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不长的演出，记录着永久的真情。这是观众深切而难忘的感受，激起过他们对爱情美好的憧憬。
有一年，李光羲夫妇应邀参加一个省的卫视节目。那时候，他们相守已经 63年，结婚恰逢59春，夫逾8旬，妻近8秩，爱情之果可谓熟透了，含了蜜一般的甜！
可是，他们的爱情依然包含着激情，如洪涛澎湃着，奔涌着，心田不能盛，便汩汩四溢了。开始演唱之前，李光羲有一段深情的表白：“这首歌，最适合老年人唱。老夫老妻，一辈子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今天携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都会感到无比幸福。”他的目光转向夫人所在的方向，继续说道：“正如歌词中所说的牵手，我希望拉着夫人的手，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和她一起走！”
观众席上，他的夫人王紫薇专注地听着，神情激动。接着，李光羲似倾诉深情般唱道：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因为路过你的路
因为苦过你的苦
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追逐
因为誓言不敢听
因为承诺不敢信
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
去说服明天的命运
没有风雨躲得过
没有坎坷不必走
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
……
李光羲唱得深沉、动情，如握了爱人的手款款道来，有极强的感染力，似乎缓缓地给人们描绘出一张又一张伴侣情深、夫妻恩爱的画面，令人陶醉，发人回忆。
歌声里，夫人王紫薇的脸上先是洋溢着灿烂的微笑，透露着心中满满的幸福感，接着目光若有所思，不由得有泪水盈眶了，顺着她那丰腴的脸颊往下淌。
李光羲唱完，主持人介绍说：“李光羲同学的歌，是献给他夫人的。他们牵手走过了63年，是值得回忆的63年！我觉得，人生最浪漫的事情就是相濡以沫，白头携手。”
“63年！63年！”议论声四起，还有人打起了数字的手势。
嘉宾激动、赞赏，窃窃私语，男宾侧目：“我们要是63年时……”女宾不知如何回答，只回了两个惊叹的“啊，啊！”
此前和之后，夫妻二人还手拉着手，一起唱过《牵手》，以阅历丰富的老人特有的感受演绎着《牵手》的内涵。
他们在舞台上动情地唱着《牵手》，生活中又是那样紧紧地牵着对方的手，分享着悲欢，感受着幸福，体悟着温情，仿佛总在听到对方暖暖的肺腑之言：“我们牵手，直到永远！”
牵手是从那凝眸的微笑开始。
一，摇人心旌的微笑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活动的形式还比较单一，戏曲、电影并不普遍，歌唱成为重要的表演形式和娱乐方式。从1950年，李光羲先是参加了天津音协的合唱团，后来又参加了苏联音乐合唱团和新歌合唱团。他那时候在天津的开滦矿务公司上班，担任工会宣传干事，特殊的身份使他不仅组织各种文艺活动，还总是登台演唱。他有天赋的好嗓子，歌声嘹亮优美，很受观众的欢迎，每到一处，只要环境适合，总有人会喊：“李光羲，来一首！”。
几年之内，很多工人俱乐部里能听到他的歌声，很多学校的大礼堂里能看到他的表演，很多有名的大剧场里也能看到他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他参与合唱，也有独唱，能唱老歌，也能唱新歌，还能以苍老的声音唱一唱老旦的选段，把名家的演唱模仿的惟妙惟肖。一时间，李光羲成为颇有名气的业余歌手。
1953年国庆节，天津市青年宫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以各个大学和中学的合唱队为主，李光羲所在的合唱团参加演出。那天，有他的合唱节目，也有独唱节目。他先参加了合唱节目，不想就被很多人认出来了，其中就有一位小姑娘。等到他演出独唱节目的时候，站在舞台一侧准备上场，不经意间朝舞台的另一侧望去，竟发现一个小姑娘正凝眸望着他，在相视的那一刻，小姑娘微微一笑，是意味深长的一笑，可转眼间就消失了。
这一笑，透露出的某种情绪的确非同平常，竟然让李光羲突然间神魂错乱了。最近德国科学家研究发现，一见钟情的事情就发生在0.3秒之内，可以让人判断出对方是否具有成为自己潜在伴侣的魅力，时间之短犹如眨眼。李光羲在那一刻就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这应该是我喜欢的人！”
离他上台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他仿佛神使鬼差，赶紧从大幕的后边跑到舞台的一侧，去寻找那个小姑娘。那是被一种无形的的力量推动着，根本没有想应该不应该，也没有想找到人家要说什么。可是，李光羲却看不到那个小姑娘的影子了，在光线不甚明亮的空间里，身子转着圈，双目快速地寻觅，也没有发现要找的人。即刻就要上台演出了，他只好回到准备上台的地方。
演出结束，回到了舞台的一侧，也就是小姑娘微笑的地方，他再次寻找，依然没有找到拨动他心弦的人，一遍又一遍地扫视观众席，也没有看到瞬间即逝却铭刻在心的面孔。其实，那个小姑娘的目光一直追着他，只不过没有被她发现。她还有着小女孩的羞涩，在舞台上望过那一眼之后，自己也突然不知所措了，怯怯地跑开，故意躲了起来。
“月老无情，我们无缘。”李光羲悻悻然走下了舞台。
演出结束后举办舞会。李光羲身材高挑，仪表潇洒，舞跳的也好，以往在舞场上是闲不住的。可是，那天的他分明没有跳舞的兴趣，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想着心事，也心怀侥幸地在跳舞的人中间搜寻着那个冲他微笑过的小姑娘。
那个小姑娘没有跳舞，而是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看别人跳舞。不过，她离李光羲所在的位置很近，是他可以目光所及的地方。这样的位置，是小姑娘刻意的选择，希望李光羲能看到自己。在李光羲寻找的时候，她也不时朝这边望一望，所以，就在李光羲的目光又一次扫过她站立的地方时，她再一次露出纯真却有些别样的微笑。
李光羲不能再让这样的机会擦肩而过了，立刻站起身来，朝小姑娘走去。
“你好，我是李光羲。”
“我知道你，早就听过你唱的歌了。”小姑娘依然满脸微笑，还多少透着少女的顽皮。
“我唱的不好。”李光羲谦虚地笑笑，迫不及待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王紫薇。”
“这名字很好听，我记住了。”
他们寒暄了几句之后，李光羲请王紫薇坐到了长条椅子上，开始有了较多的交流。真是苍天有意撮合，他们竟然在一个合唱队。王紫薇是新华中学的学生，已经上了高中二年级，参加合唱队不久，唱女中音声部，因为对所唱的曲目还不那么熟悉，便没有上台演出。
李光羲对王紫薇的那个微笑是很在意的，但聊天的过程中他才感到，那种微笑不过是小妹妹对大哥哥喜欢的时候才有的微笑，或是如今的粉丝对名人的敬仰时才有的微笑。王紫薇以前就听过李光羲唱歌，很羡慕他的好嗓子，心存着敬意，这回进了一个合唱队，自然就想接近“这位大哥哥”，那种微笑并没有“暗送秋波”的成分。李光羲有了这样的感觉，心情并没有沮丧，而是在心里有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娶她！”
世事是那样的巧合，几年后，李光羲在歌剧《茶花女》中担任男主角阿芒，阿芒在遇到心仪的薇奥列塔时，激动而急迫地倾诉着自己的心声：“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当你闪过我身旁，美丽的形影它永远深深地刻在我心上，那时候我就触动了情怀，光辉、热烈而纯洁的爱情它使我心灵感到美妙幸福，啊！美妙的幸福，它永远留在我的心上。”
那次分手后，李光羲回到家里，兴奋不已，几乎彻夜无眠。
李光羲有一位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在与王紫薇见面的第二天就把自己的心思和盘托出，令那位好友大为惊讶：“你们刚认识，还不到24小时，人家怎么想的你一点还不了解，别胡思乱想。”
“我可是认真的，不管她现在怎么想，我一定去找她。”李光羲陶醉在自己的幻想里，却一脸严肃，“我感到她就是我心中向往的人，无论是外貌、气质和内心的感觉，都是我所梦寐以求的。我所有的向往，在她的身上全都体现了。你不信？这是真的！”
多少年后，李光羲在回忆文章里写道：“这些话像痴人说梦，把我的朋友吓了一跳，但它却是从我心里流露出来的……她像是一个精灵，又恰似一块没有瑕疵的玉石。”
如今，过去了近70年，李光羲还对那时候的感受记忆犹新，微笑着说道：“她有点儿顽皮，但是有智慧，也有成熟的一面，不像一般的中学生。这可能与他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养有关系。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
天津市有个庆王府，在和平区重庆道那里，原来是清末太监大总管小德张的私宅，后被清室第四代庆亲王载振购得并居住，李光羲所在的合唱队排练节目就在此地。因为练习多在晚上，这就给李光羲提供一个接近王紫薇的机会。李光羲的家在庆王府的北边，王紫薇的家在庆王府的南边，李光羲有个叔叔住王紫薇家那个方向，他就借口去叔叔家，送王紫薇回家。聪明的王紫薇自然能看穿这一点，但还是欣然接受了他的相送，因为她的内心有着某种莫名其妙的渴望。
那些日子，李光羲把王紫薇送到家，很多次要顶着呼呼啸叫的西北风往回走，自行车登起来十分吃力，到了家内衣就湿漉漉的了。可是，他不觉其苦。
天气在一天天转凉，两个人的感情却在一天天升温，王紫薇似乎不仅仅把李光羲视为能唱歌的大哥哥了，心理的变化渐渐微妙、复杂，有着难以言表的冲动与喜悦。
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合唱队的人们看出了端倪，开始与他们说些玩笑话，他们索性不再遮遮掩掩，大大方方地结伴而行，知心的话就多了起来，有时候还在休息的时候相约去玩。不过，王紫薇并不愿意过多地浪费时间，她在为李光羲着想。她已经知道，李光羲是个喜欢读书的人，不仅读中国的四大名著和当时流行的书籍，还阅读过大量的外国书籍，像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杰克·伦敦、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名家的书。对这一点，王紫薇很是看重，因此提醒说：“你那么喜欢看书，因为陪我，耽误了很多读书的时间，我可不忍心。”
“你就是本书呀，我就读你！”李光羲学着王紫薇那种顽皮的样子
王紫薇被逗乐了，说：“读吧，有一天你会读腻的。”
李光羲回道：“不会的，一辈子都不会读腻！”
李光羲也知道谈恋爱会耽误读书的时间，可是，在那样的特殊时间里，他宁肯少读一些书，也希望多与王紫薇交流。因为，王紫薇给他的印象越来越深刻，感觉越来越好，一刻都舍不得离开了。李光羲回忆录《舞台是我的天堂》有一段精彩的描写：“王紫薇与李光羲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心灵、智慧、情趣的流露，令光羲目不暇接。她除了本身的青春光彩外，从未做过任何一点人为的后天修饰。在光羲周围的人，几乎找不出一个像王紫薇那样的女孩子。她身上穿的是家里做的黑布棉袄、黑布鞋，扎着两条长辫子，尽管有些顽皮，却找不到丝毫轻浮。作为女孩子，她的这种不爱虚荣、纯真、活泼的性格，使光羲迷恋不已。”
接触的多了，谈话也逐步深入，王紫薇对李光羲的家庭和他本人就有了更多的了解。李光羲祖辈住在时称“天津卫”东南角附近的芦庄子，曾经以手艺为生。到父亲这一辈儿，大家族人员的职业有了变化，家境有所改善。1929年11月15日，李光羲出生。那时候的日子比较富足，逢年过节或过生日、过满月，送贺礼的人络绎不绝，点心多的好长时间吃不了，只好揉碎了当馅，烙糖饼吃。后来，大家族的40来口人在一起生活，作为本族长子的父亲沿袭旧规矩，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自己家的收入要往“大锅”里添，就委屈了小家庭的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衣服要缝缝补补，饮食要粗茶谈饭。李光羲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懂得了善待他人，懂了忍辱负重，懂得了敬老爱小，也懂得了勤俭持家。更可贵地是懂得了奋斗，父亲在他偶尔不能按时起床做事，在他床头写下“业精于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的字条，给过他终生难忘并视为动力的警醒。
家里的日子虽不宽裕，但李光羲却没有多少苦难的记忆，更多的是欢乐，因为他爱听歌、爱唱歌、爱听音乐广播、爱看戏看电影，还喜欢听附近做道场者婉转、悠扬、通畅、宽润的诵经声。有些个夏秋之夜，他就是躺在院子里的凉床上，用心地听着那仿佛天籁之音，激动得难以入眠……这些让他时常沉浸在愉悦之中。
因为嗓子好，他在音乐课上常做示范演唱。同样因为嗓子好，作为中学生的他在天津市祭祀孔子的大典上担任过施礼生，也就是在祭祀的某个环节向包括市长在内的各界名流和所有人员“发号施令”。对音乐的爱好，使他很早就知道了莫扎特、贝多芬、巴赫、肖邦等大音乐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看电影让他了解了美国著名演员嘉宝、费雯丽、哈威兰、赫本、泰伦宝华、罗勃·泰勒等人的表演。也就在那个时候，他还看了马连良、谭富英、金少山、李多奎等名家的很多戏曲，听到了郎毓秀、周旋、斯义桂、龚秋霞以及日本电影明星李香兰的歌声。
让李光羲获益匪浅，并对其后来的艺术生涯有直接影响的要属在“圣乐队”的熏陶和演唱了。李光羲结识一位叫何鸿恩的学生，他的父亲是位牧师。听说李光羲喜欢唱歌，他就推荐李光羲到基督教维斯理堂的圣乐队去唱圣诗。李光羲虽然不信基督教，但一走进教堂，听到以前不曾听到的合唱音乐和歌曲就感到心灵的震撼，为之感染，为之倾倒，便爽快地参与到圣乐队之中。在那里，每周三、周六的晚上和周日的早上练习歌曲，周日还要为参加礼拜的教徒们演唱古典宗教歌曲。由此，他更多地接触到世界名曲，学会了识五线谱和西洋发声。
音乐给李光羲带来了欢乐，但家庭的变故却给他带来哀伤，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学习成绩一向很好的他不得不辍学。1947年，年仅54的父亲不幸病逝，他接替父亲到天津开滦矿务局当了一名职员。他每个月的工资是比较高的，有160元，母亲和姐姐妹妹10个人的生活就全由他来承担了。
王紫薇对李光羲为家庭的担当和责任感由衷地佩服，认为那是他优秀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还感觉到，李光羲的收入虽然比一般的人要高出好几倍，可是他从不乱花一分钱。她不认为那是小气，而是懂得节俭，会过日子，这在那个年龄的人当中并不多见。
王紫薇了解了李光羲，她也不断地向李光羲讲述着自己的情况，不过，讲的很简单，是她不愿意多讲。因为，她的家庭境况好过李光羲家不知道多少倍，不愿意让李光羲觉得自己是“富人家的阔小姐”，望而却步，疏远了彼此的关系。
那时候，王紫薇家居住在五大道。这里位于天津中心市区的南部，东、西向并列着以中国西南名城成都、重庆、大理、睦南及马场为名的五条街道，所以天津人俗称为“五大道”。在总面积一平方公里有余的范围内，英式、法式、意式、德式、西班牙式的洋楼鳞次栉比，竟显绰约。王紫薇家有两栋独立式洋房，有后花园，还有汽车。她家开着木材厂、锯木厂还有一个码头，可谓财源通达。不过，王紫薇从不给李光羲讲这些，还是李光羲有一次到她家去，只有王紫薇一个人在家，而且只有她所在的房间亮着灯。并不在意物质条件的李光羲，对宽敞漂亮的楼房并没有多少印象，倒是对王紫薇一个人待在那么一座楼上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小姑娘独自在家，还真有胆量。”
王紫薇的聪明和多才多艺、善解人意也让李光羲有着具体的感受。他们相处，在一起玩的时间多，好的电影要看，好的音乐会要听，还要参加合唱团，还有时间去游泳、滑冰，即便是在考试之前她也没有刻意突击温习功课，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李光羲纳闷，王紫薇解释说：“理科不吃力，文科在课堂上用心听，考试前背背就行。”因为聪明，所以没有压力。当然，她也有自己的好方法：用心听课。李光羲后来才知道，王紫薇在课堂上十分专心，从不会交头接耳，或是思想开小差。她说，老师讲课的时候，她会一直盯着老师，几乎是目不转睛。为了有好的精神状态听课，有的时候她会在课间睡一会儿，后来上大学也是那样。她甚至有了“软馍”“硬馍”的哲学总结，曾诙谐地说：“我上课就认真听讲，做好笔记，从不像有的人那样，上课不专心，没有听完全，下了课还要补笔记。听老师讲课就好比吃软馍，下了课再补习好比吃硬馍，干嘛要放着软馍不吃偏要吃硬馍呢？”
她的善解人意则表现在从不给李光羲提什么特殊的要求，也不任性地影响李光羲的工作和处理家庭的事情，更没有像有些恋爱中的女孩子那样要东要西。还有，别看她比李光羲小8岁，但在交往中，却让人感觉不出年龄差，好多话题都能谈到一块儿。用李光羲的话说，乃“顺畅、和谐、自然，没有界限，没有障碍。”这些，都加深着李光羲对这个一见钟情的小姑娘的好感。
在他们的交往中，去过很多地方，有一处地方他们一直记着，还时常提起。那是离天津的商业繁华处劝业场不远的一个公园，原属法租界地，是法国人修的，所以叫法国花园或中心花园，新中国成立后定名中心公园。
春节临近，稀疏的鞭炮声偶尔响起，街道上和公园里已经挂起了彩灯。一天晚上，李光羲约了王紫薇来到中心公园，沿着佳木掩映的曲径散步。好久，李光羲才说出在心中酝酿了多日的话：“紫薇，我给一个朋友说过，我从看到你冲我微笑那一刻起，立马有了一个想法：我要娶你！”
王紫薇低着头，把目光移向一边，没有作声，却露出一个微笑。只听李光羲继续说道：“我们交往已经三个多月了，感到我开始的想法没有错，你是个值得爱的女孩，我非常爱你。”
王紫薇依然没有作声，他们缓缓而行。公园里灯光朦胧，游人稀少，寂静的可以听到残雪从槐树和塔松枝头滑落的声音。当走到那个圆形的凉亭附近时，他们站住了。那里有一个长条的椅子，是那种及其简易的椅子，他们有很多次坐在那里聊天。那一刻，李光羲望着王紫薇，郑重其事地说：“你说呀，答应我，好吗？”
王紫薇微笑着，看着李光羲，好久，终于点了点头，并说：“我答应你！我也爱你！”把脸靠向他的怀里。
凉亭那里挂着大红灯笼，有灯光照射过来，把一对年轻人的脸染红了，那么灿烂。
二，当农民的前夜入洞房
1953年,李光羲收获的不仅有爱情，还有艺术的知识。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在天津演出大型民族新歌剧《白毛女》，郭兰英饰演喜儿，此剧给他前所未有的震撼：歌剧演出这样动人！他和王紫薇还一起观看了一台歌舞晚会，黎国荃的小提琴演奏、陈玄、邹德华的独唱，管林和荆兰女生二重唱、秦小玉的新疆舞蹈等让他激动不已，有了参与革命文艺队伍的憧憬。
1954年10月，李光羲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他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俄罗斯》等歌曲的高水平演唱考取了中央实验歌剧院。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紫薇，这成了推动王紫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动力，决心考中北京的大学，好与李光羲尽快相聚。
李光羲离别了认识刚刚一年的王紫薇，且不能经常回天津，便一封封地写信，讲述自己到北京后的情况。
1954年秋天，歌剧院排练歌剧《草原之歌》和《刘胡兰》，李光羲虽然到剧团不久，却凭借漂亮的音色和流畅的音乐感担任了《草原之歌》序幕序曲“金滩银滩绿草滩”的领唱，此乃他在歌剧专业舞台上第一次亮相，对他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同时，排练和演出中，大家切磋演技的浓厚艺术氛围让他在熏陶和实践中快速提升着自己的演艺水平，也提升着自己对演员职业的认识：不是兴趣或玩玩闹闹，而是一门非常讲究技巧的学问，是高雅的艺术，只有做一个优秀的人，才能做一个优秀的演员。
王紫薇在信中知道，为了演好《草原之歌》的角色，找到某种感觉，李光羲俨然成了藏民，经常穿着马靴，披着藏袍，挎着腰刀在院里走来走去。在那个年代，有事业心的人特别受人尊敬和崇拜，王紫薇为其认真的态度所感动，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值得骄傲的人，心中的幸福感随着李光羲艺术的发展而增加。
有一次写信，李光羲兴奋地告诉王紫薇，莫斯科剧院来中国访问了，演了歌剧，也举办了音乐会。我国为了培养自己的演员，请莫斯科歌剧院的老师为从全国挑选的60名歌唱演员上课，歌剧院除了数名老的独唱演员外，还特意让李光羲和另一名年轻演员参加。李光羲的表现让莫斯科剧院的老师尤其满意，前苏联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兼音乐学院导演凯玛斯卡娅特意嘱咐参加学习的女高音张权说：“你要多带带这个年轻人，你教他什么他都能很快地理解和做到。”李光羲为此深受鼓舞，王紫薇也为之高兴。
不久，李光羲有新的喜讯告诉王紫薇：1955年元旦，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天桥剧场召开音乐会，李光羲与郭兰英、张权等名家同台献艺，他演唱了《相逢在匈牙利》等歌曲，因其吐字清晰，感情饱满，获得经久不息的掌声。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他去录音，其歌声便传遍了祖国大地。王紫薇每次听到李光羲的歌声都为之陶醉，为之兴奋。因为他与李光羲的关系还没有正式向亲朋公开，不能让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成了无形的动力，鼓励她更加刻苦地学习。
那时候，李光羲的两个妹妹，一个考上了清华大学，一个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所以，王紫薇在信中说道：“我一定以两位姐姐为榜样，像她们那样努力，考到北京的学校，到你的身边去！”
次年，王紫薇如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两人离得近了，有了当面交流的机会，她知道李光羲有了值得高兴的进步，所以，在1955年“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参加中国妇联的庆祝晚会，何香凝、蔡畅、邓颖超、许广平等领导和知名人士听到了他的歌声；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为招待德国客人，特意请李光羲去演唱舒伯特的《春之梦》……1956年春天的一个周日，李光羲约王紫薇在北海那里散步，他比以往两人相聚时显得更加激动，与王紫薇谈小仲马的《茶花女》，谈国外有关茶花女的电影与歌剧，突然话锋一转，说道：“我们剧院要排歌剧《茶花女》了。”
“真的？”王紫薇有些吃惊，因为那时候出现的新歌剧，多是描写工农兵的，像这类描写爱情的西洋歌剧还没有看到过。
“我还骗你不成？”李光羲望着微波荡漾的水面，若有所思，“上级传达精神说，周总理对此很重视，亲自过问。”
“你在里面演什么角色？”王紫薇关切地问。
李光羲淡然一笑，说道：“男主角……”
王紫薇为之兴奋，赶紧说道：“你要珍惜这次机会，好好演！”
李光羲没有王紫薇那样的兴奋，用手指轻轻叩击着汉白玉栏杆，许久才缓缓地说：“我是D组。”
短暂地沉默。他们不是要争荣誉，是有遗憾。那时候挑演员不完全依据艺术水平和专业能力，而是要考虑德、才、资，这后一个“资”是资格，讲资格就会轮资排辈儿，李光羲到歌剧院才两年，自然属于小字辈儿，能安排在“D组”担纲已经是对其业务能力的肯定了。
“我会珍惜的，你放心。”他们继续往前走着的时候，李光羲接着刚才的话题说，“我可以看到外国艺术家的指导，也可以看到一些老艺术家的表演，机会难得，做个吸水的海绵，好好吸收艺术营养。”
“好哇，我看你一定会成为艺术上的大胖子。”王紫薇突然表现出她的顽皮可爱。
在排练过程中，D组演员排练的时间最少，轮不到排练的时候，李光羲并不离开排练场，而是认真听导演说戏，琢磨其他演员的得失，歌词、歌的旋律烂熟于心，在他排演的时候几乎完美无缺，总是受到导演的称赞。他感到，他在圣乐队几年的学习所得派上了用场。
时间不久，王紫薇接到李光羲的消息：“有时间吗？我请你来看《茶花女》。”
“你陪我看？”
“让你看我的演出，首场演出！”
王紫薇激动又纳闷，立刻赶往演出地。首演在天桥剧场举行，A组的管林演茶花女，李光羲演阿芒。关于那天的演出，有人写道：“光羲初出茅庐，但没有让专家和观众失望，而且他那出色的演唱和表演，却赢得了所有在座观众的热烈赞誉。以至音乐界感到惊奇：从哪里钻出来一个李光羲呀！”
那天演出结束后，王紫薇在剧院门口等着李光羲，她要解开心中的疑问：“怎么是你演了？”
李光羲说：“苏联专家定的。我听说，排练结束的时候，苏联专家吉明采娃亲自找到我们院长，让我来演阿芒。”
后来得知，苏联专家的考虑，完全出于对演出效果的预期。
因为首演成功，周恩来总理来看《茶花女》了，女主角换成了C组的张权，还是李光羲演男主角。张权是周总理非常熟悉的演员，演出结束后，他接见演员，对张权和李光羲说：“你们演得好，演得好！”
不久，陈毅元帅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邀请全部驻京外交使节来观看演出。因为演出完全按照欧美的程序和礼仪，似是原汁原味，获得外交使节的好评。
1957年，李光羲随着剧院的音乐会小组到西安、重庆、武汉、成都等地巡回演出，度过了展示艺术才华，心情格外舒畅的一段时光。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巡回演出结束后，李光羲和那些老演员回到北京，却赶上了一场运动。
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场运动竟然给他与王紫薇提供了谈情说爱的充裕时间，并使他躲过了一劫。那场运动的初期是以反对主观主义、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为内容的“开门整风”。李光羲的姐姐在家道中落的时候，精神上无所寄托，曾经参加过天主教的“圣母军”，因此被定罪，在监狱中羁押过一年多。这件事让全家人恐慌不安，也让李光羲感到沉重的压力。在肃反的时候，组织上通过调查弄清楚了有关情况，向李光羲讲明，他姐姐的问题不应该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但他依然心有余悸，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强烈的追求，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事业之中。所以，整风运动开始后，除了传达上级文件那些必须参加的会议外，一般的报告会、座谈会他都不在必须参加之列，别人也不会刻意地通知他。
这个时候的王紫薇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由于搞政治运动，学习压力并不大，每逢周日，只要李光羲没有演出，他们就会一起出去，逛一逛书店，看到喜欢的书就买上一两本，因为收入不高，便不敢多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他们一起散步，谈天说地，有时候还奢侈地花几毛钱划一次船。另一个去处便是北海，沿着不宽的路款款而行，累了就在路边的石凳上休息，看两个人在水面飘动的倩影，看泛黄的树叶在水上随风旋转，鸟鸣嘤嘤，从蔽日的树枝间传来。那一刻，心旷神怡，乐在其中，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们二人。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进入了“反右”阶段。王紫薇就是在那个时候，于无意间成了李光羲的“救星”。
故事要从张权说起。张权191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7岁入杭州艺专声乐系学习，抗战时期曾与丈夫莫桂新在重庆主演反战歌剧《秋子》，轰动了整个山城。抗战胜利后，她去美国深造，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1951年，张权在周总理的邀请下毅然回到祖国，与莫桂新被分到北京人艺，后又一起进入中央实验歌剧院。几年后，她与李光羲同台演出歌剧《茶花女》，成为其艺术的鼎盛时期，精湛的表演倾倒了千百万观众，获得周总理、陈毅元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被媒体誉为“东方茶花女”。那年，张权刚37岁。
整风运动开始后，《文艺报》记者为完成上级布置的鸣放任务去采访张权。张权实事求是地谈了单位存在的用人问题，记者觉得所谈符合当时形势的要求，以张权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关于我》的文章。后来，为获得更丰富的素材，文艺报在中央实验歌剧院召开座谈会，请一部分人员参加。
那天，李光羲也在被邀请之列，开会的时间到了，他随着人们往会议室里走。迈进会议室的这一步，仅仅一步，决定了一些人的命运。
“光羲，等等！”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转过身，看到王紫薇快步赶过来，“你要干什么？”
“开座谈会。”
王紫薇笑道：“星期天了，还开什么会，我们去玩吧。”
李光羲觉得王紫薇专程来找他，不去陪同不太好，何况，自己一直不是人们重视的对象，开不开座谈会并不会引起别人的关注，所以便与王紫薇一起走开了。
这次座谈会与会人员的发言，后来被视为“右派”言论，有人因此被打成“右派”，
张权被定为“右派”，工资连降三级，暂留剧院打扫卫生和为演员拆洗演出服。1958年，张权在多次批判后被遣送黑龙江安达（即现在的大庆）劳动改造，因为有关领导从中关心才于1961年3月在哈尔滨栖身，安排在哈尔滨市歌舞团。
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李光羲侥幸逃过一劫，但又突然面对新的情况了。在整风运动中，转变干部作风，改造干部思想是重要的内容，而转变、改造的形式之一就是到基层去。1957年的下半年，党中央对情况的判断是“全国各级的大多数领导机关都有了下放干部的决心，许多干部纷纷提出深入基层参加体力劳动的要求，许多单位已经下放干部到基层主要是农村中参加生产，全国总数已超过一百万人，一个全国规模的上山、下乡实行劳动锻炼的群众运动正在发展中。”据此，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指出：“目前占我们干部队伍大多数的年轻干部，特别是解放以后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一般都没有经过或者基本上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群众斗争和劳动生产的锻炼，缺乏实际经验，不懂得缔造革命事业的艰难…… 在现在和平环境中，改造干部思想作风，提高干部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根本措施，应该是有计划地组织动员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到工厂、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到基层去做实际工作。”
文件还强调了，在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同时，高等学校、文教部门、工业部门、卫生部门等也应该抽调人员充实基层单位。更进一步说，“下放农村进行劳动锻炼的干部，第一年工资照发；从第二年起，凡是参加农业劳动的干部，应该根据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按照农业合作社的具体要求，评定劳动定额，并且在不影响社员增加收入的条件下，从农业合作社的收益中分配应得的劳动报酬。”这就是彻头彻尾地农民化了。有的人下放之后再没有回到城里，就扎根基层了。
歌剧院安排人员下放的工作在年底展开，共有80人，一部部人去江苏的扬州，一部分去河北的抚宁，李光羲因为有疾病缠身的老母亲在天津，就照顾他去抚宁，那里距天津有二百多里，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就可以到达。对于下放到农村，李光羲并没有更多的想法，跟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满脑子就是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党叫干啥就干啥。他左右为难的一件事是如何处理和王紫薇的关系：结婚，还是不结婚？如果结婚，他要下放到农村去，户口一起迁走，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甚至难料能不能回来。若出现不能回来的情况，王紫薇在北京，他在抚宁，甚至当农民，日子可怎么过呢？虽然那时侯夫妻两地分居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总是要让紫薇吃些苦的，他于心不忍。可是，他与王紫薇已经恋爱5年，彼此又是深深地爱着对方，若就此分手，怎么能割舍的下呢？
李光羲一连几天总在想：“怎么办？到底怎么办？”难题一时无解，就只好去找王紫薇。那是12月的一天上午，剧院为下放到农村去的人开了欢送会，每个人胸前还给戴上了大红花。会议已结束，李光羲没有回宿舍，也没有顾上吃饭，匆匆忙忙去往王紫薇的学校。
“紫薇，咱们结婚吧！”找到王紫薇的时候，她正在实验室做实验，李光羲突如其来就是这么一句。
那么冷的天，王紫薇见李光羲的脸上还冒着热气，想到他必是心急火燎地赶来，不禁大为吃惊：“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想到结婚？”
“我要下放去农村了，你看！”李光羲解开棉大衣的扣子，露出别在里边衣服上的大红花，“我们剧院开过欢送会了！”。
“下放？去哪儿？”
“去抚宁，秦皇岛那里，离天津不远。”
王紫薇把李光羲拉到一个僻静处，请他说说具体情况。李光羲说完，补充了一句：“要不是组织上考虑我母亲需要有人照顾，按我的年龄和身体情况，就把我分到扬州去了。”
“还是组织上考虑得周到。”王紫薇喃喃自语。忽然转过脸望着李光羲，“你怎么突然想到结婚？”
“我们结了婚，你以后去看我也方便。”李光羲笑着，故意这样说。见王紫薇一时无语，又说道，“我是来征求你的意见，你要是不愿意，我们就不结。”
几年的相处，王紫薇对李光羲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越来越具体地感受到他的善良、踏实、智慧、敬业，同样感受到他对自己的爱，不光有着浪漫的色彩或叫情调，也有着深厚、充沛的感情，总在呵护着她，温暖着她，激励着她，让她感到踏实、幸福，生活的愉快。那一刻，她没有更多的犹豫，只说了两个字：“好吧！”
“我还有半个月就走，什么时间合适？”
“下个礼拜，怎么样？”
“好吧。我们与家人商量一下，也通知同学和同事，还有朋友。”
多少年后，采访李光羲伉俪的人不止一次地向王紫薇提问：“您那么痛快地答应结婚，就不考虑他下放到农村回不来？”王紫薇总会爽朗地一笑：“那时候的人，脑子不复杂，想不了那么多。我就知道光羲这个人不错，一辈子跟他在一起踏实，就那么答应了。”
王紫薇没有考虑那么多，她的父母亲却考虑了很多。王紫薇有两个哥哥，很早都到外地读书或工作了，父母对她疼爱，对她的婚事自然十分关心。父母已经知道她和李光羲谈朋友，但对这件事一直并不由衷赞成，主要还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当演员没有出息，也没有社会地位。当王紫薇告诉他们要结婚的消息，并知道李光羲要下放到农村的时候，不禁大为恼火，母亲立刻从天津赶来，劝阻王紫薇。
“妈妈，我知道您和爸爸为我好，可是，我觉得光羲人不错，不能分手。”王紫薇讲着自己的理由。
“你想过以后吗？他万一回不来，你去农村跟着他受罪？”
“农村有几亿人，别人能生活，我们也一定能生活。”
“时间长了，你过不了那样的苦日子，我们也不让你过那样的苦日子！况且，你一生孩子还能念书吗？”母亲苦苦相劝，并对王紫薇讲，因为生意不做了，他们家的日子虽然大不如过去，但比一般人家还是要好出很多，绝对是富富裕裕的人家。等王紫薇毕业了，到天津找份工作，守着父母，有个照应，还能让老人享受天伦之乐，日子一定会过的舒服又舒心。
可是，母亲描绘的未来，不能动摇王紫薇对李光羲的爱，但王紫薇也不能说服母亲同意他们结婚。李光羲的同事们知道了内情，出面做王紫薇母亲的工作，无济于事。
老人一腔怒火地离开了北京，王紫薇心里十分难过。她深爱着自己的父母，也深爱着李光羲，在这样的当口，给她的选择难而又难，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结婚。
他们结婚的日子确定在1958年的12月27日。新房是临时收拾出来的，在东城西堂子胡同，一个旧官吏曾经住过的的四合院内，那里已经住着剧团的几户人家。旧官吏家的一排北屋，中间的堂屋隔成了三小间，他们住其中的一间，有十几平米大小，一边是原来屋子的墙，一边是隔墙的木板，一点都不隔音，邻居家但凡有大点的动静都能听得到。王紫薇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说：“我早上要早起，闹钟一响就把邻居吵醒了。我们买不起收音机，隔壁是剧院的厨师，他家开收音机，我们在自己家就可以听新闻。1961年振奋人心的26届世界乒乓球赛的实况就是这么听的。光羲每天晚上演出回来，走路又快又重，邻居白天开玩笑说：‘光羲，是你回来了，我还以为是着火了哪！’”
房子简陋，所谓的摆设更简单，一张床是借来的，一张桌子和几条板凳是借来的，一床被子是剧院里几位热心的大姐抓紧时间缝制的，一盆正在怒放的水仙花是剧院的同事特意拿来让摆一摆的。至于枕巾、暖瓶、茶盘、茶杯和别的小饰品，则是李光羲和王紫薇的同事们凑钱买的。王紫薇的同学不熟悉北京城里的路，为了根据凑的那些钱买几样东西，在城里跑了大半天。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大家凑的钱不够了，那个张罗事的同学还把自己的饭费钱搭上了，因此有几天都控制着自己吃饭。
他们结婚仓促，加之经济条件所限，除了必须的生活用品外，两个人都没有添置一件新衣服，也没有买一份嫁妆，几乎与平常的生活无二。如果说有明显变化的是王紫薇，她剪掉了两条长辫子，有了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短发，是烫过的那种，微微弯曲着，衬着她那张端丽的圆脸儿，显得清雅、柔美，还多了几分成熟。
婚礼很热闹，一米见方的大红喜字给室内添了喜庆的浓郁氛围。来的人很多，有剧院的领导、同事，还有王紫薇的老师、同学。有人在追忆这场婚礼的文章中说：“前来贺喜的人特别多，可见当时李光羲在剧院的人缘和处境的优越……甚至包括喜糖、茶水等，也是大家凑钱购买，全团动员操办的。但是婚礼却举办的极其隆重，其热闹的气氛是一般婚礼所很少见到的。”
结婚8天之后，也就是刚刚过了元旦，他们这个临时的家就要人去室空了。李光羲和王紫薇一边说着感谢的话，一边把借来的东西一一还给同事们。住在院里的同事，有的感情很脆弱，看到一对新婚的人一家一家的还东西，眼泪都在打转了。
“你要带的东西往哪装？”王紫薇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问道。
李光羲看了看被单：“就用这个包上吧。”
“这怎么行？出门背着包袱，跟逃难似的。”王紫薇望着李光羲，“没有钱了吧？”
“不多了。”李光数了数钱，苦笑道，“我们还借着公家的100元钱。”
“那个慢慢还。我这里还有几块钱，凑一凑，去买个箱子吧。”
李光羲犹豫了很久，接受了王紫薇的建议，拿着凑起来的24块钱，到东安市场买了一个绿色大帆布箱子。他的那些书和旧衣服就装在这个箱子里，又把被褥打成行李卷。当天，他就和剧团的40个人出发了，王紫薇则回到学校。
临告别，李光羲忽然想到什么，对王紫薇说：“一定记着咱们说过的话，赶紧给爸爸妈妈写封信，告诉我们结婚的事情，也给他们道个歉，不要让他们再生气。”
王紫薇深深地点了点头：“你放心，我会把事情处理好。”
李光羲他们出发的时间是在1958年的元月4日，乘坐火车当日就到了秦皇岛，由抚宁县委派来的汽车接到了县城。第二天，县招待所来了很多牛车马车，分别把他们拉到下放的村里。李光羲被分到县城东北的海阳镇崔赵庄村，其实是相距很近的崔庄和赵庄的合称。他和乐队的王朴住在赵庄，房东叫刘振九，43年后，重感情的李光羲还特意到房东家看过，至今仍和刘振九的儿子刘汉文有联系。
寒冬时节，雪封冰冻，农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兴修水利，李光羲他们跟着农民挖池塘，挑泥巴，或是用柳条编的水斗子淘水。
他们下乡，政府每年要给负责食宿的户里500斤粮食。可是，他们都是青年人，那些粮食根本不够随心所欲地吃，尤其是蔬菜极少，很多时候要馒头或窝窝头喝白菜汤。
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同社员一样记工分。也可以说，他们很快就成了村民，能与村民一起聊天，还像村民一样，在不下地干活的时候，太阳光也好，靠在街头的柴禾上晒太阳，说笑话。多少年后，李光羲还能回忆起“晒秧秧”的舒服，甚至叫惬意。他特意对这样的情景做出解释：“我热爱大自然，是一种天性，一辈子都没有改，到了大自然之中就感到心情舒畅。”
“晒秧秧”的那些天，离他演出《茶花女》，扮演风流倜傥的阿芒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呀！
李光羲离开北京一个多月的时候，王紫薇放了寒假。母亲还没有原谅她的选择，没有同意她回天津的家，便来探视李光羲。那天，李光羲到秦皇岛火车站去接王紫薇，然后乘坐开往海阳镇的小火车。抚宁多沙地，没有成趟成片的树木，严冬的旷野灰蒙蒙一色，偶尔有沙丘隆起，稀疏的灌木在风中摇曳。如此单调的景色，还是吸引了在城里长大的王紫薇，她倚在窄窄的车窗口，不停地向外张望。
“这样的小火车，你以前坐过吗？”李光羲问道。
“没有。”王紫薇头依然望着窗外，“你是不是经常坐？”
李光羲自嘲地一笑：“坐这个要花几毛钱，我们才舍不得呢？”
王紫薇转过脸来，神情有些诧异：“这点钱也舍不得？”
“舍不得。我要把钱用在正经地方。”
李光羲下放到农村之后，他的工资由王紫薇代领，并及时给老人寄去一些，也给他寄去一些。她一时想不出李光羲说的“正经地方”之所指，目光就一直盯着他。
李光羲做出个鬼脸儿，微微一笑：“你想不到吧？我要定期改善伙食。”
“改善伙食？”王紫薇仍不解。
李光羲便说：“我也有嘴馋的时候呀。刚才，我忘了让你到那个小店吃饭。秦皇岛有个叫“老二位”的烧饼店，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带上房东的儿子到那里买几个烧饼。这就是解馋！告诉你呀，为了买烧饼，就不能坐小火车了，我们要走着去，走着回。到了家，烧饼也就消化的差不多了。”
王紫薇也乐了，问道：“要走多远的路？”
“来回十六七里吧。”
王紫薇突然不说话了，在想，按李光羲的收入，他吃个烧饼还能算回事？可是，为了给母亲和妹妹钱，他只好自己节衣缩食了。
大约坐了半个小时，他们下了小火车，步行到村里去。
已经临近春节，为了让农民在春节的时候看到节目，剧团的人们正在抓紧时间排练。他们快进村的时候，远远地看到宽敞的打麦场上聚集了很多人，有排练的，也有看热闹的老人孩子。王紫薇看到排练的人中有的剃着光头，穿着对襟的大棉袄，腰里还缠着跟麻绳差不多的布带子，问道：“你们演节目，还吸收了农民？”
“你看看是农民吗？我们团的人！”李光羲告诉王紫薇，团里有几个男演员，为了让自己更接近农民就剃了光头，并且像农民那样扎起了腰带。
王紫薇看着滑稽，笑个不停。李光羲说：“你可别笑，我有时候也跟他们的打扮差不多。上水利工地的时候，大风刮得呼呼地啸叫，棉衣棉裤吹透了，冷风从裤腿和腰那里往里灌，冷啊，牙齿直打架。怎么着，扎住呗。就把两条裤腿那儿用绳子扎住，腰里也缠上麻绳或布带子。”
“你是真正的农民了。”
“当然。谁都那样，也就不讲究好看不好看了。”李光羲补充说，“你别瞧不起三根绳子，能顶多穿一倍的衣服呢。”
“是真的？”王紫薇望着李光羲，露出调皮的神色。
李光羲没有察觉，极其认真地说道：“当然是真的！”
“我看不一定，你要是光着身子，只扎上三根绳子，恐怕半件衣服都不顶！”王紫薇妙语一出，把李光羲逗乐了。
他们走近了人群，大家停止排练，欢笑着迎接王紫薇的到来。那一刻，王紫薇看到，所有的人都变了样。虽然冬天的阳光不甚强烈，但这里离海不远，风大，还总是刮个不停，剧团的人下来还不到两个月，已经有了农民的肤色，黝黑或黑红，就连一向保养得很好的女演员也皮肤粗糙起来。王紫薇注意到，那些演员在笑的时候，皱纹收敛起来，脸的颜色是一致的，而不笑的时候，皱纹舒展开来，浅黄或灰白的颜色，与黝黑或黑红的肤色形成反差，一道一道，就像画上去的，仿佛一张张猫脸。她再去细细地观察李光羲，也同大家一个样子，所以在离开的时候，悄悄说道：“你们都成了大花猫！”
李光羲觉得这个比喻很贴切，不禁大笑起来：“老乡们看我们卖力气，还夸我们是革命的小老虎呢！”
王紫薇住进了农家的土屋，睡在土炕上。那里的人们没有在睡屋生炉子的习惯，在堂屋里做饭，靠两边睡屋的墙那里分别垒有锅灶，中午和晚上轮流着在两个锅灶那里做饭，就把睡屋的土炕烧热了。可是，到了后半夜，屋里就冷得滴水成冰。她体会到了，李光羲他们就是那样过冬的。不过，她感觉不出李光羲有什么不适应，没有听他叫苦，更没有听到半句怨言。
那是时代使然，人们以苦为乐，觉得越能吃苦就越光荣。争着吃苦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普遍的价值观。
就在住下不久的一天早晨，俩人一起床，望着对方就乐了。李光羲说：“你笑什么？”
王紫薇反问：“你呢，笑什么？”
“来，来，你自己看看！”李光羲把王紫薇拉到镜子跟前，同时自己的面孔也出现在镜子里。于是，两人都乐个不停了。原来，他们住的屋子没有电灯，用的是没有罩子的煤油灯。煤油的质量不好，点灯的时候会散发烟尘，昨天晚上他们凑在灯旁看书的时间长了些，累了，没有洗脸就睡下了，好多烟尘就聚在了鼻孔和鼻子的两侧，因为灯光昏暗注意不到，阳光明亮的早晨，看上去不免滑稽。
那个春节，王紫薇跟着李光羲他们到各村去演出，经历了寒风凛冽，也经历了大雪纷飞，还经历了遮天蔽日的沙尘。不过，她似乎没有觉得受罪，因为她在爱人的身边。爱情的力量让任何艰难困苦在退却，爱情带来的充实使她没有时间去想更多。甚至，根本没有谈过李光羲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城，会不会一辈子当农民，还能不能回到他向往的舞台。
三，卖了报纸换饭票
春节过后，王紫薇离开了崔赵庄，他和李光羲又开始了通信的日子。从他的来信里，他知道李光羲他们与乡亲们一样，把各生产队，以及各家的粮食凑在一起，开始吃大食堂了。他们继续着去水利工地的活，不分晨昏，挑灯夜战，疲惫不堪的李光羲跟许多人差不多，走着路就迷糊着了，甚至劳动休息的间隙，在冰冷的地上躺下也能睡着。李光羲幽默地说：“我身体锻炼的结实了，即便这样也不会感冒！”
王紫薇知道李光羲是个不怕吃苦的人，也是个乐观的人，可也为他的身体担心，几乎每封信都嘱咐他不要牵挂自己，不论好饭孬饭，都要吃饱。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来信中隐隐觉得李光羲他们吃不饱了。李光羲为了不使王紫薇担心，有的情况没有讲那么具体，其实，由于浪费和人们敞开肚皮吃，粮食消耗很快，社员们的大食堂里不久就粮食告急，再后来就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为照顾下放干部，每人每顿饭发两个杂面小饼子都成了令农民羡慕的奢侈品。一个大婶，悄悄地给过李光羲半把炒豆子，他吃得香，使他记了一辈子。
这年的“五一”之后，下放干部有了探亲家，剧团里的人陆续回家与亲人团聚。在那些日子里，李光羲很想回去看看王紫薇，可是，因为经济拮据，舍不得花几块钱的路费，只得一次又一次推迟探亲的时间。王紫薇从剧团的人那里知道了有探亲假，却不见李光羲回来，渐渐想明白他是为什么了，没有丝毫抱怨，反倒安慰他说：“你不回来也好，我们住的地方也不方便，等放了假，我还去看你。”
新婚不久，她多么希望李光羲回来呀，但为了安慰丈夫又不得不说出违心的话。李光羲反复读着这些话，心里不是不清楚妻子之所以这样写，分明是安慰她，心里就一阵阵的酸疼，并感激着妻子的宽宏大量，妻子的体贴人心。可是，他们从没有因为离别之苦而掉过眼泪，王紫薇还就此谈道：“我和李光羲年轻的时候都不爱哭，尤其是我，很少掉泪。”
这年的国庆节，李光羲终于回到北京探亲。此后不久，他得到一个消息，剧团要到苏联访问，一部分人正在赶排节目，其中就有与他一起下放的干部，他却不在出国人员之列。那天，他离开写着出国人员名单的布告，怏怏不乐地回到家中。王紫薇看出他有心事，问是为了什么，他讲明了情况。
“没有就没有吧，你还回农村去，为老乡们演出，不也是挺高兴的事情嘛！”王紫薇不止一次听李光羲说，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可同样懂艺术，谁演得好，谁演得不好，他们都看得出来。给他们演出，可以听到很多中肯的意见，还能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获得很多提升艺术水平的元素。所以，听到李光羲讲不能参加出国演出的情况，便微笑着安慰他。
李光羲心绪复杂，他在想，妻子跟着他这个穷汉子过日子，他不能给她多少物质上的关照，以往成功的演出总还能给她以精神上的慰藉，可如今连在正式舞台上演出的机会都没有了，心中不免酸楚。听王紫薇那样说，他只能振作精神：“你放心，我不会因此消沉，一定在为农民的演出中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
他突然想起，去年下放之前，西伯利亚交响乐团来华访问，有一次联袂演出，他和女高音郑兴丽出场。李光羲小时候学过日语和英语，新中国成立后学过俄语，所以学了很多俄语歌曲。那天，他用俄语演唱了俄罗斯歌剧《叶甫根·奥涅金》中的“连斯基咏叹调”。有人回忆那天的演出写道：“光羲一曲唱罢，全场轰动，掌声如雷，管弦乐团全体演奏员起立，用琴弓轻轻敲打着琴身以示祝贺。”演出后的宴会上，苏联演员把自己的胸章特意赠给李光羲，老指挥家布荷宾德对其连声夸赞，称其为中国的列夫谢夫（俄罗斯最具魅力的男高音歌唱家），并诚恳地邀请他去苏联演出……他深信自己的天赋与实力，一旦有机会定能展示自己的才华，为祖国争光，也为自己的妻子争得荣誉。但是，他没有把这样的话说出口，因为前途未卜。
李光羲临走的那天早上，王紫薇特意到街上去买了几个烧饼。李光羲吃着烧饼，想到那次与她谈到去秦皇岛吃烧饼的事，百感交集，又一次感到妻子的细心和体贴。
李光羲回到了赵庄，刚踏进村就得到一个消息：文化部调他回京参加出国演出团，几个小时前得到通知的同事已经在为他准备欢送会了。
告别了同事和已经颇有感情的乡亲，李光羲很快回到北京，参加了歌剧《刘胡兰》《草原之歌》和《槐荫记》的排练。11月初，演出团出发，途径新西伯利亚城的时候，西伯利亚管弦乐团在车站迎接，布荷宾德见到李光曦，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欢迎您！您终于来到了苏联。我在匆忙中，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就送您两套唱片吧。”这是两部著名歌剧的唱片，一个是意大利的《蝴蝶夫人》，一个是俄罗斯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李光羲觉得比什么都珍贵，十分感动，连声道谢。
令其更为感动的是，演出团返程途经新西伯利亚，当地举办招待会，布荷宾德的夫人、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特意请李光羲跳舞，兴奋地边舞边唱。这是给了李光羲莫大的荣誉。
在莫斯科的演出进行得很顺利，李光羲热情高涨地参加了领唱、合唱或群众演员的演出，不过没有在演出的节目单上出现过名字。后来的一个机会，却使他的名字为更多的人记住了。
回来后，他向妻子讲述了那次演出的经过。
那天，演出团接到通知，苏共中央领导人要在克里姆林宫大剧院观看中国歌剧艺术团的演出，也就是一场综合艺术晚会，以独唱、对唱、二重唱为主。作为重要的节目，李光羲被安排演唱俄罗斯歌剧《叶甫根·奥涅金》中的“连斯基咏叹调”。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柯西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和几乎全体苏共中央委员观看了演出。
当时，李光羲一边唱，一边注意到，赫鲁晓夫和他两边的人偶尔窃窃私语，目光却是望着他，他就担心自己没有唱好。可是，他的歌声一停，全场掌声雷动，包括那几个交头接耳的人也热烈地鼓掌。李光羲就纳闷了：为什么我唱歌，他们还聊天？
举行鸡尾酒会，的著莫斯科大剧院的著名演员对李光羲大加赞扬，纷纷前来敬酒。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甚至认为他是在苏联学的声乐，对他说：“除了我们的柴可夫斯基学院，不可能培养出你这样的歌唱家！你在哪里上学，我怎么不认识？”李光羲说以前没有到过苏联，旁边的人说在国内受过苏联专家的指导，司长惊讶中又夸奖了一番，并说：“昨天，我们中央的领导看你唱歌，说你唱得好，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学院派，可是谁都不认识您，还问我是不是认识。”这时，李光羲才明白为什么那几个领导人窃窃私语了。
李光羲讲完，抱歉地笑道：“你看，光顾了讲我了，你也不问问我给你带了什么？”
“你那么抠，还能带什么？”王紫薇一句戏言，同时把手伸了过去，“我看看！”
李光羲确实没有给王紫薇买什么贵重的东西，不过是几件小的纪念品。另外，就是给几个朋友买了纪念品。他拿出来之后，又说：“看我的宝贝，这是唱片，这也是唱片。”
王紫薇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唱片，厚厚的一摞，有一尺多高，全都是黑胶密纹的，既有世界著名歌唱家的名曲演唱，也有交响音乐的各种精品名著。她为丈夫的选择十分高兴：“太好了，太好了，你办了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你光说好，也不问问价钱。”
“该花的钱就花，多少钱也值得，这对你有用啊。”
“比国内便宜多了，一个卢布一张，才合人民币六毛钱，国内要30元一张。”李光羲欣赏着，一脸喜悦，“我觉得机会难得，就把剩余的钱全买了唱片。对了，还买了两个彩色胶卷，等有时间了，我们去拍照。”
有人后来评说，李光羲“顿时成了西洋声乐资料的暴发户。”
到苏联的访问演出不久，中央实验歌剧院排演苏联阿塞拜疆带有喜剧色彩的歌剧《货郎与小姐》。此剧描写年轻的富商为了寻找理想中的爱人而扮作货郎，走街串巷，发现了意中人，冲破种种阻力终成眷属。这次，李光羲担任了剧中的男主角，饰演货郎阿斯科尔。
1959年“五一”，《货郎与小姐》公演，获得巨大成功。此后，演出不断，有时候一周演出三四场，有时候一周演六场，女主角场场换人，男主角却一直由李光羲担任，就这样延续了两年多。同时，李光羲还要经常参演音乐会，成为当时中央歌剧院出台最多的演员。
那时候。国家已经出现了经济困难，吃饭成了一个普遍的问题，李光羲的家里显得更加困难。王紫薇已经毕业，留校任教，每月工资56元，发27斤粮票；李光羲每月84元，发36斤粮票。那时候发粮票的多少，是根据劳动强度的大小，因为将演出视为轻体力劳动，所以才发那么多。即便这不多的钱和粮票，他还要照顾母亲和哥哥一家，每个月要给母亲一些钱和5斤粮票。李光羲只要回天津，回来的时候，口袋里总是空空如也。有一年冬天他去天津小住了几天，到哥哥家去的时候，已经是滴水成冰的时候，哥哥家却没有生火，一问，是没有钱买煤，李光羲便去给买了煤。过两天再去，发现还没有生火，是因为没有钱买引火的劈柴。李光羲把身上仅有的钱给了哥哥，自己向岳母借钱买车票才回到北京。
王紫薇体谅李光羲的难处，总是按时把钱与粮票给老人寄去，他们自己便节省着过日子。有一段时间，王紫薇看李光羲吃不饱饭，不忍心看他没有吃饱却说吃饱了的样子，索性自己回学校去吃住，好让他多吃一点儿。
李光羲的演出体力消耗很大，必须多买一些吃的，这个时候也不得不算计。在星期天演出两场《货郎与小姐》的时候，他要带饭到剧场，夏天用开水冲一下，冬天就放在暖气上温着，好在演出的间隙吃。
那几年，李光羲买的最多的是炒疙瘩，是一种用酱油炒的面疙瘩。买过几次之后，他特意嘱咐王紫薇：“你买的时候，买四两，要两碗二两的，别要一碗四两的。”
“为什么那么麻烦，不都是四两吗？”王紫薇不解。
李光羲认真地说：“四两的碗，分量不足。两个二两的，比一个四两的分量大，价钱一样，我吃我知道。”
一个《茶花女》中出入上流社会的公子，一个《货郎与小姐》中的富商，有那么多人在喝彩，在仰慕，现实生活中却为四两炒疙瘩琢磨多少。说起来也是收入太低了，他们演出一场戏，才得到区区两毛钱的补助！
他能产生这样的想法，并适应这样的生活，还是在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家道中落，生活拮据，母亲的节俭影响着他，使他幼年就懂得如何过日子。说来也巧，他在天津的时候，也曾经为买饭动过脑子。那是在抗战期间，几乎是李光羲从小学到中学的生活阶段，日本占领后的天津老百姓生活极度困苦艰难。李光羲每天早上去上学，一般情况下要带两个窝窝头。在小摊上，花两分钱要一碗豆浆，泡窝窝头吃。为了把窝窝头泡好，他却舍不得多花钱买大碗的豆浆，而是买一小碗豆浆，用大碗来盛。那样的安排，让卖早点的人都感动。
李光羲没有更多钱给自己买吃的，也就没有更多的钱给王紫薇过生日。1959年的国庆节来临，也是王紫薇的生日到来。10月3日那天，李光曦提出给王紫薇庆贺生日。王紫薇知道他身上没有多余的钱，却故意问道：“那你送我什么礼物？”
“我送你快乐呀，快乐就是最大的礼物！”
李光羲已经做了安排，他向同事借了照相机，拿上从苏联买回的彩色胶卷，对王紫薇说：“走，我们去逛颐和园。”
他们有一辆自行车，那是王紫薇从天津带来的。为了省去公交费，且好结伴而行，又去借了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上边有很厚的尘土，人家大概很久没有骑了。不管那么多，能骑就行，李光羲骑上那个自行车，两人就高高兴兴地出了剧院宿舍大院。可是，没有走多远，觉得骑着很吃力，前叉子那里还咯吱咯吱地响。路旁有修自行车的，请人家一检查，糟了，是前叉子断了，不能用了。
“换一个新的多少钱？”李光羲问道。
“八块。”
“八块？这么贵呀。”李光羲口袋里仅有10元钱，修了自行车，还怎么出去玩呢？不修，也不能还给人家呀。他犹豫了片刻，说道，“换了吧。”
花出去一张，换来好几张，是两元的零钱。
那天，他们在颐和园玩了一天，俩人仅花去了4毛的门票钱，却没有敢买零食吃。
王紫薇回忆说，她跟李光羲认识那天起，就发现他基本不买零食吃，起初还以为是他不喜欢吃零食，后来才发现他是舍不得花钱买零食吃。因为李光羲不常买零食，喜欢吃零食的她也很少买零食吃了。
到了下午，饥肠辘辘，李光羲摸了摸口袋里仅剩的一元多零钱，抱歉地说：“我请你吃碗炒面吧。”
王紫薇笑道：“炒面也算长寿面，吃吧。”
他们在小摊上要了一份炒面，花去6角钱。那碗面，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着，觉得很香。那天，王紫薇穿着母亲特意为她量身定制的西红色连衣裙，还带着父母给买的手表，穿着还算考究。可是，蹲在小摊那里吃饭，就显得不那么和谐。李光羲便开玩笑说：“请富商家的公主吃地摊，实在是委屈了。”
王紫薇莞尔一笑：“有阿斯科尔这样的富商陪着吃生日面，小女子也是幸福呀！”
她说的阿斯科尔，是歌剧《货郎与小姐》中的富商，李光羲没有想到她的想象那样丰富，便失笑了，好一会儿才止住。
李光羲突然想到小时候母亲给自己过生日，对王紫薇讲，他们家兴隆的时候，亲朋往来密切，逢到某个人过生日，送来的糕点好多日子吃不清。后来，家里穷了，姊妹们多，他过生日的时候母亲买不起更多的食物让孩子们一起吃，就偷偷地买一块点心，等在他放学的路上，让他吃了点心才回家。
“那时候，觉得点心特别好吃。”李光羲讲完后说道。
“我这会儿吃的面条，也是最好吃的，一辈子都不会忘。”王紫薇深情地说，“不在食物多好，在于什么时候吃，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吃。”
饭后，他们去了北海公园，在那里，拍下了一张俩人笑得很开心的照片。生活虽然苦涩，但他们心中还是充满甜蜜。恰如王紫薇在之后几十年写的回忆文章中所说：“穷，但不苦”。
怀着快乐的心情，他们工作着，生活着，当然还继续忍受着饥饿，因此他们的身体状况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960年的上半年，王紫薇怀孕了，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补充营养，怀孕其间的她竟然没有增加一斤体重。到了生女儿的时候，也没有经济能力增加特殊的营养。产后，母亲问她：“吃鸡蛋没有？”
她说：“连个鸡蛋皮都没有见过。”
母亲的心一阵酸疼，王紫薇却并不以为然，笑着说：“妈，我身体棒着哩，不吃鸡蛋也没事。”
王紫薇在家做姑娘的时候，生活用品充足，衣食无虞，任何事儿不用操心，和李光羲在一起过日子就不同了，什么都得算计着买，不然就可能出现“断炊”。有一次，她买了几捆卫生纸，李光羲看到后问：“怎么买了那么多？”
“用起来方便呀。”
“一下子花那么多钱，到月底又该没钱花了。”
一分钱必须分作两半花，就是那个时候的日子。
1961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李棠出生了。王紫薇的母亲心疼女儿，也因为李光羲事业有成，已经不再计较过往的不愉快，来到北京。这位曾经住着宽敞洋房的母亲，住进了一间曾经存放杂物的小屋，不足十平米，屋子的地面比院子还低了些，且是在阴面，夏天潮湿，冬天阴冷。
这是位开朗的母亲，她住在那样的地方没有过半句抱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看到了女儿女婿的恩爱,看到了李光羲的事业发展。王紫薇陪着母亲去看过李光羲演的《茶花女》，在剧场里她听到的是对李光羲和其他演员的赞扬、肯定，是不绝于耳的掌声，便高兴了，问李光羲还演什么。李光羲又请她去看了自己演的《货郎与小姐》和参与其中的独唱音乐会，如此感受深刻，她更加高兴了，对李光羲说：“这回，你不用改行了。”
因为有母亲帮着带孩子，王紫薇和李光羲可以安心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为了照顾好家，让李光羲无所牵挂，王紫薇也吃了很多苦。她每天早上六点要准时从家里出发，不敢迟到，怕耽误学生上课。晚上，即便是开会或别的事情，只要不是太晚，她也一定回家。交通不便，要骑自行车，来回跑五六十里路，用三个来小时的时间，风雨无阻。天气好的时候不过是累些，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受罪了，下雨，会淋的鞋和裤子都湿透了，凉风一吹，冷得打哆嗦。雪天或下过雪的时候，道路泥泞湿滑，一路上晃晃悠悠地骑车，还难免摔跤。她上班的学校在家的西北方向，冬天里上午刮西北风，下午刮东南风，她去的时候顶着风，回来的时候照样顶着风，每次都是汗水溻湿了内衣。
回到家里，她要备课，还要做家务。他们在食堂里买饭很方便，可是不愿意买，尤其不愿意买馒头。在父母身边从没有为衣食操过心，更没有发过愁的王紫薇要为吃饭动脑筋：买一斤馒头两毛钱，买一斤面一角二分钱，一斤面蒸的馒头，总比从食堂买的馒头分量足，花较少的钱，可以吃较多的馒头，当然就选择买面。要买面蒸馒头，就得花费时间，隔三差五，王紫薇要蒸一顿馒头，那是在晚上孩子睡了的时候，她一边蒸上馒头，一边备课，等蒸好了馒头就已经是深夜了。
那些年里，王紫薇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有时候一边骑着自行车赶路一边想：“我这会儿在路上，我的同事已经在家里吃饭了。我要把工作干好，就必须付出比他们多的辛苦。”她承受着辛苦，只要一做完家务就专心致志地备课或批改作业，效率高，完成得快，也就没有感到负担有多么沉重。
随着文化园地的姹紫嫣红，李光羲他们的演出越来越多，任务非常繁重。1961年春节之后，剧团就组织了巡回演出小组，在宣化、张家口、大同、呼和浩特、包头、银川、兰州、西安、郑州等9个城市奔走66天，演出了88场！每一场，一个演员至少演唱5首歌曲，颇受欢迎的李光羲总要演唱十来首方可下场。
这一年的秋天，李光羲又随演出小组赴外地演出，并在广州与剧院演出大队汇合，演出了《茶花女》，他担任主角阿芒，董必武同志观看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
次年底，以《茶花女》和《货郎与小姐》两部歌剧为主的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出团到达上海，有了一次创记录的演出。李光羲已经是有名的演员，喜欢看“角”演戏的上海观众提出让李光羲每场都演出，带队的领导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光羲，并特别加上一句：“这样票就好卖了”。
如此安排，就是《茶花女》中的A、B女主角和《货郎与小姐》中的A、B女主角有4个女演员，只有李光羲一个男演员扮演阿芒和阿斯科尔，这对他的体力和嗓音耐力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验。为了不辜负上海观众的厚爱，李光羲答应了领导的提议。此后，连续几十天，《货郎与小姐》演出了10场，《茶花女》演出了20场，一直由李光羲担任男主角。那时候不靠扩音器，要让容纳2400人的剧场中每个人都清晰地听到演唱，只能凭好的嗓音。有人评价说：李光羲处于最佳状态，在演唱水平上达到了一个高度，演唱已经到了“自由王国”的境界，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他的演出，还吸引了内地和香港的文化界大家、电影明星如刘海粟、傅雷、高博、白杨等人，他们慕名而来，有的在观看演出后还特意到后台看看李光羲。
1962年，柴可夫斯基根据俄罗斯著名文学作品《叶甫根尼·奥涅金》创作的歌剧由中央实验歌剧院排演，李光羲扮演连斯基。由此，阿芒、阿斯科尔、连斯基三个“小生”的形象确立了李光羲在歌剧界的重要地位，不光当时，就是如今仍有人记着他年轻、潇洒、气质优雅的扮相。即便是李光羲到了耄耋之年，有人在大街上碰到他，还希望与他合影；在饭店，有人认出了他，主动为其结账；有的人开着车，看到是他，会满含深情地喊一句：“李老师，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李光羲的演出大受欢迎，声誉日隆，可是，自己家的生活状况并没有改善，若用“艰辛度日”来形容，或是恰当贴切。他为了省钱，很少买荤菜，有时候还要饿肚子，身体日渐虚弱。
平时，他晚上演出，早上要起的迟一些。一天，王紫薇已经上班走了，李光羲一起床突然晕倒了，重重地摔在地上。隔壁的邻居听到异常的声音，赶紧把他岳母叫过来。她见李光羲慢慢醒过来，知道没有什么危险，就去做了一锅面片端过来，然后回自己的屋去抱李棠，准备一同喝这锅面片，算是吃早点。可是，没有多大功夫，她再回到李光羲夫妇住的屋里时，发现那一锅面片已经吃了个净光，李光羲又赶紧去排戏了。
李光羲是饿晕了。他每天演出回来，饿得难受，没有吃的就多喝水，到了早晨，腹内空空，晕头转向，那天不小心就摔倒了。不成想，紧接着又出了意外。有一天，剧院的人打扫卫生，把通道的门玻璃擦得一尘不染。李光羲晚上演出回来，又饿又累，迷迷糊糊往家里走，以为那门是开着的，照直走了过去。只听“嘭”的一声，他把门玻璃给撞碎了，脸上和脖子上划破了几个口子，有些碎玻璃还嵌在脸上，顿时鲜血流淌，眼前一片血红。剧院的同事闻声赶来，把他送到了医院，万幸的是没有大碍，住了几天医院就基本痊愈。不过，伤口结的痂还没有脱落，剧团就接到了任务，一个独唱独奏音乐会要在内蒙古召开，他立即随着演出小组出发了。
临行，剧团总务处来人，让他交了8元钱，赔偿玻璃。这些钱，够李光羲半个月的饭费。他苦笑着与王紫薇告别，她却没有太当回事儿，笑道：“高高兴兴地去吧，注意安全，好好演出。下回呢，从那个地方走，先用手摸摸。”
李光羲被说笑了，心里突然豁亮了许多，给了妻子一个紧紧地拥抱。
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富裕，还要有一定的应酬。有一天，李光羲高高兴兴地进了家，对王紫薇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姐要结婚了。”
“好事呀，我们应该买点礼物寄去。”王紫薇同样高兴。
可是，两人很快又不那么高兴了，都在想：“送什么呢？”
他们的工资月月光，口袋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可是，没有钱也不能缺了礼呀，王紫薇突然想到了他们结婚时的被子，仅盖了8天，以后再也舍不得盖。李光羲先是没有表态，因为王紫薇跟着自己太苦了，且不说那几年一直没有买过新衣服，连双袜子都舍不得买，总是补了又补，薄袜子都成了厚袜子。李光羲出门演出，要带两身衣服，她也是拣补丁少的，收拾干净。有时候为给李光羲准备出门的衣服，王紫薇要抽时间缝缝补补好几天。他们一直盖着结婚前各自从天津带来的，已经是补丁摞补丁的两床被子，每年就拆了再缝上。
王紫薇在家的时候，不做家务，连水烧开了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更没有做过针线活，可是，为了让李光羲尽可能穿的整齐一些，且不敢说穿的好，她还学会了缝纫。第一次做衣服，他把李光羲的一件旧衬衣拆了，把布片一块一块地摊在报纸上，剪了，缝制起来，看看合适与否。刚学做的时候，总也弄不恰当，不是袖子拧巴了，就是衣襟长短不一，反复了很多次，才完成了“报纸衬衣”。之后，她才敢在买来的布上动剪刀。就那么一件衬衣，同样的布料，要比买成衣省一半的钱。此后，就为了节省十几块钱或几块钱做衣服，王紫薇不知道熬了多少个夜晚。就这样，缝纫技艺提高了不少，后来，一般的衣服会做，棉猴、中山装那样复杂的衣服也会做，全家的衣服都不用买了。
那时候，他们穷得连想象力都被扼杀，带着那个时代的明显印记。有一次，夫妻两个谈到穿衣服，李光羲想象着说：“等我们有了钱，一定买一件毛衣，再买一套棉毛衫和棉毛裤子。”他说到的后者是棉织品的秋衣秋裤。王紫薇便开玩笑说：“要买总得买两套，换着穿呀。”那时候很少有人穿秋衣秋裤，天气转凉的时候，不过是一件衣服外边加一件衣服，所以，穿秋衣秋裤就以为是高消费了。
想到妻子跟着自己受苦受累，却不能享福，李光羲真不忍心把那床仅有的新被子给人，可是，王紫薇坚持要给，并说出了自己的理由：“等有一天你挣了大钱，给我买绫罗绸缎，多买几床，我们一年盖一条新的，岂不就让我高兴了！”
虽是句玩笑话，却让李光羲无话再说，他们把那床被子送给了姐姐。
他们节俭地过日子，但因为要照顾李光羲母亲和哥哥家里人，负担过重，还是有入不敷出的时候。有一次，快到月底了，离发工资还有几天的时间，他们已经囊中空空了，却不愿意朝人借钱。手里的饭票省着花，每顿饭少买一点饭菜，忍饥挨饿地度日，眼瞅着还是不能熬到发工资的时候。那几年，虽然家里穷，但夫妇二人爱读书读报，所以家里一直订着两份报纸，天长日久也就攒下了一些报纸。无可奈何之下，李光羲把过期的报纸收拾起来，装在书包里，悄悄地卖了。那时候，费品的价格高，有了一块多钱的收入，才勉强熬到了发工资的日子。
别人家的苦日子，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过去之后，逐渐有了好转，甚至有了明显变化，可他们家的日子好些年都没有与时俱进。好多人知道，李光羲是个大孝子，母亲在的时候，他要供奉母亲，就是他和王紫薇吃糠咽菜，也不能让母亲受屈，由王紫薇按时给母亲寄钱去。母亲去世的时候，已经是1964年了，夫妇二人正好补发了400元的工资，为了满足母亲土葬的遗愿，他们买了上好的棺材，买了墓地，加上招待亲朋，花了500元，便背了债，让单位每个月扣5元钱，一直扣了一年多。
李光羲的哥哥家，孩子们尚小，日子一直很困难。母亲曾对他说：“没有我了，你要照顾好你哥哥。”李光羲记住了母亲的话，关照哥哥一家20余年，直到哥哥家的孩子们能够自立。因为家里没有积蓄，更要省吃俭用，李光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改革开放四年之后，他去香港访问演出，王紫薇还为他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而犯愁。
有时候回首往事，李光羲会动情地说：“有人说我是孝子，对姊妹们重感情，是王紫薇成全了我的好名声。”
因为从那个年代过来，苦日子过得时间长了，节俭成为他们的习惯，即便是日子富足的时候也从不奢侈，该花的钱一定花，不该花的钱绝不为撑面子而乱花。他们很少在外边吃饭，若是在外边吃，也是找“性价比”高的，好吃却不贵，还不能浪费。用王紫薇的话说：“我们俩有事上街遇到饭口，不是馄饨就是包子、豆腐脑，从没有进像样的饭店吃上一顿米饭炒菜。”
一次，已经是1987年了，夫妇俩到街上办事，赶上吃饭的时候，在西四“同和居”饭馆吃饭。他们两个人要了一个菜，一个汤，两碗饭。就在等菜的时候，被先到饭馆的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张贤亮看到了，他就坐过来聊天，并让服务员把订的菜送到他们坐的桌上来。这回有对比了，张贤亮一个人两菜一汤，李光羲夫妇俩人一菜一汤，弄得双方略显尴尬。张贤亮还不停地说：“光羲，不够吃我的菜。”王紫薇事后笑谈：“这回给大作家又提供了一个小素材！”
四，不能走自杀那条路
在演出《茶花女》《货郎与小姐》之后，李光羲还参与了《夺印》的演出。这是一部扬州的地方戏，反映的是农村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夺权与反夺权，很符合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中央实验歌剧院学演了这出戏，李光羲扮演受坏人陷害的陈有才。这个饱受贫困折磨而有些木讷的老贫农，与李光羲身上知识分子气质相差很远，但他善于琢磨，回忆以往下放劳动时接触的老农民，逐渐对角色有了深刻的理解，演出自然而到位。这次，从春夏之交的时间开始，他们在河北邢台15个县的农村演出了3个多月。
196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文化部牵头排演大型歌舞《东方红》，李光羲担任《抗日烽火》一场《松花江上》歌曲的独唱。这首表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悲愤心情的歌曲，经过李光羲的再度创作，演绎得精彩深沉，荡气回肠，加之其庄重的扮相和沉稳的表演，立刻就被人们记住了。斗转星移，《松花江上》至今依然演唱不衰。
在排练和演出《东方红》那段时间，李光羲的工作和生活比较有规律，基本上是早出晚归，便可以帮助王紫薇做些家务，也减轻了岳母的负担。可是，时间不长，当《东方红》的集中演出结束不久，在农村开展的以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为主的“四清运动”开始了。那时候，中央实验歌剧院根据中央“土洋分道，殊途同归”的指示，中央实验歌剧院分设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国歌剧院，前者以发展民族歌剧为主，后者以借鉴西洋歌剧模式创造中国自己的歌剧。李光羲被分到中央歌剧舞剧院，住的地方也从西堂子胡同搬到了虎坊桥。
“四清”要抽调人员组建工作队，李光羲和剧院的许多人一起被安排到农村搞“四清”。他去的是南京郊区句容县黄梅镇南巷村。
不是去演出，而是到农村搞工作，且到离北京那么远的地方，让王紫薇对李光羲较平时外出多了一些担心。何况，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刚刚结婚，尚有满身稚气的小姑娘，对李光羲吃的怎样，住的怎样，就考虑的多了。所以，每次写信都要询问再三。
李光羲感到了王紫薇的牵挂，但是他不能让她有任何牵挂，她要上课，要管孩子，要做家务，已经忙忙碌碌，身心疲惫，自己怎好再让她牵肠挂肚？所以，总是把他那里说的舒适、安定，无忧无虑。其实，他住的那个贫农家简直不应该冠以“人家”，屋子里有一张破架子床，其实是旧财主家的窗户框子；一床看不出被子模样的烂棉絮，床边放一个不知道有多少天没有刷洗过的马桶，墙角有一个土坯垒的炉灶。除此之外，再无一物。
他“下榻”的地方，在这个屋子的旁边，原来是一个猪舍，去的时候猪还在。房东给他搬来一个木头窗子，几根木条支撑着才没有散架子。这个木头窗子用砖垫起来，铺上薄薄的一层稻草，就是床了。李光羲把被褥铺上去，往上一坐，不弯腰就能够到地面，他那两条长腿就憋得难受。
他的“床”前也有一个马桶，必须在此处解决大小便，为社员的“积肥”尽心出力。时至严冬，被子漏风，只好把被子的一头缝起来，成了一个口袋。即便如此，依然冰冷刺骨，因为，房顶是瓦片铺开的，已经有几处破损，可以看到月光，也能飘进雪花来。至于饭食，多是日复一日的有酸味的菜粥……
在农村工作了9个月，1965年4月，因为排演歌剧《阿依古丽》，李光羲离开“四清”工作队，到新疆去体验生活。他在剧中扮演男主角阿斯哈儿。不过，这个戏命运多舛，演了没有多久就因为“文革”开始而停演。
1966年初夏，他们在广州和深圳的广交会上演出《阿依古丽》，那是最后的演出了。之后，他们回到北京，“文革”已经正式开始，有人形容那时候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情景是“剧院揭发‘黑线’的热潮已经如火如荼。”李光羲在以往的任何运动中都是被忽视的人，这次也没有参加运动的思想准备，波澜不惊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因为没有了演出任务，他很想借此机会多做点儿家务，以弥补自己过去对妻子女儿照顾不够的缺憾。那时候，岳母带着他们的二女儿李和核在天津，他如专职保姆一般照看起大女儿李棠，空闲的时候就读一读外国文学作品。那段时间，貌似悠然自得，其乐融融，内里是无可奈何，虚度时光，而虚度时光对风华正茂的李光羲来说是极大的痛苦。
“李光羲，下来！”有一天，住在二楼的他突然听到有人吼道。他是个时时处处与人为善的人，跟剧院的人相处得非常融洽，从来没有人用那般无理或称之为野蛮的声音呼叫他。
李光羲推开窗子，看到楼下有几个人，都是平时合作演出的好友。他一时间莫名其妙，耐着性子问道：“有事吗？”
“去排练厅看大字报！”
那人的态度让李光羲为之吃惊，预感到有什么自己不曾想过的情况，便赶紧下楼，随着那人去往排练厅。“文革”开始后，剧团排练厅里已经贴过一些大字报，但并不多，李光羲进去的那一刻，大字报比过去多了，可以说是四壁皆有，铺天盖地。他往里走着，远远地就看到了两行斗大的字：“李光羲是反动文艺黑线上的大毒瓜”“揪出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能手”。
如五雷轰顶，李光羲突然间懵了，脚步都迈不开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什么“大毒瓜”，更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人诬作“大毒瓜”，对“挖社会主义墙角”之说更是大为不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组织的安排呀！何时有过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图谋？”
那字如一枚枚利剑刺痛着他，使得他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被人催促着，他只好走近些，去看一看大字报的具体内容。惊恐、慌乱、眩晕，使他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看大字报的内容，不过是恍惚地记住了，把他到剧院后在艺术上所有的成就都说成了“严重问题”，指责他自觉卖力为封、资、修张目，甚至说他在旧社会为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卖命……
不记得看了多久，也不知道呆呆地站了多久，他的心在狂跳，几乎没有了任何意识。后来，还是有人喊道：“这是革命群众揭发你的问题，回去好好想想，要如实交代。”
他糊里糊涂地回到家里，一整天都在那里木木地坐着，懂事的女儿看出他的异常，过来拉拉他的手，依偎在他的身旁，他却没有了与女儿说话的心思，也没有了想说话的精神头。
晚上，王紫薇回来了，她见李光羲神情异样，问道：“出什么事了？”
李光羲经过近一天的考虑，心里较刚看到大字报的时候平静了许多，认为在特殊的时期，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认命。他不是讲迷信的人，但还是觉得人的命运是被什么力量左右着，有着基本的安排。因为小时候就有人给他算命，说他是要入“九流”的，当时的“九流”是对艺人不屑的鄙视。及至他考上了中央实验歌剧院，还找那个人算命，人家流露出少有的兴奋，连声恭喜，接着又说道：“这回好了，你就像大帆船驶出了大沽口，可以扬帆，乘风破浪，直奔太平洋了。”还说，他将来是“妻贤子孝”。
在他看来，算命先生所言，在一步步实现着，但不曾料到会有这种意外，当属命中有此一劫。逐渐冷静下来的他还考虑到一层：不能因为自己的“问题”让王紫薇担惊受怕，所以，当王紫薇问的时候，他就强打起精神说：“没有什么事儿，可能是有点累了。”
那天夜里，李光羲辗转反侧，一直没有入睡。这种情况，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王紫薇猜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第二天是周日，王紫薇却早早地起来，到要好的邻居家去打问剧院这几天的情况，得知李光羲被贴大字报的事情，立刻去看了大字报。骤然间，她感到震惊，也感到愤怒，恨不能与贴大字报的人当面辩论一番。可是，这怎么可能呢？拔剑相向，只会以卵击石。她所在的学校，已经有教授被批斗，但凡有抵抗的言行便会吃更大的苦头，前车可鉴，不能莽撞从事，要紧的是安慰李光羲的情绪。
王紫薇回到家，表现得不动声色，赶紧把早饭做好，可是李光羲借口胃不舒服，一口饭也没有吃。
“我们好久没有去景山公园了，今天没有别的安排，去转转吧。”王紫薇提议说。
李光羲答应了。
饭后，夫妻二人带上女儿来到景山公园。以前，他们经常在这里游玩，每一次都是说说笑笑，欢天喜地，但这一次却大不同。李光羲强作笑颜，却怎么也笑不自然，细心的人一看就知道他情绪烦乱，忧心忡忡。
深秋的风有些凉了，枯黄的树叶偶尔会飘落下来，刮到脚下。王紫薇不想让女儿听到自己与丈夫的谈话，捡起几片叶子给女儿，让她自己跑着玩，与他们离开一段距离，然后说道：“你的情况我知道了，也不要想不开，现在被贴了大字报的人很多，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李光羲沉思不语。但在心里，一直念叨着一句话：“我算是完了，彻底完了！”
王紫薇见丈夫不说话，接着问道：“你是怎么想的？”
李光羲缓缓说道：“我又能怎么想呢。这几年，刚有点成绩，怎么就赶上这么场运动呢？我今年才36岁，正是艺术才能的黄金期，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
“不管以后怎么样，我们的日子还要过。”王紫薇劝道，“你不吃不喝，也睡不着觉，身体垮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道理我也明白，会慢慢调整过来的。”李光羲坦言心声，“可是，我就不明白，我演的戏，前几年上上下下都说好，怎么现在就说成大毒草了，我还成了大毒瓜了？”
李光羲沉浸在回忆里，讲着《茶花女》《货郎与小姐》等歌剧受到领导的肯定，受到群众的欢迎。抚今追昔，百感交集，却对突然而至的遭遇百思不得其解。王紫薇挽着李光羲的胳膊，感到他浑身在不停地震颤。丈夫的困惑，她当然也不解，只能安慰、劝说。
他们走到了景山的高处，在亭子间坐下，却没有可谈的话题。那么长的时间，只是静静地坐着，想着心事，近处的鸟鸣他们似乎听不到，远处的风景似乎也没有在视野之内，李光羲的眼里唯有王紫薇，而她的眼里也只有李光羲。没有说出口的声音是：“我们家千万别出事呀。”
中午了，王紫薇买来面包和饮料。尚不谙世事的女儿有滋有味儿地吃着，李光羲却一口也吃不下。
多少年后，李光羲回忆说：“从看到大字报那天起，有两天的时间，我感到自己身上的一切机能都失去了活动的能力，器官都不能够听使唤，不吃不喝却不知道饿。”
那天，夜幕降临前，残日映峰，愁云蔽空，李光羲和王紫薇慢慢地往山下走着。女儿似乎感觉出了父母的异样，紧紧拉着王紫薇的衣角，不时看看父母。王紫薇在那一刻突然想到了在天津的小女儿，想到家的完整存在对一家4口人的重要。她突然握紧李光羲的手，轻声地，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都要好好地活着，不能死，要把问题弄清楚！”
字字千钧，敲击着李光羲的心。因为李光羲比王紫薇大8岁，他一直把她做小妹妹看，平时遇到什么事情多是他嘱咐她，提醒她，而此刻她却显得那么坚定、老成，说出了他都不敢说的话。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念头，一旦批斗他，就要自杀，而且要上吊自杀。听到王紫薇似警钟骤鸣的话，他突然站住了，望着妻子，沉重地点点头，同时把她的手握得更紧，更紧。
王紫薇依然像往常那样上班下班，但心情却比过去沉重了许多。她深知李光羲自尊心极强，是一个把自己的演出视为命，把自己的名誉视为命的人。如果不让他继续演出，且无辜毁了他的名誉，岂能承受的了？所以，十分担心李光羲在她外出的时候出现意外，因此每天下班都会快马加鞭地往家里奔，进了门，看到李光羲好好的，紧缩的心才会放开。
现实也让王紫薇的心一天天收得很紧，她每天回来的路上，都会听到批斗会的喇叭声，或是听到某个人不堪折磨发出的惨叫声，甚至看到有些人在那里争吵打架。那时候还没有“武斗”这个概念，看到那样的情景，听到那鬼哭狼嚎般的声音，她有时候会毛骨悚然，更加担心李光羲会有什么不测。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王紫薇心神难宁了。一天晚上，她一进家门就惊呆了，发现木然呆坐的李光羲剃成了短短的寸头，近乎光头！自从她认识李光羲，就知道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近几年演出的机会多了，并且有了一定的名气，更是注意仪表，从没有丝毫邋里邋遢，即便是打着补丁的旧衣服也是收拾得干净平整。至于发型，对于他来说，剃个寸头无疑是自我贬损。
在那个时候，突然间剃寸头、光头的人，基本上都是被批斗、打倒的人，有的甚至剃成阴阳头。王紫薇第一次在剧团宿舍院里看到被剃成光头的批斗对象，有的还是女人，猛然间像见了鬼，脊背嗖嗖的发凉。因为女人平时头发长，头皮不见阳光，突然被剃成光头，在晨辉中发出幽幽的青色，看了瘆人。那是有的人突然被打倒，给剃了光头，喝令早晨起来打扫院子，懵懵懂懂的出来了，忘记包个头巾。
那一刻见李光羲剃成寸头，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但还是装作不明就里，笑着问道：“你怎么剃了头？”
李光羲用手抚摸着脑袋，一脸苦涩的笑容：“要是他们批斗我，省的抓我头发。”
王紫薇不想沿着那个令人不快的话题谈下去，便逗着丈夫说：“我头一回看到真容，你的脑袋还挺圆儿哩！”
李光羲也被逗乐了。不过，转过身去换衣服的王紫薇眼圈却湿润了，她在体会李光羲的内心世界，其受辱、孤寂、担忧的心该是何等的痛苦！
当然，她从不在李光羲面前流露不安和担忧，更没有过只言片语的抱怨。王紫薇开朗的性格随了母亲，在中央实验歌剧院居住过的老人们都记得她那幽默的谈吐，爽快的性情。有人知道她曾经干涉过女儿的婚事，而且自己也不忌讳别人谈及此事，所以有时候就同她开完笑：“姥姥，光羲多好哇，您还不满意，您要闺女嫁个什么样的人呀？”她立刻故意板起脸回道：“国王！”接着就爆发一阵爽朗的笑声。
从看到李光羲剃寸头那天起，王紫薇更加关心他的言行和情绪，至少在家里不让他感到丝毫的不舒心，更没有像某些人那样，在家人受到批判时与之划清界限，断绝关系。
就在那段时间，夫妻两个还做了一件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烧毁心爱之物。当时，有些人因为存有被造反派视为“封、资、修”的东西，抄家的时候被发现，招致大祸临头，批斗、游街、关押，甚至被逼上绝路。李光羲被贴了大字报，难料会不会抄家，心有担忧的夫妇俩只好防患于未然。
“我收拾出了这么多东西，就烧了吧。”李光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你舍得？”
“不舍得也没有办法，免得惹祸。”
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李光羲参加过很多音乐会、宴会、联欢会，便存下了许多请柬、歌单、菜谱、剧照，更多的是与省市、中央领导的合影。照片中的有些领导人已经被点名批判，有的已经被打倒，而那些歌单、菜单，有的是被视为“走资派”的人宴请时留下的。这些东西，决不能再留存。
王紫薇深知李光羲对这些东西的喜爱，不然绝不会保存了，可是，为了避免祸端，她只好同意了丈夫的想法。
那天夜上，他们用一个铁锅，躲在厨房里，几乎烧了一夜。不过，有几张照片，他们冒险留了下来，那是李光羲和其他文艺工作者受到中央领导接见的照片，有毛主席，也有已经被打倒的领导，便不想烧掉，也不敢烧掉，便藏匿起来。四十多年后，当李光羲出版自己的相册时，那几幅珍贵的照片得以刊出。
也就在那一次，李光羲和王紫薇的很多封通信也烧掉了，因为担心被诬为“小资”。可是，从苏联买回来的唱片没有烧掉，夫妻两个不忍心烧掉，认为当废品卖掉，说不定还能以某种方式保存下来，于是就把那些唱片卖给了收废品的小贩。
烧掉那些东西，是夫妻心有灵犀，也是他们爱情至深的体现。因为在那样的特殊时期，有的人为了自身解脱竟然找出家中的某些“罪证”揭发配偶，书写了历史所不屑的人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剧院里被写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被揪斗的人也越来越多，且多是有头有脸的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光羲的“问题”就渐渐地被放到了次要地位，之后几乎淡出了那些“造反派”的视线，只不过偶尔通知去参加某个人的批斗会，即所谓接受“无产阶级教育”。
就在这个时候，李光羲的一位同事被揪斗了，关在宿舍楼的五层，他的妻子不堪受辱而离家出走。他们的两个孩子，男孩已经上小学，女孩还在上幼儿园。那天，王紫薇下班回来，看到两个孩子那个时间还在他们家里，便问道：“兄妹俩怎么在这里？”
李光羲指了指楼上说：“他爸被关起来了，妈妈不知道去哪儿了。”
“那怎么办呢？谁管这两个孩子？”王紫薇把李光羲叫到一边问道。
“我们管起来，你看行吗？”
王紫薇一时没有说话。她看着两个可怜巴巴的孩子，觉得他们确实应该有人管，可是，同时心生担忧，甚至是恐慌。那时候，某人一旦被批斗，扣上了诸如“特务”“叛徒”“现行反革命”等帽子，其子女就成了“某某狗崽子”。李光羲的“问题”并没有结论，还处在自身难保的境地，万一因为照管被揪斗者的子女受到牵连，难料出现什么祸事。
他们沉默着。王紫薇深知李光羲有着扶危救困的品质，从李光羲的神情看得出来，他有意照管两个孩子，作为妻子，自己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应该与丈夫一起承担义务，也承担可能的危险。她走到两个孩子跟前，对那个男孩儿说：“从今天起，你们就在我们这里吃饭，把这里当成你们的家。睡觉呢，你们是回去住，还是在这里住？”
“阿姨，我们回去住。”男孩子感激之中，已经泪水汪汪。
“好吧，你们每天过来吃饭，晚上就回去。”李光羲也走近两个孩子，“你们想吃什么，要用什么，尽管给叔叔阿姨说。”
从那天起，两个孩子一直在他们家吃饭。因为添了两个人，王紫薇比过去更加忙碌，可是，她总是对两个孩子乐呵呵的，不让他们心生丝毫拘束不安。
他们关照被揪斗者的子女，也引来异样的目光，还听到了使他们产生压力的议论，不过，他们没有改变初衷，依然尽心尽力地关照着两个孩子。因为被关的人在五楼，王紫薇上班或下班的时候，若院里没有人，便给那两个孩子的父亲打个手势。有时候，两个孩子的父亲也会扔下个纸卷给王紫薇，除了感谢，就是告诉给孩子们买点什么东西。其实，那位父亲想到的，李光羲和王紫薇都想到了，他们比平时要多的买些零食，给女儿和那两个孩子吃，饭菜也尽其所能做得好一些。
几个月之后，那个被关押的人放了出来。他感激李光羲夫妇对子女的关照，特意拿了30元钱送来，王紫薇一分钱也没有收。
时间一天天过去，造反派又把矛头指向了其他的“毒瓜”“爪牙”“打手”“学术权威”，李光羲就被搁置到一边了，身心的压力也一天天减弱着。
可是，不幸的事情偏偏又至。二女儿和核才一岁，跟着李光羲的岳父母在天津。“文革”的浪潮冲击着这个曾经做过大生意的家庭，李光羲的岳父被扣上“资本家”的帽子，遭到造反派的揪斗。那天，一群红卫兵闯进李光羲岳父家里，冲着他们大喊大叫，幼小的李和核被吓的站在小床上大哭不止。红卫兵们见状很不高兴，接连厉声呵斥，李和核越发恐惧，哭声越来越高，一个红卫兵恼羞成怒，一把拽过她，不计后果地扔到地上。李和核的头部顿时被碰出一个大包，沁着红红的血痕。
几天之后，李光羲的岳父母带着李和核来到北京。李光羲夫妇听完老人的诉说，不仅悲愤交加。可是，他们不能找任何人去论理，只好忍气吞声，没有把内心的情绪流露出来，而是好言好语安慰两位老人，不使他们为此感到内疚。
就在那天晚上，李光羲夫妇还得到一个消息：因为岳父被批斗，工资停发了，两个老人的生活没有了着落。
王紫薇思前想后，掂量着家里的收入与开支，有一会儿愁眉不展。那些年里，王紫薇帮着李光羲照顾家人而节衣缩食，李光羲感激不尽，那一刻，他想的是不能让妻子有丝毫的为难。他安慰说：“你别发愁，有我们吃的，就有老人们吃的。困难的担子，过去是我们俩挑，以后还是我们俩挑。”
从那天起，他们负担起二位老人的衣食。
就在一家人勉强度日的时候，再一次面临了新的困难。1968年，王紫薇随学校的老师们下放到江西。一年之后，李光羲与中央歌剧院的很多人一起，去往天津附近的一个部队去接受劳动锻炼。他们的三女儿纳新已经出生，岳父母只好为他们料理那个家。李光羲的岳父在回忆一家人共度难关的情景时曾说：“你们寄给我们的钱都嚼了。”意思是说李光羲夫妇给他们的钱都用到吃饭上了。尽管李光羲夫妇自己节衣缩食，尽可能多给老人钱，但因为老人没有收入，日子过得并不好，孩子们穿的是破衣烂衫。
五，祝酒歌里说过往
李光羲在天津某部接受“劳动锻炼”两年之后接到通知，受周总理之约，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五十岁生日祝寿，演唱亲王自己写的歌曲。李光羲和中央音乐学院几位擅长演唱抒情歌曲的歌唱家圆满完成了周总理交给的任务。此事改变了李光羲的命运，已经离开舞台六年的他没有回部队继续劳动锻炼，得以再展歌喉。
李光羲能进人民大会堂演出，且是被周总理点名要的，证明他政治上没有问题，一项注重风向研究的人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他去录制新歌，《远航》《巍巍钟山迎朝阳》就是在那个时候响彻祖国大地。
紧接着，他录唱了《北京颂歌》，轰动一时，“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高亢、激昂、深情的歌声回响在祖国大地，翻唱者不计其数，并因此获得广播金曲奖的荣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举国哀痛。清明节那天，人们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活动，李光羲含泪伫立在人群中间，聆听着憾人心魄的诗歌朗诵。几个月后，“四人帮”覆灭。次年，《天安门诗抄》和《周总理颂》出版，著名诗人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长诗广为传播。不久，著名作曲家施光南为《周总理，你在哪里？》谱写歌曲，并交由李光羲来演唱。
“光羲，你怎么了？”那天，王紫薇从学校回来，一进门，见李光羲泪流满面，哽咽不止，大为吃惊。
“我唱不下去。”李光羲把歌谱轻轻推到王紫薇跟前。
她拿起歌谱，看了一会儿，也止不住流下泪来，轻声说：“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李光羲从拿到歌谱那一刻起，周总理的形象就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眼前闪现，那么真实，那么亲切。尤其是想到周总理对自己和众多文艺工作者的关怀，更是激动与痛苦交织，久久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便不能唱下去。
王紫薇知道，从1955年开始，周总理有好多次安排李光羲去参加中南海招待外国元首的演出，得以亲耳聆听总理的教诲，对总理的感情至深。所以，总理去世后，李光羲有很长时间难以从痛苦中走出来，如今演唱怀念总理的歌曲，往事历历在目，自然会悲从心生。过去，李光羲演唱歌曲，颇懂艺术的王紫薇既是他的第一位听众，也是他忠诚的“谏官”，总会给他提出恰当的建议。这次，她也悲痛了好一阵子，然后劝道：“你不是总说郭兰英大姐是你的老师吗？你要好好向她学习。她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感情，以哭当歌，感动听众，很值得琢磨她的演艺技巧，不能光动感情，不研究歌唱的规律。”
“这些我也懂得，可就是……”
见李光羲依然不能从痛苦中解脱，王紫薇只好说：“你先冷静下来，把情绪调整好了再唱。”
几天之后，李光羲逐步意识到这首歌曲的历史意义，同样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才略略平复了情绪，投入演唱之中。
“我们对着高山喊：总理——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我们对着大地喊：总理——大地轰鸣：‘他刚离去，他刚离去……’我们对着松林喊：总理——松涛阵阵：他刚离去，他刚离去……”李光羲的歌声在音乐会上第一次响起，那么有力地震撼着人心，拨动着心弦，引发着回忆，激起一阵阵感情的波涛，化成流淌不尽的泪水。观众在哭，准备上场的演员也在哭，根本不能登台演唱，音乐会只好暂时停止，直到澎湃的感情趋于平静才继续演出。
《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成功演唱，成为李光羲演唱生涯的一个新高度。他走上这个新高度，固然是其才华的必然，但妻子的关注也给了其升华的空间。
1978年初夏，有几天的时间，王紫薇感到李光羲有点闷闷不乐，问他有什么事情。李光羲没有直接回答，却说：“我给你唱首歌吧。”
给妻子唱歌，已经是家常便饭，王紫薇说：“唱吧。”
王紫薇正在做饭，李光羲就站在她身边唱了起来：
朋友啊请你干一杯
请你干一杯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
杯中洒满幸福泪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十月里响春雷
亿万人民举金杯
舒心的酒啊浓又美
千杯万盏也不醉
……
李光羲唱的声音不高，但十分动情，很快影响到王紫薇的情绪，仿佛看到好多好多的人在那里举杯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形成感情波涛汹涌的海洋，一潮高过一潮。她不知不觉停下手中的活，用心听着，待唱到第二段的时候，还情不自禁地跟着旋律挥动起双手。
“你觉得怎么样？”李光羲已经从王紫薇的情绪里感到了她对这首歌的喜欢，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唱完后还是问了一句。
“太好了!歌词道出了人们现在的心情，旋律也明快，有节奏感，一定能唱响。”
王紫薇说得很动情，李光羲却摇了摇头，说道：“我已经试唱过了，院里审查时，有人对这首歌持不同意见，说是鼓励喝酒，还有人说那些个来来来不怎么好，有点儿轻浮。”
李光羲讲了有关的故事。原来，施光南谱出歌曲后，把歌曲寄给了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一位女中音，他们在一起排演别的剧目时李光羲知道了这件事。那位女歌唱家说，她品不出味道来，想听听李光羲的意见。李光羲轻声哼了一遍歌谱，感觉歌曲非常好，立刻受到强烈感染，就像心中燃起了一团不断升腾的火。于是，他当天就给施光南去了一封信，说他很喜欢这首歌，希望能按着他们11个人的小乐队写一个配器来。施光南很快寄来谱子，乐队也抓紧时间排练，没有谁觉得不好。可是，在剧院领导审查的时候，却没有获准演出。
“你别泄气，说不定领导过几天就改主意了。”王紫薇听完事情的经过后说，“施光南是大家，他之所以写这首歌，一定有成熟的考虑。他认为好的歌曲，应该不会错。”
“我也这样想过，所以一直没有放弃练习。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公开唱，有的歌本来很好，如果时机不对，也难以达到预期的影响。”
“练吧，有备无患，我支持你……来来来来吃饭。”王紫薇学着李光羲的唱腔，兴奋地招呼女儿们吃饭。
其实，时机正悄然款款而来。一天，李光羲接到通知，让他们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李先念副总理招待外国元首的宴会。李光羲冒了一点风险，大着胆子把《祝酒歌》唱了出去。顷刻间，观众的情绪高涨起来，元首、领导、内宾外宾，还有工作人员都热烈地鼓掌喝彩。
那天，李光羲一进家就激动地对王紫薇喊：“成功了，成功了，你说对了，大受欢迎！今后谁也拦不住我唱这首歌了。”
听李光羲讲过宴会的情景，王紫薇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有机会了，争取在更大的范围唱”
“当然，那当然！”
李光羲认真地，也是坚定地说，语气中还透露着对王紫薇的感激。王紫薇是他生活上的好伴侣，更是事业上的知心人。李光羲在回忆文章中曾表达自己的深切感受：“对于我的艺术实践、唱歌和演戏，她从来是一个既客观又严格的观众。当我激动、得意、忘我的时候，她恰似一副清凉剂；在我消沉、失意的时候，可以从她的淡泊中获得力量。”
了解王紫薇的人都知道，她一向爱好文艺，上大学之后还经常参加文艺活动，对艺术鉴赏有着独到的理解、敏感与见解。李光羲与她一起看电影，她经常在故事发展的某个环节提出自己对故事发展脉络的推断，往往多被她言中。尤其是看侦探类的电影，她的思维异常活跃，其判断更是让李光羲啧啧叹服，有时候会故意冲她开个玩笑：“下边该有什么故事发生了，我的福尔摩斯？”王紫薇便微微一笑，说出自己的想法。
不久，剧院公演，连开4场音乐会，李光羲演唱了《祝酒歌》。如他和王紫薇所料，观众格外喜欢，一场比一场轰动，第三天和第四天，过了八点半不收票之后，剧场的后边和靠边的走廊上就会挤满人，一问，他们都是听说《祝酒歌》好听才特意赶来。
1979年，李光羲带着《祝酒歌》上了中央电视台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立刻燃起国人学唱的热情，很快售出唱片100万张！有人说，这张唱片创造了销售记录；还有人说，这首歌成为了伴随改革开放的号角。《祝酒歌》唱片，在1989年获中国首届金唱片奖，此后四十年一直在不断演唱。
当时，中央电视台每天都接到观众来信，到第二年评奖时竟然多达16万封。其中，有要求重播的，也有要歌谱的。这个时候，李光羲和王紫薇就忙碌起来，他们白天上班，到了晚上就刻蜡板，印歌谱，写回信。做这些事情要耽误时间，寄信却要花钱，那时候他们的经济状况很不好，但为了满足听众的要求，只好自己节俭些，省出钱来给听众寄信。后来，剧院的领导知道了情况，就让剧院的人去做刻歌谱和寄信的事了。
就在《祝酒歌》唱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有个人像许多听众那样，因为喜欢李光羲的歌而一直关注着他这个人，所以她也给李光羲来了一封信。阅读这封信，还是让李光羲的心中与阅读别的来信有所不同，有些意外，因为这是打开尘封记忆的来信，也是激起内心感情涟漪的信。
1945年的冬天，李光羲在高中念书。经历了八年抗战的中国积贫积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通过中国当局在各地设立了救济署，给贫困的人发放救济物资，天津市的一些中学生参与了发放活动，李光羲便是其中一员。他们那个小组共有6个人，有3名男生和3名女生。
其中的一位女同学容貌姣好，对人热情，工作也认真，引起李光羲从来没有过的别样感受，便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一位从没有谈过恋爱的男孩子，一旦对女孩子有了好感，使心灵受到触动，每天只要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着异样的感觉；离开之后，便多了一份摆脱不掉的思念。他不由地萌生了一个想法：“我爱上她了，与她交个朋友多好。”可是，在那些日子的交往中，他没有勇气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口，直到分手也没有吐露心声。
李光羲在回忆这段感情的微妙变化时曾经说过：“她的容貌在我的心上，凝结了我的一切思绪。可是离开之后，却再也想不起来她到底是个什么具体的形象。自那以后，我全身心就处在一种既美妙又空幻、神秘的境界中而不能自已。在现实生活中只要能正常地思考，就执著地沉醉在对她的思念和追求之中……我长时间地思念着，心里总是那么害怕，怕最后不过是一场梦。我幻想着，追求着，在我心里有一份爱就有一份尊重，唯一的盼望就是能给我一个打开心扉的机会，不是索取，而是奉献，甚至是牺牲。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切仍然是老样子。”
因为，李光羲把自己的思念之情对妹妹说了，妹妹知道那个同学的学校，去见过她，说明李光羲的心情，对方却礼貌地回绝了。李光羲对那个女孩儿似乎铭刻在心，很长时间没有忘记，甚至有过被情感折磨的痛苦。他在《理想、事业与爱情》一文中讲道：“虽然我不能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但我凭本能，我知道是深深地爱上她了，如果说爱情是甜蜜的，温柔的，那时在我心里更多的却是被爱情吞噬后的震撼与战栗。”这种情绪持续了七年之久，直到遇上王紫薇才冰释。
这次，这位三十年杳无音讯的她突然给李光羲来信了，他看完信，沉思良久，还是化为淡淡一笑，交给了王紫薇。
王紫薇本不知道是谁的来信，接过看了，发现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担忧，即担心李光羲在鲜花和掌声中迷失了自我。当然，也有让当事人才体会出来的柔情蜜意，是对过往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思念，有着淡淡的忧伤与遗憾。
“就是她呀，稀罕，也不稀罕。”王紫薇在与李光羲相恋之后就知道这段无果的爱情，还不止一次开过他的玩笑，这次一如既往地爽朗一笑，说道：“这可有意思了，30年前你爱她，30年后她挂念你，活脱脱一对儿单相思呀！”
后来，李光羲无意中与朋友谈到这封信，朋友说：“你应该去见一面，人家牵挂你，你不能冷了人家的心。”
这番话，李光羲如实告诉了王紫薇，并且毫不迟疑地表示不接这个“茬儿”。王紫薇同意他的想法，并说：“我也觉得还是不见好。已经过去那么些年了，她的美好印象一直存在你的心里，回忆起来是一种幸福。如今发生了很大变化，见了面，心里可能会不失望。”
王紫薇是为李光羲着想，还有更深的一层：“不要授人以柄。”她与文化圈里的人打交道多年了，深知置身其中必须谨慎做事的道理，尤其是有了名气的人，更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走好每一步，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名誉扫地。万一李光羲善意的行为被人做了文章，岂不是引火烧身？
李光羲明白，王紫薇不是心胸狭隘的人，她绝不会干涉自己与异性正常的交往，但也用心维护着自己的声誉，还有难得的夫妻恩爱和家庭幸福。这些年来，他没有任何流言蜚语惹身，行端品正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有王紫薇的信任，使心怀不端的人无隙可乘。
有资料显示，1963年《茶花女》复演的时候，李光羲就收到很多来信，其中女性居多，纷纷诉说着自己的感受，诸如“看了您的演出，我流泪了。”“演出结束了，我长时间不能从悲剧的氛围中解脱出来。”“我以为那是真的，正发生的故事。”“你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不能不看第二遍”。赞誉、褒奖，鼓励，像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李光羲演艺的提升。
那一年，李光羲演《货郎与小姐》又产生了轰动，且被人们深深地记住了。直到1998年，在九届政协一次会议上，教育界的两位委员认出了李光羲，激动地对他说：“六十年代初，有一天梁思成和华罗庚两位老师告诉我们，他们看了《货郎与小姐》，说是太美了，一定要让我们去看看。我们看了，果然名不虚传，所以我们记住了您！”
有一年，李光羲随剧院的人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要接见他们。就在他们等待的时候，突然听一个人学着《货郎与小姐》中阿斯科尔的唱腔“卖布来，卖布来”，快步走进接待室。大家一看，正是黄菊书记。他走到李光羲跟前，握住他的手说：“我当年看过《货郎与小姐》，你演得太好了！”
时过境迁依然如此，可以想象，当时对人们心灵的撞击该是何等强烈！有的人看完一场，情绪被搅动着，还要看第二场，第三场。有中学生在演出结束后等在演员出口，就是为了看看李光羲，同样还是以女孩子居多。这些，王紫薇不会没有耳闻，却总是淡然一笑。
后来，李光羲不断地接到观众的来信，其中有些姑娘或直白或含蓄地向他道出爱慕之情。每次收到那样的信，李光羲都要让妻子看看。
“你不用给我看，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看的多了，王紫薇都懒得看了。她不光是因为心胸豁达，更是相信丈夫的品质，绝不会被那些温情所迷惑。
那个年代，男女相处界限分明，轻易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活作风问题”被视为特别严重的问题，有的人就因为捕风捉影的事情而影响了提干、入党、调资，也就是影响到个人进步，遭到人们的鄙视。李光羲和王紫薇想到了“风言风语”这一层，不愿意把女孩子们的来信遮遮掩掩，所以，干脆把来信交给剧院的党支部去处理。
有人曾问李光羲：“那么多姑娘对你示爱，你真的不动心？”李光羲回答的爽快、坚定：“在爱情上，紫薇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我已经很满足了，再不会有别的要求了。”
王紫薇深爱着李光羲，并且树立着“贤惠、豁达”的形象，所以对别人些小的戏谑都难以接受。一次，李光羲和团里的同事到剧场去演出，王紫薇正好有事出去，就随他一起到了乘车的地方。当时有两辆汽车，男同事乘一辆，女同事乘一辆。李光羲赶过去的时候，男同事那部车上已经坐满了，他就上了女同事坐的那辆车。这时，有个人开玩笑说：“我们欢迎明星上来，可别气着你爱人呀！”
听到的人们轰然大笑起来，弄得王紫薇很不好意思，转身快步离去。
那天，演出归来的李光羲看到了王紫薇的冷脸，不禁诧异：“你怎么了？”
“我能怎么？”王紫薇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你一定是生气了？”李光羲关心地问，“是谁惹了您？还是工作的不顺心？”
王紫薇一脸的委屈：“看你们那些人，说的是什么？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李光羲想到乘车的情景，突然醒悟，笑道：“你别忘心里去，她们就是说着玩。”
“总不该说那样的话吧？你演戏，跟谁演，我说过一句不高兴的话吗？她们那样说，还起哄，就是不尊重我的人格。我没有那么心胸狭窄……”
李光羲彻底明白了，王紫薇是很在意那些人的玩笑，因为，在她纯洁的心底，从没有过丝毫不健康的意识，当然不能忍受别人那样的玩笑。如今，开个这样的玩笑最轻松不过了，而在那个年代还有些沉重。
李光羲回忆着自己演过的角色，尤其是能把阿芒、阿斯科尔、连斯基演得那样动人，叫人捧腹大笑，也叫人悲伤落泪，除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和高超的演技外，就是自己对妻子的深爱，和妻子对自己的深爱，是这种爱让他有着更多的感悟。他后来在谈到塑造角色的体会时曾经谈道，能够把阿芒对薇奥丽塔的爱情表现得那么准确和感人，主要是情。他非常感谢自己的爱妻紫薇，是她让自己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他还说：“天下事难得，莫过于爱情，因为它可遇不可求，单方面的追求是没有用的，爱情需要双方心灵的沟通，并以个人的理想为先导。我和紫薇的爱情，就是命运使我们相逢相爱。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当时心灵上所受的震撼。自从我和她相爱起，我更加珍惜自己的人格、荣誉和生命，甚至再看到任何伟大作家对爱情的描写也难于超越自己的感受了”
《祝酒歌》的演唱，如同当年演出歌剧《茶花女》《货郎与小姐》那样，让李光羲再一次名声大振，可是，随之让他经受了意想不到的痛苦。因为《祝酒歌》太受欢迎，他不仅在很多专业的演出中必须演唱，一些厂矿、企业、学校也请他去演唱，加之剧院安排其它的演出，他几乎没有很好地休息过。时间一长，劳累过度，他感觉嗓子出了问题，表现力大不如前，医生诊断为“喉肌弱症”。
“文革”期间，他的演出受到很大影响；“文革”之后正要大显身手的时候却遭此不幸，事业如日中天的李光羲一时间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不能继续为人民歌唱的恐惧包围着他，折磨着他，使他经常彻夜难眠。
在那个令人沮丧，事业前途未卜时候，王紫薇比以往更加体贴入微，寻医问药，陪伴锻炼，给了他精神上极大地鼓舞。李光羲面对的选择有二，要么像有的人那样，一旦身体有恙，精神萎靡，从此一蹶不振；要么正视疾病，精神不垮，积极治疗，续写辉煌。李光羲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痛之后选择了后者，王紫薇以乐观的态度支持他选择后者。
那几年，初始的改革开放给人们的生活状况带来一些改善，收入增加，物质供应逐渐丰富，人们对家庭的陈设改观有了浓厚的兴趣，请人打家具或自己动手打家具蔚成风气。剧院里不乏能人，不少人家也参与到打家具的行列，一天到晚都能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
“光羲，你也打家具吧，这个能现受益。”有人知道李光羲的嗓子出了问题，言外之意是不必再与命运较劲儿，不如像别人一样，打些家具，丰富家庭生活。李光羲手巧，自己做过二胡，还做过煤油炉子，后者很好用，一直用了好几年。可是，他没有为别人的劝说扰动。
他努力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一边锻炼，一边治疗，一边演出，在患病之后还录制了《阿依古丽》唱片和22首自己的保留曲目。并且，参与了新歌剧《第一百个新娘》的排演，塑造了“侠义的智者”阿凡提这可爱的形象。
六，愉悦着前行
李光羲多次接受过采访，经常遇到的提问是夫妻感情，或者是爱情观，婚姻观。年复一年，就积累了多条李光羲语录：
“生活在几千年发展过来的文明社会中，应该从情出发去感受爱和美，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活环境，缺乏教育和引导，人很容易从性出发去感受所谓的‘爱情’，进而混同于动物。他的害处除当事者外，也许不涉及别人，但是，当年老体衰，需要真情慰藉时，心灵已经枯竭，知音不晓何处了。”
“在和平环境里，爱情大概是一件最难处理的事情了。它不像学习和事业，可以靠主观努力，努力对爱情往往没有用。爱情是可遇不可求，故有幸运与不幸运之说，如果受到心灵的驱使，你爱上一个人，正巧他也爱你，那就是天大的幸福了！”
“把爱情比喻为铸情是很贴切的，意味着爱情是两个人共同铸造而成，是两个人心血和忠诚的结晶，只有始终不渝，才能白头偕老，才叫幸福。”
“我这一生就做了两件事觉得还不错，一是我找到了最喜爱的职业，我把舞台视为天堂。一是找到了我最喜爱的人做妻子。”
这些心声，是李光羲的爱情观、婚姻观，也是王紫薇的爱情观、婚姻观。如果说两个人初恋的时候还未必完全一致，但携手走过了六十多年的人生之路，互相影响，磨砺性情，两个人的诸多观念，包括爱情观、婚姻观在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惊人的一致了，有时候在大街上看到某种现象，他们也会做出没有任何争议的评价。
他们的心贴得很近，他们的思维趋于一致，做事情就十分和谐。这些年，他们做事情，有合作，也有单干，且是单干的时候多，但总会尊重对方的选择，只要是一方在法律、道德范围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方一定全力支持。
王紫薇退休后，有了更多的精力料理家务并协助李光羲的工作，可是时间不长，他们的一个朋友在生意上举步维艰，让她去挽回败局。王紫薇与李光羲商量这件事，李光羲问：“你愿意去吗？”
“我身体还行，朋友也需要帮助，袖手旁观可不好。”
“那你就去。”事情谈得非常愉快。
王紫薇所去的企业生产防水材料，因为经营不善而濒临倒闭。王紫薇主要抓生产，严明规章，奖勤罚懒，提高产品质量，不久便扭亏为盈。她与其它二人为班子成员，配合默契，谋略有方，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一晃就干了15年！
在这15年里，请李光羲参加各种活动的单位数不胜数，他便从没有间断过歌唱，后来还增加了授课、写作、演讲，2004年出版了《想法和说法》一书。
王紫薇不再到企业之后，夫妇俩有了可以共同支配的时间，就有了两人携手行动的计划，旅游和参加必要的活动成为主项。
之所以安排旅游，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同时，李光羲还想通过旅游让王紫薇多一些享受，添一份欢乐。在李光羲看来，多少年里，她太辛苦了，有所弥补才不会留下遗憾。
王紫薇为了李光羲的事业，为了家庭，表现出极大的韧性、耐力、乐观情绪，总是那么从容地奉献着，付出着，并在奉献和付出中获得快乐。三个女儿的5个孩子，有4个是她帮着带大，年复一年，不辞辛劳。
王紫薇上学品学兼优，所以她这个“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才得以留校任教，成为出类拔萃的教员。“文革”之后，大学教材改革，一些老专家参与其中，王紫薇是参与此项重大而特殊性工作少有的年轻教师。如此优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完全有理由出国进修、学习、考察，何况她所在教研室几乎所有的老师去过了，她却没有去，因为她不想长时间离开家，给李光羲造成家庭负担。她有时候到外省参加教材研讨会或是别的活动，一结束就往回赶，不像有的人顺路游览一番，同样是放心不下李光羲和孩子们。
三个女儿都上了大学，有的读了研究生，应该说是与王紫薇的辛勤照看、不倦的教育有直接关系。
有一年，李光羲和女儿李棠在美国加州大学开父女音乐会，王紫薇抱着幼小的外孙女儿在走廊里等候，熬了两个多小时。后来，夫妇两在美国旅游，她也是事无巨细地操心。李光羲开玩笑说：“你干得不错，明年我准备继续聘你当文秘兼保安。”王紫薇把眉一扬，故作认真地回道：“我可不聘你，你们唱歌的人讲头腔共鸣，所以脑子是空的，只会唱歌，不会干事。”
李光羲乐了，一旁的孩子们也乐了。
决定了旅游之后，他们就迈出了国门，已经去过世界五大洲近300个名城。他们每到一处就买一个有当地风光的冰箱贴，不过半个巴掌大小。这些年下来，他们家那个个头不小的冰箱上，靠外边的两面已经贴满，还转移到门上去贴了。
在国内，他们去过的地方已经近500个。
他们的旅游轻松而惬意，夫妻俩把那个过程当成很好的享受。他们喜欢喝茶，李光羲在一篇文章中说，“喝茶成了须臾不可无的习惯”。为了方便喝茶，有一年去美国的时候，他们特意买了一个暖瓶，每天出发的时候，用密封杯沏一杯浓茶卤，再带上一暖瓶热水。旅游途中，下了车，如有休息的时间，夫妻俩就提上暖瓶，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茶卤与热水对着喝。你一口，我一口，不慌不忙，那才叫舒坦！后来，那个暖瓶被大意的游客踢碎了，女儿特意给他们买了一个不锈钢胆的。这回，用着方便，还耐用，一直用了好多年。
春夏之交或深秋时节，他们去北京的郊外赏花观景，也会带着暖瓶和茶具去。到了避风且阳光充足的地方，他们会停下来，铺一块塑料布在地上，摆上茶具，夫妻对饮，且饮且聊天，且观赏着远近的美景。此时此刻的心境，与“文革”中被批判时到景山上消愁的不安与恐慌截然不同。很多时候，他们会谈到茶。李光羲爱喝茶，也研究茶文化，对关于茶的书刊时有浏览，所以可以谈出茶的很多门道，还专门写过关于茶的文章。
李光羲在大庭广众授课时讲到夫妻如此的愉悦、轻松，语言活泼、明快，描绘得让听者如临其境：“每逢秋冬之交去北京香山、郊区去玩，找个向阳背风的土坡，坐下来，摊开我们的茶具，又是一番享受。阳光、空气，安静、放松，还有茶，神也！仙也！”若不是夫妻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彼此欣赏，何以会有这般感受？
自己旅游充满快乐，为社会做事富有激情。这些年来，夫妻如影相随，参加过很多活动，不断出现在《非常父母》《夫妻天下》《说出你的故事》《炫动中国风》《空巢之乐》《非常6+1》等电视节目里，讲述着他们的事业、家庭、爱情，愉悦着观众，也教育着观众。
李光羲参加活动，从来不言报酬，王紫薇也从来不去考虑报酬，只要对社会有益，对邀请的单位能起到传播正能量的作用，他们都会痛快地应允，从不考虑是国家级的媒体，还是省市的媒体；不考虑是企事业单位，还是街道、学校；不考虑是在北京，还是千里迢迢，需要转乘多次。
有一次，北京的一所小学请李光羲去参加庆祝活动，他答应了。某日，他骑着自行车优哉游哉就去了，校领导一见就乐了，说道：“李老师，您早到了一个月呀，是下个月的这个日子。”
李光羲也乐了，笑道：“老了，老了，记得不清楚了。”
学校领导说：“李老师，您可别这么说，您精神着呢……到时候，我们会去车接您。”
“不用，不用，我骑自行车是个锻炼。”
从那之后，王紫薇备了个大本子，专门记录李光羲的活动安排，再没有出过差错。
近日，记者翻阅着那个本子，发现近些年来，他们夫妻参加的活动总是安排得很满。2018年的5月到10月间，他们就去过十几个地方：
今年是蒙古开鲁县建县110周年，开鲁酒厂建厂120周年，李光羲受邀前往，演唱了《祝酒歌》，以及其他保留曲目。
贵州举办的首届农民丰收节在贞丰开幕，李光羲前去助兴。
河南西平出现了李光羲夫妇的身影。那里举办农民电影节，李光羲演唱的《二月里来》让新老观众目睹了他依然潇洒的风采。
他们到河南省蔡县去了。据说那里是“重阳节”的发源地，政府和老百姓要好好庆祝一下，李光羲为人们带去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歌曲
深圳、成都、乌兰察布盟……邀请李光羲前往，夫妇二人执手而行。
这些年，在北京的日子里，他们经常一起出去散步、游泳、看演出、看这样那样的展览，还参加社区的文化活动。在家里，夫妇俩在阳光灿烂的室内，会静静地读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已经订了好多年。偶尔，李光羲还会洗洗黑白照片。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李光羲承担了代表人民参政议政的重任，先是当了人大代表，后又进入全国政协，连任四届委员。他深入基层和群众中调查研究，负责任地提交了事关老百姓生活的提案，有的被评为优秀提案。
他们忙碌而快活地过度着人生。有人为李光羲的人生总结了四句话：“少年的苦，中年的情，晚年的乐，多彩人生。”他与王紫薇少年不同，而中年和晚年应该说是那样的一致。因为，那情，那乐，是他们共同创造。
如今，李光羲已经年届九十，王紫薇也过了八十。偶尔，他们也会谈到老之将至的话题。有一次，李光羲问妻子：“我们将来是什么样子？”王紫薇说：“将来，不愿意出去走动了，我们俩躺在床上，我会问你：‘老头子，你还活着吗？’你会说：‘我好像听到一声咕噜，是谁的肚子响呀。’”于是俩人大笑了好一阵子。也许，李光羲还能读出少女王紫薇深情微笑的影子。
跋
李光羲夫妇回忆过一件事，令听者难以置信，但确实发生了。那是1955年国庆节，王紫薇考取北京医科大学不久，学校组织师生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联欢晚会。王紫薇告诉李光羲她们学校活动的大概位置，并说：“你晚上来找我。”
李光羲如约前往，居然在万头攒动的热闹场合里找到了心上人。如同第一次看到那个难忘的微笑，他在那么多人中间，看到了王紫薇的微笑。
几十年了，那微笑一直挂在王紫薇的脸上，即便是生活困难的时候，即便李光羲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她也让李光羲看到自己的微笑。微笑，成为李光羲前进道路上巨大的支持。因此，李光羲认定王紫薇对他们的家，对他个人的事业有着感人的奉献，他也必须为妻子有所奉献，在很多方面弥补着过去自己因无暇而照顾不周。行动之外，他还很喜欢唱《奉献》那首歌，有时候是独唱，有时候是夫妻俩一块儿唱。
一次，有个电视台做节目，他唱《奉献》那首歌：
……
有嘉宾议论：“这是唱给老太太的，可能老太太就在场。”
一会儿，镜头摇向了观众席，王紫薇真的在那里。
她的脸上，洋溢着人们所熟悉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