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九六年八月四日，槐河遭特大洪水暴洗，滚滚洪流裹挟着泥沙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向东狂奔，北岩村北坚固的拦河大坝瞬间消失，黎村河北百米沙岸倏忽不见。温顺三十三年的槐河再次发威，河道面目全非，尘封地下千年文物遗址曝于光日之下。洪水稍退，喜水善渔的村民便向河边捕鱼戏水。一村民一网撒下去，鱼没捕到，却网到一个绳纹陶罐，懂行的人说是汉代的。又一村民在河边捡到一猛犸颌骨，说是远古的。多人踩到猪圈、灶台、房屋地基、陶瓦井壁，说是黎村旧址，五百年前被洪水冲毁的。是真是假有待考证，这里重点介绍被洪水冲出来的几块明碑。

一九九七年春节如期而至，村民循着“二十八去挖沙”的习俗，三五成群，踏着薄冰，到河对岸寻找洁白干净的沙子，用以填充香炉，迎接盛大的春节祭祀活动。一村民铁锨下去被硬物顶了回来，扒去沙子，发现一块儿明代石碑。人民蜂拥而至把碑扶正，细细辨认上面的文字。此碑长五尺，宽三尺，厚约七寸，虽经风霜雪雨侵蚀和无数次的洪水冲刷，碑文依然清晰可辨。碑头上横刻两行大字“真定府元氏县”，右边竖刻一行小字“直隶真定府元氏县神岩乡韩台社黎村牧马草场五百七十亩”。碑文正中刻有一梯形图案，一条曲线斜穿而过，图志下面刻有地邻四至人名：东至道，西至耿仁，南至王青，北至郑友。左边落款是：“嘉靖柒年拾月毂旦立”。一村民立马将其运至家中收藏，这是发现的第一块石碑。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采沙业兴起，河道内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又两块石碑被发现，逐利的采沙人将石碑置于荒野，笔者发现后将其运回自家保存。两块儿石碑形制相同，铭文一样，长七尺，宽一尺，厚约五寸。碑首横刻“元氏县”三个大字，碑文竖刻十一行，落款三行，共五百二十六字，碑文如下：

“直隶真定府元氏县为清查牧地事。嘉靖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准冀州武邑县関：奉本府清军同知王帖文：蒙钦差巡按御史陈宪牌前事，合符移関本县，烦照関文，備奉怗文内事理，速拘地邻、佃户、知因人等，及吊远年田卷图志碑文光差阴医等官，逐一沿□履讼又勘明白如係水冲冰压年久抛荒不堪种者，明言地委不毛，难强小民承认，方许另立封堆，听侯牧马。其余但行□地亩，未经成熟者，晓民间开墾，定以三年。

后照本院先行案验毋分中下一例，三分起科，仍於勘明处所各置石柱，每场四根，每根约长七尺、围二尺，明白鉴志其年月日。

奉本院查明实有地者，于顷於新置四至，封堆树立，以便后来稽查等因。奉此擬合就行，为此今将清查过本县牧马草场坐落地名顷亩四至图形於石柱，内开于后。

计开：本县黎村场二处，原额中下地三顷五十亩五分，堪种中下地九十四亩，下地二顷五十九亩五分，不堪耕种沙压水占地二顷一十六亩五分，共五顷七十亩。东至道，西至耿仁，南至王青，北至郑友。嘉靖三十年六月十七日奉本府怗文，据经□司呈拟，蒙钦差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陈案验前事，本县依行委县丞王光范丈勘过堪种下地三十一亩。嘉靖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准冀州武邑县関，奉本府清军同知王怗文，蒙钦差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陈憲牌前事，本县依蒙委散官张仁美丈勘过堪种下地二十亩，除丈过外，余不堪耕种沙压水占地一顷六十五亩五分。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八日知县刘熙，县丞王光范，典史张鑑。

儒学教谕董辉先。训导赵富、张庠 仝立。

上述三块明碑出土之后，曾邀崔竹元先生，王仁君、谷立朝、商光耀、郎英雷等人一同拓碑，碑文在《元氏民俗文化》（第九辑）刊登，现对碑文解读并引伸如下：

一时间：第一块图志碑立于嘉靖柒年拾月。嘉靖是明朝第十二代皇帝朱厚熜的年号，公元1522年至1568年。嘉靖柒年拾月即公元1526年10月。第二、第三块碑的立碑时间是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八日，即公元1552年4月8日。

二地点：直隶真定府元氏县神岩乡韩台社黎村。直隶，简称“直”，中国旧省名，特指今河北省。所谓直隶地区，在封建社会往往指天子脚下的心腹之地。真定府，后唐时改镇州置，宋治真定为河北西路路治；元改为真定路；明洪武初复为府；清雍正元年（1723年）后避胤禛改为正定。元氏县当时归直隶真定府管辖。县以下辖四乡：东曰仁德乡，南曰神岩乡，西曰龙泉乡，北曰永泰乡。乡以下辖二十一社，黎村隶属神岩乡韩台社。

三事由：明嘉靖七年，官府曾在黎村槐河两岸划地五百七十亩辟为牧马草场。嘉靖三十一年，钦差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陈宪奉旨对元氏县牧马草场进行清查，并将清查过的地块，封堆立碑，明确四至地亩，以便后来稽查。

明县志记载：“我朝马牧隶之太仆，内地民牧以给京畿，外地官牧以给边陲。”太仆即官名，周官有太仆，掌王之服位，出入王命，为王左驭而前驱。秦汉沿置为九卿之一，为天子执御，掌舆马畜牧之事。南朝不常置，北齐始称太仆寺卿、少卿。历代沿置，清废。看似官位并不显赫的太仆，却是朝廷掌管交通和能源的重要官员。过去的马草相当于现在的石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朝廷出行离不开它，军队打仗离不开它，邮政、交通以及民用生产生活均离不开他。所以，朝廷设机构专司马牧，明确马牧的供给方向，县一级官府在城内专辟草场并明确县丞亲自督牧。

县志又载：“元氏牧场七处，共地三百三十八顷四亩四分。子粒银二百六两八分八厘。嘉靖年间，奉文均文果勘，耕种地一百三十顷一十六亩五分，子粒银三百一两八钱二分五厘。”官府将牧地划分为上、中、下、下下和不堪耕种地五个等级，并明确各等级牧地子粒银的年度征收标准，按年从量定额征收，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官府征收马草银凭借的是国家权力，并不做任何投入，它是无偿性的。朝廷管理马牧除明确专人负责外，定期派出钦差大臣巡视督查，清查地亩，坐实基数，以防地方官员作假。对瞒报地亩，少缴马草银的给予处理，对督牧有方，足额征收的主管官员，奏请皇上加官晋级。明嘉靖三十一年对元氏牧地的清查出现县丞王光范，莅政恤民，督牧有方，后升任湖广经历。由此看出马牧属赋税范畴，它具有税后的固定性，无偿性，强制性三大特征。

一场洪水，三块明碑从侧面揭示了大明王朝在这一时期政权机构设置，财政税收来源，官员监察管理的运行机制，对当今的社会治理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