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琦是昨天从老家回到北京的，18号开学，他提前两天回来，想看下他三叔家的郝亮小哥，还想有时间到我公司来看看，正巧我休息，昨晚就连夜回到了通州。尽管在下了公交车就坐上了地铁，到女儿家的楼下时也是过了晚上八点多钟。他们三人正在小市场里边买馅饼边等我，后来我们一起到小饭店吃了饭。

      转眼郝琦已经在北京理工大学念完了大二，一年两次假期来来往往，有时见到有时见不着，但一直关注着他的学习和他的生活。说实话，现在的孩子有很多地方我们关心也是白关心，因为我们两代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早就有了很大的差距。

      郝琦正在看一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小说。他告诉我这本书是他在家里的新华书店买的，作者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郝琦说这本书他同学看好几遍每次都有收获。

      我随手翻了一下，里边的一句话让我一下子感觉到了这个作家的不俗。书中说：“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这话说得挺深刻，但让人一时转不过来，外国的语言都是这样。

      有时间的话，我也应读些这样的世界名著。

      网上查到：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年4月1日-） ，小说家，生于捷克布尔诺市，是捷克裔法国作家。父亲为钢琴家、音乐艺术学院的教授。生长于一个小国在他看来实在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   

 许多其他捷克艺术家和作家一样（如瓦茨拉夫·哈维尔），昆德拉早年参加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以乐观的改革精神开始，却最终被苏联军队镇压。在其第一部作品《玩笑》中，昆德拉竭力讽刺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由于昆德拉对苏联入侵行径的批评，在布拉格被苏军占领后不久他就被列入黑名单。他的作品也全部被禁。

 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国。1979年他在法国完成了《笑忘书》，讲述在苏联人占领之下的普通捷克人的生活。这部小说同时包含了几篇并不关联的故事，并夹杂了很多作家自己的思索，奠定了昆德拉流亡时期作品的基调。   

 1984年，昆德拉发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是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小说以编年史的风格描述捷克人在“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期间及被苏军占领时期适应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种种困境。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浦·考夫曼将其改编成电影。   

      1990年，昆德拉发表《不朽》，这是他最后一部用捷克语写成的作品。小说具有强烈的国际化因素，较早先的作品减少了很多政治性，却又加入了很多哲学上的思考，这本书奠定了他晚期作品的基调。   

昆德拉始终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说家，而非一个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从《笑忘书》开始，昆德拉小说的政治性因素就一直减少，直至消失。昆德拉总是在广阔的哲学语境中思考政治问题。   

昆德拉曾获得六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截至目前为止没有获奖。

郝琦一个理工科大学生看这样的作品，是把目光国际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