量中省出一口食物，步行七八里地赶到总十庄，给上初中的我的小姨送去，虽然母亲只比小姨年长9岁，但母亲对小姨象闺女一样亲。
1963年河北发大水，我们村都淹了，一些土坯房子泡在洪水里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大哥，就是房子倒塌了舍命也要保护孩子。母亲说，你大哥还没上小学就认识了不少字，生产队菜园分菜，他找到分给咱家的那一堆，先把没有写名字的抱回家，再去抱写了名字的，从来都不会拿错。
大约是我四、五岁的时候，母亲操持着盖三间土坯房，就一筐一筐地背，用独轮车一车一车地推，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才把盖房的物料备齐。那时候，农村人盖房都是互相撺忙，父亲在外地工作，平时给别人撺忙少，到了自家盖房子的时候就缺少帮手，母亲就求娘家人过来帮忙把房子盖了起来，总算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家。那时候，条件好的农户盖四面裱砖的房子，我家的房子只有前面一面裱了青砖。土墙、土地、土房顶，就是一个土窝窝。蚂蚁在房顶上筑巢，一到下雨天，房顶就漏成了筛子，家里能盛水的盆盆罐罐都拿出来接水。等雨停了，四处找干燥的土坯坷垃，赶紧上房顶修补。很多人家都常年准备着两样家当，一个是砸土的棒槌，一个是压土的碌碡，此起彼伏的敲打声、吆喝声，几乎是那个年代村庄独特的交响曲。为了把房顶修得结实一点，母亲把烧火做饭的煤渣积攒起来，和上石灰浇筑一层房顶，确实比土房顶好了很多。我1981年考学出来参加工作，每次回家都要去看看这个老屋，站在低矮的土屋前，仿佛又看到母亲辛劳的身影，也会想起许多儿时辛酸与快乐的往事。
我家的房子不宽，院子不大，却有鸡窝、猪圈、柴草棚这些农户的所有营生。小时候，每天早晨听到公鸡打鸣，我赶紧起床吃饭背起书包去上学，放学回来就去鸡窝里捡鸡蛋，有时候鸡蛋还是热乎的，下蛋的母鸡就在一旁咯咯咯地叫，我赶紧找点吃食喂喂它，母鸡发出欢快的叫声。母亲喜欢养鸡，却从来不舍得吃鸡蛋，总是攒着拿到供销社换钱。只有家里来亲戚时，才舍得炒一盘鸡蛋，让我们兄弟跟着解解馋。在农村，家家户户养猪，卖生猪或杀猪卖肉是农户重要经济来源。六、七十年代，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粮食产量低，口粮都不够吃，哪有粮食喂猪。大多数农户都是用涮锅的泔水拌上干草面喂猪。夏秋两季，农田里长出很多野草。每天中午或下午，从学校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拿上镰刀、背上草筐、推上小车去地里割草。因为天天割草，爬遍了沟沟坎坎，那块地里草多草好，都记在心里，还怕自己慢了被别人割走。每次割草，都是大我两岁的大哥带头。先把割下来的草在垄沟里堆成小堆，等收工的时候，用草筐背到地头上，瓷瓷实实地装到小推车上，装不满小车不回家，常常装到一人多高，几乎看不到路，大哥在后边推，我和二哥在前面拉，到家赶紧把青草晾在院子里，遇到阴天下雨还要把铺散在院子里的草收起来用雨布盖好。等把这些活儿干完了，母亲也把饭做好了，吃完饭碗筷一放就跑着去上学。
到了冬天，地里没有草了，我们就去翻生产队耕过一遍的红薯地，像淘金一样翻找遗弃在地里的红薯，运气好的话，一天能捡一筐，红薯擦片晒干就成了猪饲料。
为了能多挣点钱交学费，母亲带着我们弟兄几个冬天里熬夜剥花柴皮。先把棉花柴浸泡在大水坑里，大约一周时间棉花柴的皮就泡软了，然后放在石头或者木墩上用棒槌敲打，再用手把柴皮剥离下来，一绺一绺地绑扎起来，用打绳机拧成一捆一捆的麻绳，晾干以后就可以卖钱了。每年冬天，母亲和我们的手上都会磨出很多血泡，母亲粗糙的双手布满冻裂的伤口，虽然疼痛难忍，可母亲还是那样不停歇地操劳忙碌。
我家的院子不大，却显得生机盎然。每年冬去春来，母亲都会在院子的一角挖个地窨子，把贮藏在地窖里的种薯拿出来整整齐齐地种上，用塑料布搭起暖棚，让红薯芽子慢慢生长。年景好的时候，能收获几千棵薯秧，卖上几十块钱。
老院子有一棵榆树、一棵槐树、还有一棵枣树。每年春天，高大的榆树挂满了串串榆钱，我用一根长长的竹竿绑上钩子把榆钱扒下来，母亲就给我们蒸榆钱饼子。国槐春天开花时，采下一些槐花，可以做土布的染料；夏天结的槐豆荚，还可以做成槐豆小菜。而我最喜爱枣树，因为它有朴实无华的品格。每年春天，柳绿花红群芳争艳的时候，枣树默默地蓄积能量，静静地孕育着花蕾，为结出甘甜的果实准备着。每年秋天红枣挂满枝头，放学归来伸手摘下一棵，咬在嘴里又甜又脆。枣树貌虽不扬、材堪大用的品质，不避贫腴、不畏霜雪的气节实在是令人钦佩。清代诗人刘彤专作《虚心枣》诗赞之：“谦为君子德，枣亦解虚心。”
我家老院子的墙根下，有一块白色方形的捶布石，这块看似普通的石头，铭记着母亲一辈子的勤劳。
母亲从11岁开始纺线织布，到71岁时因病卧床不起，她的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纺车和织布机。母亲用勤劳的双手纺了多少线、织了多少布，她自己也记不清了。她用织布卖布的钱，不仅供养了父亲上高中读大学，也奉养了我的爷爷和大伯。爷爷在解放战争时支援前线腿部受伤，不能做重体力活儿。大伯年幼时因病无钱医治落下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他没有家室，需要我们赡养。为了挣工分分口粮，我和大哥、二哥在本村上小学期间，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到生产队劳动，有劳力的家庭不愿意小孩到队里干活，因此青壮年劳力一天计12分，小孩劳动一天只计两分，一年下来挣不了几个工分，每年分到的口粮都不够吃，母亲就把仅有的一点小麦拿出来换回高粱、玉米、红薯干等粗粮，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去亲戚家借粮，一年到头很少吃到白面，全家日子过的十分艰苦，“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成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从我记事起，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晚上，忙完琐碎的家务，母亲就摇起纺车纺线、坐上织机织布，一直到深夜，我一觉醒来，还能看到母亲在油灯下忙碌的身影。我说：“娘，你还不睡啊！”娘说：“我还不困，纺完这点棉花再睡。”暖和的时候，母亲舍不得点灯，常在院子里月光下纺线。织布的时候，也是把油灯的火头调的很小，尽可能节省一点一滴宝贵的煤油。父母和我们姊妹五个一家七口，还有爷爷和大伯，全家9口人一年四季的穿戴铺盖，都是母亲这双手不知疲倦地做出来的。古人说：“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此，我们兄妹都有极其深刻的感受，永远忘不了父母的养育之恩。
1978年和1979年，我和大哥、二哥相继考到了晋县一中读高中，父亲也调到县中教书，为了让我们在学校吃的饱一点、好一点，每到周末，母亲都会蒸一锅馒头，有时蒸一锅包子，让我们带回学校，父亲在宿舍的炉灶上热热给我们吃。而母亲带着在村里上小学的弟弟妹妹在家里天天吃粗粮。有乡亲看母亲实在太辛苦，就好心地劝说母亲：“别让你的几个大小子都出去上学，留下一个在家里干活吧。”母亲说：“俺小的时候闹鬼子，爹娘出去逃难，俺就没能上学识字，现在国家太平了，就得让孩子多读点书，多学点本事少受点苦。”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和大哥、二哥、弟弟相继考入大中专院校，实现了父母的心愿。
每年秋天，为准备过冬的柴禾，母亲都会带着我们刨玉米茬子、铞棉花秆子、搂枯树叶子。权势人家，都用生产队的牛车马车往回拉，我们平民百姓，只能用小推车一车一车地往家里推。遇到大马车还得主动让路，看着人家甩着响鞭扬长而去，心里不是个滋味。也有好心人，看我们年龄小推车吃力，就主动伸出援手。有一年秋天，母亲和几位大嬷婶子在地里捡棉花，也就是生产队收过以后落在地里没有多大经济价值的棉花桃、棉花毛，突然被几个民兵拦住，不由分说就把她们的包袱抢走了。父亲的一位小学同学是公社的武装专干，听说以后，就让民兵把包袱还了回来。母亲说：“做人要有同情心，等你们长大了，要多帮人。”这些经历，让我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
母亲是一个不识字没文化的农村劳动妇女，她看人看事儿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做人要讲良心，不能欺软怕硬、落井下石。很多年以前，一个乡亲被批斗，因为害怕被抄家，就把一个装满贵重物品的包裹托付给母亲保管，母亲没有推辞，冒险给她保管了好多年，直到这个乡亲摘帽平反，母亲立即完好无损地把包裹送回去。从母亲身上，我感受到一诺千金、诚实守信的分量。
文革过后，教育战线有一位受到政治迫害的老干部，找父亲写证明材料，父亲忠厚老实，刚开始并不敢表态。母亲对父亲说：“他背了十几年的黑锅，确实挺冤枉，你就照实写吧。”这位老干部恢复工作以后，曾经给父亲写信表示感谢。2004年夏天，我在老家休假，父亲回忆他在赵州中学上初中时曾得到过一位同学的帮助，临毕业时，那位同学曾送给父亲一条旧床单，父亲总是念念不忘。当时已经身患重病的母亲说，你爷俩去赵县看看人家吧。于是，我们买了礼物，租了一辆微型面包车，跑了30多公里来到父亲的老同学家里看望，父亲的这位老同学喜出望外，喃喃地说：“快五十年了，这点小事儿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啊！”父亲读大学时，有一位校医曾给父亲一些关照，后来由于工作调动失去联系，当父亲听说这位校医的住址，顾不得自己年老体弱，立即动身前去看望，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从父母身上，我懂得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读书人有一种特别的喜爱。恢复高考以后，很多人星期天来到家里找父亲补习功课，母亲都会热情接待，收拾好桌椅，准备好茶水，再去地里干农活儿。那时候，农村教育资源匮乏，低年级学生经常要找高年级学生借读课本，母亲每一次都会让人高兴地把书拿走。多年来，母亲养成了一个习惯，父亲和我们子女带回家的每一本书、每一封信都妥善保管，哪怕是一个有字的纸条，她也舍不得扔掉，母亲说：“怕你们用的时候着急，我都留着呢！”四五十年过去了，在农村老家，我还能看见中小学时的课本和同学间的书信。
1982年，农村改革分田到户，农民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母亲一辈子喜欢棉花，除了种足了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剩下的几亩地都种了棉花，母亲有空就往棉田跑，浇水施肥、掐尖去岔、捉虫打药，到了秋天棉花丰产丰收。母亲特别开心，纺了很多线、织了很多布，每个人都做了新衣裳、新被褥。经过几年辛勤劳作，家里不仅还清了外债，还有了一点积蓄，母亲就张罗着盖了几间新房，虽然还用土坯垒墙，但是四面外墙都是卧砖到顶，内墙也抹了白灰，房顶也用炉渣做了浇筑，门窗都按了玻璃，感觉宽敞明亮、今非昔比。我每次从外地回家，母亲都早早地把屋子打扫干净，在床上铺好干净被褥，天冷的时候生上火炉，天热的时候挂上蚊帐，这让我感到无比温馨。那时候，从老家到石家庄，每天只有一趟长途汽车，凌晨五点多就要到公路上等车，母亲常常是四点钟就起来给我们做饭，十分地辛苦。她几十年来吃过的苦、受过的气，她的坚韧，她的勤劳，她的宽容，她的善良，大概是少有人能比的。
农村人重情分、讲传承，祖祖辈辈生活在一方水土、一方天地，乡里乡亲的互相帮衬，这种情义代代相传，形成淳朴民风。多少年来，村中谁家老人过世，母亲会去撺忙缝孝衣；谁家娶媳妇，母亲会去撺忙做被子；谁家添了孩子，母亲会去看月子；谁家有了病人，母亲会送点心意。谁家孩子当了兵、考上了大学，母亲会请到家里吃顿饭，实心实意地表示祝贺。母亲常说：“给人恩惠，世代和顺。”多年以后，我书房的斋号就取名“惠和堂”，永远铭记母亲的善行和教诲。
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心存感恩、与人为善，像一颗蜡烛，心甘情愿地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在父亲的晚年，偶尔从报纸上、电视上看到自己教过的学生做出了成绩、有了进步，他都会由衷地高兴。他经常翻看班主任日记，常常念叨学生的名字，盼望学生们都能学有所成、建功立业。从父亲身上，我实实在在地感到，教师是人世间最神圣的职业，正如雨果所说：“花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因为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
父母年岁大了，想着给儿孙留点家业，就张罗着再盖房子。我家东边有一个村民多年起土挖出来的大壕坑，常年垃圾遍野，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我工作以后，希望为父母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就给村里交了一些钱，购得一处宅基地。在大哥的辛勤操持下，买了几千方的荒土，填平了壕坑，夯实了地基，按照父母的心愿盖了几间砖瓦房，作为父母养老的住所，算为父母尽了一点孝心。等我退休了，我就在这方小院养几只鸡、种几畦菜，朝闻鸡鸣、夜听狗吠，享受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
如今，我们兄妹五个，分别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安了家，我们的下一代也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了安稳的工作，过上了小康生活。所有这一切，都饱含着父母的心血和期望，我们永远记在心里，传承勤劳俭朴、与人为善的良好家风，以世代和顺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