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张树德，又名张书法，生于1913年8月8日，卒于1977年8月13日，享年65岁。

爷爷的父亲张增福，清光绪年间旅居俄国，以垦荒种地为生，受俄国革命的教育和影响，思想进步，回国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斗争，是家乡最早一批共产党员，他以开饭馆为掩护，冒着被捕杀头的危险，建立了党的地下交通站，传递党的情报，护送党的干部，壮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华北沦陷，爷爷积极参加了抗日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本鬼子和“皇协军”进村扫荡，汉奸指认爷爷一家都是共产党，小鬼子气势汹汹地闯进爷爷家里，用枪托砸烂了锅碗，用洋刀劈烂了桌椅，又一把火烧毁了房屋，万幸的是爷爷及时“跑反”逃过一劫。爷爷的二弟，1939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1942年掩护党的重要干部突围时壮烈牺牲，时年仅有18岁。日本鬼子撤退后，爷爷偷偷地用平板车拉回二爷爷的遗体安葬在家族墓地，解放以后晋县人民政府修建烈士陵园，在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刻上了二爷爷张树起的名字。听爷爷讲，二爷爷自幼聪慧，学习优秀，本来可以读书深造，但受到革命家庭的影响，高小毕业后毅然投笔从戎，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祖辈先贤爱党爱国、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我们家族的红色基因。

1947年秋季，解放石家庄的外围战争打响，我的家乡来了很多解放军，并在此成立了前线的指挥所，朱德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野战军作战。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不仅做军鞋、送军粮、抢救伤员，还组织民兵上前线参加战斗。作为共产党员，爷爷坚决听党话、跟党走，舍生忘死投入到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双腿落下残疾。但爷爷没有跟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他靠烙饼打烧饼的手艺，走街串巷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艰难度日。

上世纪七十年代，爷爷年逾花甲，腿疼更加严重，村党支部关心照顾老党员，安排爷爷作了乡村公路护林员。爷爷每天推着小车乐呵呵地到公路边上修剪小树，给路面培土，回家的时候带回一筐青草，喂养了两只山羊，到了年根上山羊养大了，就牵到集市上卖个零花钱。

爷爷虽然过的清贫，但很乐观。爷爷住的房前有一棵老槐树，每年春天一串串白里透红的槐花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我就爬到树上去采，爷爷洗净后和上玉米面蒸槐花饼子，香甜可口，我能吃好几个。爷爷常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每一颗粮食都来之不易。有一次，我帮爷爷晒谷子，不小心洒了一地，可把爷爷心疼坏了，气得他拿起笤帚就要打我，我赶紧蹲在地上一颗一颗地捡起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了这样的认识，一辈子都不敢浪费粮食。

老家院子里有一棵爷爷亲手栽种的枣树，经过近百年的风吹雨打，依然苍劲挺拔，枝繁叶茂。它有朴实无华的品格，从来不争芳斗艳；它有坚忍不拔的意志，生命力极强；它有乐于奉献的精神，是名副其实的“疾苦枣”、“生命果”，只有奉献，没有索取。

爷爷念过几年私塾，有一点文化，喜欢讲抗战故事，也能讲民间故事。他经常讲民兵队长茹娃枪毙大汉奸赵同会的战斗故事。赵同会当时是晋县皇协军大队长，杀害了许多抗日志士和平民百姓。茹娃是西大留庄村的民兵队长，机智勇敢，藏在村庄磨盘底下的地道里，一枪就结束了大汉奸赵同会的狗命。茹娃打死赵同会大快人心，被晋察冀军区授予英雄称号，他用的这支步枪至今还在晋州烈士陵园保存和展览。

晋州是魏徵故里，一千多年来晋州民间广泛流传着唐朝宰相魏徵的传说。爷爷说，魏徵直言敢谏、清正廉明，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共同开创了“贞观之治”。魏徵死后，李世民经常对身边的侍臣说：“用铜镜可以端正自己的衣冠，以古史作为镜子，可以知晓兴衰更替，以人作为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我经常用这样的方式防止自己犯错，但现在魏徵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爷爷称赞魏徵是“一代名相”、“朝廷明镜”。

爷爷烙的千层油酥饼，色泽金黄、层次鲜明、脆而不碎、油而不腻、香酥适口，远近闻名，堪称独门绝技。抗战时期，给八路军吃过；解放战争时期，给解放军送过。到我记事的时候，凡有上级领导来村里检查工作，或者是村里有什么重大活动，都要安排爷爷烙饼做饭，虽然十分辛苦，但爷爷都是有求必应、任劳任怨。

1977年夏天，在一次护林劳动中，爷爷的手被工具碰伤，随手抓了一把黄土止住了流血，也就没有当回事儿。可伤口越肿越大，还化了脓。父亲赶紧从生产队借了一辆马车，带着爷爷去了总十庄卫生院，不幸的是，医生用错了药，致使爷爷猝死在医院的病房中。45年过去了，我至今记得爷爷早晨离开家去医院的时候，还乐呵呵地说：“等我回来，给你们讲故事。”到了下午爷爷就永远离开了人世，我再也听不到爷爷爽朗的笑声、听不到爷爷讲的故事了，但爷爷给我们留下了“勤劳做事，仁义做人”的家风，这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