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小区有两所学校:一所初中、一所小学。早晚溜弯能碰到不少学生和家长。闲来无事,我喜欢去学校附近,或坐或站,观察师生们的活动。
几年下来,觉得现在的学生有三大特点---
一、身体弱
客观地说,现在的学生与我们那时相比,个头高大,肤色白嫩,体质却不好我们,匀称、健美的少,不是“豆芽儿”,就是“胖墩儿”。我们那时几乎都是一身腱子肉,肤色黑中透红,一天到晚精力十足。如果当时能吃饱、吃好,估计身高都能再长不少。
最明显的差距是视力。小学生近一半戴眼镜儿;中学生一多半是“四眼儿”。我们那时,全学校一千多人,算上老师戴眼镜的也就十多个;时常被讥讽为某“虾子”或者“四眼儿狗”。
二、胆子小
小学生几乎都由家人接送。中学生有一半由家人陪同。家庭富裕的,用汽车接送;条件一般的,有的用“老头乐”,有的用“电动自行车”;坐“11路”(步行)的很少。我们上学时,要翻山、过河、穿过庄稼地,单程四五里,很少有家人接送过。
小区的超市,煎饼、冷饮摊儿,时常有学生光顾;目光怯怯地,声音低低地;有些女生说话像蚊子,摊主们两三次,才能听清。
三、不抱团
一来,与家庭结构有关。现在独生子女较多,平时在家就是一个人独处,习惯成自然了,甚至已经呆“毒”了;甭说外姓旁人了;连自家想添个“二宝”,都不能接受。二来,与管理方式有关,家人按点接送;有的学校,课间管理严格,学生缺少私下交流的机会。
这种风气可能存在隐患。有种突出表现,同一学校,甚至同一班级的孩子,与外校或者社会人员发生矛盾时,其他同学很少帮忙,有的视而不见,有的立马“闪”了。
我们当年比较抱团儿。那时是多子女家庭,自家人是一个小圈子;然后按家属区、班级、学校,结成不同的圈子;平时一块玩儿;有事一起上;女生负责吵架;男生负责动手;不同的圈子,时常发生“群殴”。
80年代初,我们去河北公社(后来叫乡、镇)参加招工考试;考场在河南中学;附近许多单位的子弟参加。我们矿上的领导说:“咱们矿上的孩子,出去就是一家人;遇事要抱团儿。没事别招事儿;遇事别怕事儿。你们打了人,我去托人、保人。花钱矿上出。如果被人家打了,我可不管。我嫌丢人。”
……
我们小的时候,矿区的风气与后来不同。具体到孩子身上,就是鼓励淘气,甚至打架。
矿区人常说:“男孩儿淘,是好的;女孩儿淘,是巧的。”有想法,有胆量的孩子,长大以后才有出息。
矿区山多人少,以前交通不便,平时很少看见穿“官衣”的人。邻里矛盾、村与村争水争地、矿与矿抢煤抢道,往往诉诸武力,所以男人勇猛好斗。社会也崇尚:“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三句不合,挥拳相向。
早些年,矿区的许多家庭不鼓励子女读书,也不鼓励“宅家”;鼓励干活儿,鼓励疯玩儿,甚至鼓励淘气。
我们小时候崇拜英雄,喜欢惊险刺激。男孩爱玩“打仗”。女孩爱玩藏猫猫(我们叫藏闷儿哥)。
打仗有攻有守;两拨儿孩子,划出地盘儿;用土块儿、石头互相打斗,时常打伤、摔伤、脑袋“开瓢儿”。双方家长很少因此翻脸,去矿上医院包扎,也不收钱。
在老佟看来,当年的淘气,大致分三种---
第一、语言类
属于最轻微的淘气;又可以细分。
起外号儿---
虽说对别人不够尊重,却也透着聪明、智慧、文化。有些外号儿,几十年后记忆清晰,而当事人的真名实姓,往往却想不起来了。
根据姓名起外号儿。姓孔的叫“窟窿”。姓段的叫“古乐儿”(发音,不知道确切的字。矿区的一种计量单位,类似一截儿、一断儿。比如,买一“古乐”香肠。)姓菜的叫“菜包子”。有的没歧意。有的却不雅,比如有个邻居叫罗玉秀,外号叫“撸一宿”(宿,读Xiu三声,一晚上的意思),这就有些不敬了。
根据生理特点起外号儿。有的没恶意,只是突出某些特点:比如个子高,李大个儿。嘴大,罗大嘴儿。眼睛大,张大眼儿。有些带有戏笑的意思,比如,有个大嫂脑袋大,脖子细,走道爱晃悠脑袋,外号叫“德国手电”。(电影中,德国手电竖着拿着,头部能左右摆动。)有个哥们儿,腿有毛病,走道东摇西摆,外号叫“芭蕾舞”。
根据习惯或故事起外号儿。有个同学爱眨巴眼,就叫“李眨巴儿”。有个同学说话不痛快,就叫“挤估屁”。有个同学偷东西,被矿上用鞋带儿捆上带走了,就叫“鞋带儿”。有个男生追女同学,请她吃罐头,就叫“罐头”。
乱改歌儿---
我们小的时候,公家几乎天天放“红歌儿”,而且是长期的、持久的硬往耳朵里“灌”;想不听都难。
矿上各家属区装着高音大喇叭,早中晚各放一个多小时。内容两大部分,新闻、报纸摘要、理论文章、本矿的好人好事等等。节目中间,插播“红歌儿”、“样板戏”、“新编”的民歌、音乐,等等。学校的教室里,装有小喇叭,四四方方的扁盒子,中间有个圆孔,镶着五角星,内容也是外边的新鲜,校内的好人好事,时常发布通知。
老实说,宣传效果并不咋地;甚至激起我们的逆反心理;表现之一就是改词儿,不好好唱。
比如,有个歌儿,正词是“革命军人各个要牢记……”激昂慷慨,催人向上;被我们改成:“煤矿工人就是没老婆,请求领导一人发两个。一个干活,一个陪着我。轮流搂着,幸福又快乐……”
比如,有一首男女声对唱:“哎---,山也笑,水也笑,祖国一片新面貌……”被我们改成:“哎---,山也笑,水也笑,某某他妈提着裤子往家跑,憋着一泡尿……”
因为乱改乱唱,我们没少挨老师的批评。
编顺口溜儿---
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上暗中流行的,根据矿区的情况,略微做了一些改编。
比如,当时流行“四大”系列:“四大红”、“四大白”、 “四大欢”、“四大蔫”等等。其中,“四大黑”,比较流行的是:“铁锅底、旧马勺、连毛胡子、基伯毛。”被我们改为“包文正、裴元庆、窑煤黑子、大驴圣”。气得窑哥们直翻白眼。其实,我们的父亲也是矿工。
另一类,是我们自创的。大多已经忘记了。
讽刺戴口罩。我们小的时候,口罩和现在不同。它是身份、地位、时尚的一种装饰。
普通的人家,想找俩口罩都不容易。当时的口罩,是用细纱布缝制的,很白很厚实。我们矿上,只有医院、食堂等少数单位按月发放。
许多人家托人弄呛,讨要几个口罩,通常舍不得戴;把它拆开,做成笼屉布,蒸馒头、窝头时用。
爱美的姑娘、媳妇,喜欢挂一个口罩,底端塞在衣襟里,领口露出两截儿细带儿;只有天冷或者刮风,才舍得戴在嘴上。那时的女生很少化妆,戴上口罩,显得眼睛更明亮、更妩媚、脑门儿更白润。
我们这帮臭小子,根本没戴口罩的份儿。出于羡慕、嫉妒、恨,编写顺口溜儿,刺激她们:“戴口罩儿的讲卫生;拉屎别上茅子坑。茅子坑,有马蜂;蛰着屁股就不轻……”(偷换概念,把女生的脸蛋,比成臀部。)
讽刺骑“洋车”。(“洋车”,矿区对自行车的俗称。)
我们小的时候,自行车算是高档用品。不仅价格昂贵,每辆二三百元。当时普通工人一月挣三四十元;而且不是有钱就能买,需要有“车票”,还得攒不了的“工业卷儿”。
当时家里有一辆“飞鸽”、“永久”、“红旗”的车子,相当牛的。不亚于现在有辆“奥迪”。我二姐、三姐分到房山县城工作,离矿上30多里地,乘坐公交既绕脚,又费钱。为了给她俩讨要“车票”,我老爸连着好几天,下班后帮着一个科长家盖房子,才要来了。
当时最牛的“洋车”,是那种“26女式”的“大链盒儿”。爱美的女孩儿,把车擦得锃亮,还用塑料条儿、彩条儿把车把、车轴装饰一番;骑起来哗哗直响,拉风、漂亮。
早些年,煤矿属于重工业,工资高,福利多,男女矿工牛气轰轰,搞对象都喜欢找本矿的。一早一晚,热恋中的男女,骑着“洋车”在山道上兜风。
我们这些男孩儿,对恋爱中的情侣,对生活快乐的人们,有一种羡慕、嫉妒、愤忿的心情。
编写顺口溜儿刺激:“骑‘洋车’的单人骑;不许公驴带母驴……”“骑‘洋车’的先别欢;一到下坡你就蔫;前叉子折,后叉子弯;摔你丫的蛋朝天……”
我们很少一个人念。通常是几个人,十几个人,有男有女,有念有唱,有人拍手。惹得骑车人笑骂。
第二、器械类
属于中等级的淘气。
滋水枪。分两大类:明枪与暗枪。
最常见的滋水枪,是用直径四寸的硬塑料管,外加一根筷子粗的荆条;一个缝纫机线轴;一丝绵线制成。
塑料管,通常是电线的套管;通常要到盖房的工地,去“顺”来。锯成一米左右。把缝纫机的木线轴,从中间锯断,茬口削斜,塞进管子两头儿。找一根细而直的荆条,前端缠上布,再用棉线缠紧,塞进塑料管。
抽动荆条根儿,把水吸进管里。猛地往前推,细长的水流就会从前孔喷出,好的水枪能喷三四米远。
每年夏天,矿区的孩子都爱玩“打水仗”;分成两拨儿,有的执枪地射,有的提着水桶,煞是热闹。
有些孩子淘气,躲在暗处,“偷袭”过路的行人。有些时候,对方没有防备,冷不丁中枪,又吓又气;脾气好的,一通笑骂;赶上脾气坏的,或者当时心情不好,通常边骂边追,被他们抓到,就是一通拳脚。
一方面,都住一个家属区,都是半熟脸儿;一方面,矿区的孩子皮实,挨几下也没事儿;没几个人真改。
暗枪。通常用自行车的气门芯制作;也有的人,用听诊器上的粗胶管儿;那是相当牛叉了。
花五分钱,买一根一尺多长的气门芯;先用手轻轻揉搓;或者用温水浸泡;让其变得薄而软些。找一支旧的油笔芯儿,去掉前端的滚珠儿;把它插在气门芯的一头;连接处用胶皮带缠紧,要多缠一些,形成一个堵头。气门芯的下端,打一个死结儿;就OK了。
找一个自来水管,把枪头插入水管,猛地打开水龙头,气门芯儿注入后迅速膨胀,要及时掐住气门芯儿的上端;不然可能放了“滋花”,甚至撑爆了。
装满水的气门芯儿,可以藏在身后,或者桌洞里;趁别人不注意,猛地向其开火儿。
我们小的时候,人多钱少,办事先想着如果省钱;然后才想美不美。因此,有些男生刮光头,按脑袋大小戏称多少度的灯泡儿。
当时的课堂纪律,比较松懈;老师时常溜号,让课代表帮着管理。同学们互相打闹,经常用水枪滋光头男生,气得他们又骂又跳。
弹弓子。男生几乎人手一把;有的好几把。
通常是自己制作。材料简单,制作方便,熟练的哥们儿,半小时、一小时就能做好。
主要材料:一根长铅丝;几根“猴皮筋儿”,或者胶皮手套剪下的皮条、听诊器上的皮管;一块“皮兜”,通常用缝补靯的皮块儿。
用手将铅丝弯成弹弓子的把儿;上端有两“耳朵”;皮块剪成横向的长圆型,对折,两边剪出一个小洞;将“皮筋儿”或者胶管,套在手把与“皮兜”就OK了。
别看它简单、简陋,威力却不少;不仅打得远,而且挺有劲儿的。它的子弹,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天然的,挑选小巧的石块儿,手指肚大小,装在衣兜里,随用随拣;另一种是特意加工的,矿区有一种泥,叫“坝泥”,外形类似黄土,却比黄土细润、比重大、呈紫红色,把和好的“坝泥”揉成花生似的圆球儿,放在土炉子台上,慢慢烤干。这种泥珠儿,能射出老远,硬度也很大。
老实说,大些的男生能用弹弓子打鸟儿。早些年,矿区的鸟儿很多,手艺好的男生,一天能打几只鸟儿,用油炸制,可要打打牙祭。小男孩儿通常打不来鸟儿,只能打“死物”,打得最多的是路灯和厕所的灯泡儿。
家属区的厕所,结构有些特点:一大间山房很宽,中间砌一道一人多高的隔音,墙头与房顶是空着的,男女隔墙方便;各一排五六孔的蹲坑;两家共用一个灯泡儿。
这种公厕通常离住家较远,孤伶伶地。女生们通常几个人结伴儿,才敢去方便。她们喜欢一边方便,一边说笑。淘气的男孩儿,突然将灯泡打碎;厕所一片漆黑,玻璃碴子哗哗啦啦散飞,有些溅到女生头上、衣服里。她们一边惊叫,一边提着裤子飞跑。那场景很好玩儿。
做喷子。不是网上打“口水仗”的那种;是一种自制的非常简陋的土枪。
材料和制作比较简单。主材,一截儿一拃长的钢管儿,通常像毛笔粗细;一根铅丝;一个自行车的气门;一根胶皮筋儿。一些土药;一些铁砂子。
用铅丝弯出枪把儿,磨一根撞针,把钢管儿绑在枪把前端;气门插在钢管后面;撞针固定在后端;通过胶皮筋与枪架相连。
早些年,矿区时常有贩卖鞭炮的商贩,也出售土药、铁砂子、砸炮儿等,就从他们那购买。矿区不仅时常打架;而且喜欢动家伙,最常用的是喷子、管儿插、弹簧锁。
老实说,小男孩通常不敢用喷子打架,主要是把鸡。当时家属区的鸡,通常是散养;时常去垃圾堆找吃的。淘气的男儿,趁没人注意打鸡吃。
我们学校有同学打鸡,被抓到现行,脖子上吊着死鸡,站在操场上亮相。
第三、冒险类
属于高强度的淘气。
燃放花炮。
凡事有利有弊。花炮有喜庆、热烈的一面;也有危险、污染的一面。
早些年,矿区的人喜欢放炮;逢年过节放、红白喜事放、盖房打井放、上大学、搬新家也放。一年到头,时常听到噼哩叭啦的鞭炮声;夜里时常蹿起五颜六色的滋花。
有顾客,自然就有小贩。我们那边的小贩,以涿州、保定那边的为主,通常人高马大,骑着特制的自行车,衣着和声音和“李向阳”差不多。
他们的花炮,估计是自家制作的,样式和包装各不相同;同行竞争,主要比个大儿、响动儿。大的“麻雷子”,成年人的拇指似地;大的“二踢脚”,比成年人的中指还粗还长;燃放起来既刺激,有很危险。
有些男孩儿淘得出圈儿。找来大灯泡,把后面的铁锣扣轻轻敲下来;把灯光尾巴套在“二踢脚”上头;找两块石头,一块支在地上,支起“二踢脚”;另一块压在“二踢脚”的尾巴上;让它斜向上前方,像打“迫击炮”;而且时常对着玩耍的小孩儿。
我的一个女同学,被人家扔炮炸死了。她姓白,皮肤白白净净,身材苗苗条条,爱说爱笑,外号“小白兔儿”。她家住的矸石坡,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界。为什么呢?这里不是正规的家属区,早先是矿上排放矸石的大空地。
老实说,矿工们虽然收入高,但是工作脏累,危险性大,再加上文化偏地,所以搞对象比较困难。然而,矿工们普通身体棒,雄性激素旺盛,很难打熬得住。于是乎,想尽办法找媳妇,山里的、外地的、有些残疾的,纷纷嫁过来。
有了媳妇,就得搭窝。矿上没那么多家属房。于是乎,有些人各显其能,自己盖房。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划,所以矸石坡的房子、院里、道路,啥样的都有,曲里拐弯儿;不去几次,往往打不着地方。
某一年,白同学在院里玩耍,不知从哪飞进来一个大“二踢脚”,掉进她衣领里,“砰--”地一声巨响,将她炸翻在地。一个十五六的花季少女,香消玉殒了。
铁镐伤驴。
有些孩子“人来疯”,人越多,胆越大,淘气得出圈儿,引来大麻烦。
我们上学时,在教室读书的时间不多,“三学”(学工、学农、学军)挺多。老实说,我们当时喜欢外出劳动,不愿意坐着学习。
为什么呢?一来集体劳动,可以互相打闹;二来上山下地,可以顺手牵羊,“顺”点水果、蔬菜;当时农药、化肥少,往衣服上蹭蹭,就直接吃了;三来参加一次劳动,补助三两粮票,积攒一些,可以买零食,可以换玩具。
进村劳动时,时常惹事儿。
早些年,盖房子很少用水泥。通常用石头、黄土、白灰。因此许多村子建有灰窑。窑址通常建在半山腰,放便就地开采石灰石。
灰窑三班作业,小的十多人,大的几十人。通常自带干粮,喝水由村里供应。因为山高路窄,所以驮水通常用毛驴。两个扁而圆的大水箱,中间两根横梁,架在驴背上。
送水的人,通常是六十来岁的老头儿。上坡的时候,水很沉,毛驴走不快;老头还很跟上。回村时空桶、下坡;毛驴一溜小跑儿,老头被甩出老远;一边追,一边骂,两脚磕磕拌拌,跟头流星,那场面十分滑稽。
一年夏天,我们参加“万东路”修路。(“万东路”,万佛堂村至“燕化”的东风街道。)临近收工,正赶上毛驴下山。一帮学生为了看老头出洋相,不停地追打毛驴。其中一个男生,用镐尖儿招伤了驴腚。
早些年,矿区各村没啥农用机械,种地、运输,主要靠牛马驴骡。毛驴各盯一摊儿活,而且有户口,伤了死了要上报乡里。
这下捅了大娄子。这同学家里挺穷,付不起毛驴看病的钱和误工费。学校也没钱。村里死活不干。经过多次拉扯,最终商定,由学校提供十几个高年级的男生,帮村里干活儿,翻地、送粪、送水,以抵偿毛驴的损失。
拆坏座机。
知识给人力量。有时候,无知给人的力量,更强大,更具有冲击力和破坏性。
我们学校几个同学,趁黑夜钻进电影房,把两台电影坐机拆得稀巴烂。
在“改开”以前,矿区的文娱生活匮乏而单一。看电影是主要的方式。通常每月放一两次电影;夸张点说,那是矿上及周边各村的喜庆盛事。
小孩儿兴奋异常,像打了“鸡血”。老早就往露天球场跑。当时各家用土炉子做饭,烧煤块儿。这种炉子优点是火力旺盛而持久,缺点是需要照看,根据炉况上捅火眼儿,下掏炉灰;才能烧得好。
然而,父母、哥姐上班、上学;小孩儿贪玩儿,时常忘了看炉子。放电影时,越着急,越做不熟饭。许多小孩儿,饿着肚子,背着板凳、马扎,先去占地儿。
我们矿上放电影,通常在“丙楼”后面的篮球场,三面环山,前面是五层楼。一座小山崖前,有一片长方形的平地,靠山盖着两间平顶房,存在放映机和一些影片、零件儿。
最早放电影,是简易的机子。一个立方型的主箱,支在三角架上,另外两个圆盒子,一个卡在箱顶上;一个卡在主箱后面;两台机子支在球场中间。闲人不得靠近。
放映员在我们眼里牛叉而神秘。当时片源紧张,往往几家单位同时放电影,使用同一部胶片。为了方便“跑片儿”;矿上特意置办了一辆大摩托车。当时的胶片,一盘一盘地放在扁圆形的铁盒里;一部电影要分十多盒儿。矿上特制了两个圆桶;挂在摩托两边儿。
我们时常给放映员打溜须;帮着抬机子、板凳、椅子;抢着“倒带子”。为什么呢?一来,讨要“断片儿”;回家放小电影儿;二为,凑近观察,放映机的内部结构。
老实说,以我们当时的文化水平,根本弄不清电影的拍摄、放映是什么原理。
后来,矿上换了“座机”;架在平房里,比简易的机子清楚多了。印象最深的,是放映宽银幕《我们村的年轻人》;那效果当时非常震撼。
改成“座机”以后;孩子们就没用了;甚至不让往平房前面凑。这样更激起了好奇心和叛逆心。
一天晚上,几个同学跑到球场,想过一把放映员的瘾。当时矿区的人比较老实,防范意识不强。公家和私人,通常都用普通的挂锁。有些锁用别的钥匙能捅开;有些甚至是坏的,一拉就开。
我们家属区如果离开时间不长,通常不锁门。有些人家把钥匙交给邻居保管;有些人家钥匙藏在花盆底下,或者藏在煤棚、鸡窝里。我就知道好几个同学家的钥匙在哪儿。
老实说,很少有人偷私人家的东西。一是,人多钱少,没啥值钱的可偷。二是,那时人的流动性小,偷东西如果穿帮了;那就不好混了。
几个孩子溜门撬锁,钻进放映间。先是模仿,轮流当放映员;然后打开机箱,研究结构,把一些零件拆下来。拆时容易,回装困难。七弄八弄,两台座机拆散了。
这下害怕了,赶紧扯忽。俗话说:“蚊子飞过去,还有影儿呢。”几个孩子的小把戏,能瞒得过矿上保卫科的专业人员?没费啥劲儿,就揪出了人。
老实说。当年矿上的人情味儿还很浓。一方面,都是本矿的孩子;另一方面,其中一个孩子,是刘副矿长的弟弟。最后不了了之了。
“黑狗偷肉;白狗挨凑。”我们无辜“躺枪”了。早些年,矿区的学校归矿上管理;老师和矿工的身份能互相轮换;有学问的矿上,可以去教课;“犯葛”的老师可能被转到井下挖煤;另外,一些老师住矿上的房子。我的班主任刘老师,就是我家邻居。
电影机被拆,矿上把邪火撒到学校身上。学校把邪火撒到我们身上。各班背靠背揭摆问题,“筛查”调皮捣蛋、小偷小摸、爱出坏点子的同学。一些班干部,一些平时受坏小子气的同学,趁机“扎针儿”。
我也被叫去,训过几回。
……
小孩儿淘气好不好呢?我觉得有两重性,引导得好,可能发现一些潜能,培养出一些人才。相反,可能引起一些麻烦,甚至引出一些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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