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爷叫张振业，张振业是我父亲的亲哥哥。大爷为我们老张家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不仅参加过解放战争，而且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是一位援朝的老兵。

对于大爷的印象，最初全部来自于我父亲的口头塑造。

大爷长我父亲两岁，性格却与他天地迥异，细腻得像“绣娘”，除了上学堂，其他的时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乡下楞头青小子们的疯野，似乎全被我父亲悉数占了去，父亲的头脸从来都是灰和尘肆意撒欢的天地，衣裤除了第一天还有着本来的样貌，第二天开始，便朝着面目全非一路狂奔，他的这般，做了反面，恰好就是大爷的正面。爱读书，爱琢磨，说话慢条斯理也就罢了，嘴角还常窝着一个梨涡，羞涩得像一个没出阁的大姑娘，于是，“大姑娘”便代替了大爷的名号，在邻里间不透明又透明的传递着。

大爷天生应是鼓捣学问的材地，偏偏生不逢时，1931年出生，那时的中国正是命运多舛，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皮将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大厦岌岌可危，一介草民又能如何安然自保，天大的梦想，仅仅只是一场豪梦罢了。

大爷是在上学的途中被国民党抓了兵，读书梦不仅戛然而止，人生也随之掉入黑洞。一只蚂蚁都不忍踩杀的人，却扛起了枪，黑洞洞的枪口将对向自己的“同胞兄弟”。至暗时刻也将会迎来黎明破晓。果不其然，大爷是不幸的，而命运的齿轮转动，却在一个转身的那件间与幸运不谋而合，大爷亲身感受并印证了它。因为不幸，遭遇了穷凶极恶国民党，被迫成为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兵。可他又何其得幸运。1948年平津战疫大捷，国民党已铁板钉钉地走向了穷途末路，12月解放军占领新保安，临时被充军的“国军”瞬间土崩瓦解，向家的方向没命的奔跑，大爷也不例外。因为身上裹着一身黄皮，大爷是作为国民党逃兵，被解放军俘虏。眼神里充盈着少年的青涩，读书人的书卷气。解放军干部慧眼识珠，直截了当就问他，愿不愿意跟着解放军走。如果想回家，给足路上的盘缠。在不幸与幸运交握，如何抉择同样考验着抉择者的睿智和魄力。“我愿意。”三个字，铿锵有力，如同一把巨大而无形的把手，大爷将他的人生轨道与民族的兴亡扭合和捆绑在一起。

脱掉国民党的那身黄皮，预示着大爷彻底摆脱厄运，绿色军装蓬勃着浓郁的生命力，协同他还没有发育完全的骨骼，重新塑造了他平凡而伟大的人生，从此由一个”大姑娘”凤凰涅槃般地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1949年初，大爷跟着部队向太原开拔。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是解放军的铁律。数九寒天，天地都仿佛冻成了一个冰窖。克服一切困难，能赶一分，不落后一秒。战士们连明走夜赶路，困得累得实在迈不开步，就在街头眯瞪一会儿。没有一丝热气，就地找来一个盆子煮水喝，黑咕隆咚的，战士们一口的一口的热气激活冰凉的身体。待第二天天明，盆子四周竟积着厚厚的尿渍和屎渣。

1949年太原解放后，大爷虽然是高小肄业，可在部队里也算半个文化人，关键是学习能力强劲，一学就会，一点就通，全国解放后，解放军整编，大爷便做了名部队文书。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隔一年多，大爷所在的部队也正式入朝，大爷又一次踏上炮火连天的战场，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朝鲜战争的残酷与惨烈，想必现在的我们通过电视与电影，也详知一二。197653名鲜活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能够平安地活下来，是多么得不容易。大爷，作为一名战地绘图员，工作细致，淋漓尽致地得到了发挥。每一丁点的差错都不允许有，一点一滴都关乎于战争走向，是天大的事情。大爷把全部心思几乎放在了给他光明和前途的人民解放军的工作中去。少小离家，除了成亲，大爷回过一次两次家，在后来家就是部队，部队就是他的家。少年丧母，唯一的老父亲1957年过世，按老家的风俗，爷爷在偏房里整整停放了100天，大爷都不曾回去。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大概我十来岁的时候，第一次跟着坐公共汽车上口上，口上就是张家口市，我们当地人到张家口市，干脆到只叫两个字：上口。第一次上口，眼睛激动得根本合不上，一夜都如此，也根本妨碍不到第二天的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终于要见到像“神”一样的大爷了。父亲嘴上挂着的“神像”，终于从我的耳朵里挪移出来，快要磨出老茧，活生生，鲜灵灵地显现在我的眼睛里。

八十年代，改革大潮如火如荼地进行。大爷顺应时代召唤，脱掉军装，转入到张家口市第三毛纺织厂，成为一名主管生产的厂家。大爷50多岁，大约比我现在的年龄还长些，笑眯眯的，让我感到极度的亲切，却又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威严，让我不敢随意亲近。

92岁的大爷，身体依然健朗，依然艰苦朴素，外出依然选择公交出行。长命百岁！祝福您，我的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