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成为万众瞩目的时代强音，被视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百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尤为重要的是，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直接决定着美丽中国建设的成败。我国当前社会依然面临着一些矛盾，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纠纷乃至撕裂亦在所难免，但生态文明建设却能够获得各个层面的一致支持。大自然毕竟是人类社会运行的终极基础，其兴盛衰败直接决定了所有人的生死存亡。而生态文明建设不但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同时也呼吁生活方式的转型。更重要的是，现代人必须确立起全新的生态意识，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重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意识。惟其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找到坚实的基础，否则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生态文学的时代热潮是因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强音而涌现的。越来越多的作家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大力书写生态文学，为当代文学输入了源源不断的鲜活绿色。生态环境部、中国作家协会为了大力促进生态文学的时代发展，于2023年5月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人民文学》2023年第5期卷首语中写道：“中国式的生态文学创作正在进入底气最充足、资源最丰繁的光彩时代，完全可以产生一系列好作品大作品，完全可以为文学进程立下新路标，完全可以为文学史留下新经典。”当今生态文学的火爆，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稚弱萌芽、90年代的孤苦掘进相比，简直是相去天渊，让人不由得感慨系之。

  如今回顾新时代生态文学，生态叙事已经成为一种较为独特的门类，普通的乡土叙事、乡村叙事已经无法掩盖其璀璨的光芒了。考察新时代生态叙事，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生态叙事已经构成了三种较为鲜明的维度，即直面生态危机的慷慨悲歌、讴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进典型、寻觅大自然的疗愈叙事。这三种叙事普遍确立了较为自觉的生态意识，能够明晰地聚焦于人与自然的错综复杂关系，不但能够对现代人展开生态启蒙教育，更能够给予他们风格各异的生态审美体验，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直面生态危机的慷慨悲歌

  目前普通读者对生态文学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认为生态文学主要是书写大自然，因此像中国古典的山水田园诗歌和散文那样的作品也是生态文学。这里主要是没有考虑到生态文学诞生的时代背景。生态文学是诞生在现代工业文明对大自然造成不可挽回的创伤的时代，是现代人对工业文明、消费文化反思后的产物，是已经确立了牢固的主体性的现代人再次试图超越人与自然的主客两分的精神努力。因此，1962年出版的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对生态文学而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寂静的春天》中，卡森开篇就描绘出一幅因为剧毒农药造成鸟类灭绝、春天一片死寂的恐怖场景。这种对生态危机的敏感和直面，是生态文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生态文学首先是一种关乎生存危机的文学，是一种文明反思的文学，是一种怀有深切痛感的文学。

  这也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最初给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例如20世纪80年代，阿成就在中篇小说《树王》中描绘了知青滥伐滥垦云南原始森林造成的恐怖景象，孔捷生的中篇小说《大林莽》则呈现了知青到海南岛五指山砍伐原始森林的悲惨后果，至于老鬼的长篇纪实小说《血色黄昏》更是对知青到内蒙古草原开垦造成的沙化悲剧痛心疾首。而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乔迈的《中国：水危机》、刘贵贤的《生命之源的危机》等生态报告文学振聋发聩，深刻揭露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生态危机。到了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直面生态危机的慷慨悲歌依然是生态叙事的首要主旨，例如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对采煤导致海边小村地面塌陷、村民不得不背井离乡的生态悲剧的书写，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对内蒙古草原因过度开垦、放牧造成的沙化悲剧的呈现，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对川西藏区森林滥伐后造成生态破坏、藏民生活无着的坦陈，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对大兴安岭森林过度遭伐后鄂温克人被迫下山定居的回望，等等。更不要说贾平凹的《怀念狼》、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雪漠的《猎原》等小说，无不是对各地生态危机的淋漓展现，令人震撼。新时代的生态叙事依然延续着中国当代文学大胆直面生态危机的主旨倾向，把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细致描绘了人与自然的碰撞过程，呈现出物种多样性衰减、森林遭毁、江河湖海遭污染等不同的生态危机。

  吴仕民的《故林旧渊》就是一部新时代敢于直面生态危机的长篇小说。该小说以江西鄱阳湖为原型，叙述了天姑湖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生态恶化过程。天姑湖先是遭到大面积围垦，湖边的古村锦鲤村被拦腰截断，风水尽失，而天姑湖的自然生态恶化，鱼类急剧减少，气候变得反常，经常旱涝不定；后来湖边大量工厂修建起来，导致湖水和空气被污染，湖边村民患上怪病不幸夭亡。正是到了新时代，像吴仕民这样的作家生态意识已然觉醒，他回顾天姑湖和锦鲤村的历史时，才会看到当初历史所走的弯路。

  与吴仕民相比，陈应松、老藤等作家更倾向于直面当前社会依然存在的生态危机。陈应松的长篇小说《森林沉默》是对神农架题材的总结和深掘，把人类为了利益而罔顾大自然的破坏行径呈现得触目惊心。例如小说写到咕噜山区修建天音梁子机场，削掉山头，填平沟壑峡谷，单是炸药就用掉五百万公斤，森林被毁坏，自然生命惨遭屠戮。这就是人类打着发展旗号对大自然的残酷战争，让大自然尊严沦丧、野性凋零。只有作家具备生态意识，才能转换眼光，看到这些自然生命的悲惨困境，否则他只会像普通人一样为所谓的时代发展而高歌，把飞机场视为现代文明的象征。老藤的中篇小说《青山在》则讲述了黑龙江小兴安岭深处的生态破坏。小说中的元青山因为发现了钼矿，森林被毁，山体遭开膛破肚，结果造成严重的泥石流灾难。老藤眼中的元青山是有生命的，不应该被盲目的矿产开发所毁，更不要说元青山也是豹子、老虎、貔子等野生动物的家园，那种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式的自然观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赵德发的长篇小说《人类世》的生态视野更为宏阔，他有意把近几十年中国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移山填海、大肆攫取资源造成的地方性生态危机乃至全球性生态危机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小说主人公民营企业家孙参靠挖沙掘得第一桶金，但是挖沙直接摧毁了金沙河。他后来又把老姆山炸掉，把沙石搬去填海造地，修建彩虹广场房地产项目，更是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与孙参一样，郭小莲、王鸿等民营企业家到澳洲或巴西去进口铁矿砂，到非洲赞比亚去进口血檀等高端木材，无非是凭借资本的力量四处掠夺自然、破坏生态。这些过度的攫取最终造成的是全球气温升高，南太平洋上的达那岛被淹没，是垃圾泛滥和遮天蔽日的雾霾；同时也是真真这样的气候难民，是穆丽儿这样的环保人，是孙参丧失了生育能力后的绝望。日本学者斋藤幸平曾说：“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曾许诺会给我们带来富裕生活。然而讽刺的是，正是经济增长在不断摧毁人类繁荣的基础。而这一事实，透过‘人类世’的环境危机日益明晰。”^①的确，赵德发在《人类世》中揭露出所谓的高速经济增长正在摧毁自然生态，摧毁每个人的立身之基。

  南翔也是坚定地关注生态、书写生态的重要小说家，他的不少小说都非常关注物种灭绝。如短篇小说《来自伊尼的告白》讲述的是东南非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托佛海滩最后一条蝠鲼的故事；《珊瑚裸尾鼠》则讲述了全球变暖导致了澳大利亚的珊瑚裸尾鼠灭绝的生态事件并引发出深圳两个家庭的故事。这些生态小说引领读者以一种全球视野来审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关注其他物种存亡续绝的宏大问题，具有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

  到了新时代，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鼎力推进，国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似乎在相继改善，于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对地方性生态危机、全球性生态危机产生了一种淡漠感，有意在生态叙事中放逐直面生态危机的那种痛感。这种倾向有可能对生态叙事产生一种不好的示范效应。其实，资本的力量依然在高歌猛进，肆无忌惮地攫取自然资源为人类所用，因而全球性生态危机并未得到缓解，最终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迟早会反噬地方，完全有可能把地方性的生态改善取得的成果付之一炬，例如全球气温升高问题导致各地出现反常的气候，从而导致局部的植树造林变得于事无补。因此新时代的中国作家需要继续保持直面生态危机的敏感意识，以开阔的视野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继续发出警醒世人的生态之声。

二 、 讴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进典型

  要说对全人类的生态意识的觉醒起到最大促进作用的，还是人们首次能够看到宇航员拍摄的地球照片。1968年12月24日，阿波罗8号首次执行人类探月任务中，宇航员们无意中看到了地球从月平线上升起的景象，并拍摄了第一张地球彩色照片“地出”。从月球轨道上看到的地球，是一颗如此脆弱又如此珍贵的小球；而正是这个小球承载着所有人、所有自然生命的家园。对于古代人而言，地球似乎是无限的，大自然是无限的；但是对于看到过地球照片的现代人而言，我们终于意识到了地球的有限与脆弱，意识到了大自然的有限与脆弱，更意识到了人类自身的渺小和无助。而且，也正是当现代人开始意识到地球的有限与人类的渺小时，我们才能萌生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对地球的整体观照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以往把人与自然两分为主体与客体，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利用、支配乃至征服，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都是些多么荒唐无稽的观念！我们需要认识到人类是寄生在地球号宇宙飞船之上的，人与其他自然万物之间必须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其他自然万物也具有内在的生命价值，人的责任和使命是尊重自然、关爱自然、守护自然。只有从这个高度来理解生态文明建设，我们才知道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价值。

  在我国生态建设战线上，奋斗着无数默默奉献、呕心沥血的环保战士、生态建设者，他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与痴迷可以感天动地，他们的典型事迹需要被更多人了解与关注。因此，近年来我国涌现了不少歌颂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学作品，以纪实的壮阔笔法呈现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线上的典型事迹与典型人物，唤醒人们守护自然、尊敬自然的生态意识。这构成了新时代生态叙事的一个核心主旨。

  植树造林是新时代生态建设的重点。截至2025年7月，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经提高到了25%。这需要多少人力物力的投入，也涌现出了多少具有崇高奉献精神的英雄人物！冯小军、尧山璧的长篇报告文学《绿色奇迹塞罕坝》聚焦于河北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时代典型，以翔实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三代塞罕坝人是如何克服困难、不怕牺牲、在荒漠上成功造林的历史进程，讴歌了牢记使命、艰苦奋斗、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李炳银曾把《绿色奇迹塞罕坝》称为“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文学史志性作品”，认为它会永远伴随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历史行程。冯小军的长篇报告文学《八步沙的故事》则聚焦于甘肃古浪六老汉治理八步沙的典型事迹。牛海坤的长篇报告文学《额济纳河畔》主要讲述了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时代楷模”苏和在黑城地区绿化沙漠的感人事迹。辛茜的长篇报告文学《尕布龙的高地》则叙述了青海省领导尕布龙为绿化西宁南北两山的荒山秃岭而呕心沥血的时代传奇。鲁顺民的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和他的树》为读者呈现了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退役少将张连印退休后到山西左云植树造林的生态建设故事。陈谨之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公园》则以浓墨重彩之笔书写了中国绿色发展之路，全面呈现了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诞生与发展的壮阔历史。李青松的报告文学《在车八岭森林里》关注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建设，展示了生态保护修复的历史巨变的生动过程。

  江河湖海的生态守护也是新时代报告文学的叙事重点。古岳的长篇纪实文学《源启中国：三江源公园诞生记》关注国家公园建设，为读者展示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前世今生，精心描绘了雪域高原的万千生灵，并展示了藏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为垂范后世的国家公园塑像，为生态文明的转型而呼吁。李鲁平的长篇报告文学《长江这10年》在翔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以灵动的笔触反映了长江流域生态10年间的巨变与辉煌，见证了绿色发展的奇迹。黄亮斌的长篇报告文学《湘江向北》则讲述了湖南母亲河湘江的百年历史，尤其关注湘江的生态守护。任林举的长篇报告文学《江如练》全景式地描写了漓江生态文明建设，有力展现了百里漓江的生态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房伟的长篇报告文学《太湖万物生》是关于江苏太湖生态岛建设发展进程的真实记录。云南大理白族作家北雁的《洱海笔记》对大理洱海展开了生态调查，全面呈现了洱海生态建设的壮阔景象。

  乡村振兴叙事是近年来文学关注的时代热点之一，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当代文学中的农村题材小说等构成文学史上的呼应。乡村振兴叙事不但关注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与命运，关注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同时也非常关注乡村自然生态的守护与修复，关注留得住人记得住乡愁的乡村美丽景观，因此乡村振兴往往会与生态叙事携手并行，创造出复合型的生态叙事。王怀宇的长篇小说《风吹稻浪》叙述了东北白鹤村青年农民江春燕、郑大民、孙文龙等人在经过逃离家乡、坚守家乡、重返家乡的情感纠缠后，终于立志以文化科技兴农、改造东北盐碱地，最终不但实现物质上的脱贫，同时也振兴了乡村，升华了精神上的新时代乡村故事。改造东北盐碱地，就是高亢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事迹。陈集益的长篇小说《金翅鱼之歌》更是把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得丝丝入扣。该小说聚焦于浙江金华一个山乡十余年间的巨变历程，从最初开发小水电造成江河断流、鱼虾灭绝，到适度的生态保护，再到充分利用良好生态条件发展乡村旅游，蹚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从而演出了一支生态守护与乡村振兴的协奏曲。满族作家关仁山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则把2017到2022年河北白洋淀新区的成立作为时代背景，聚焦于白洋淀渔民王永泰和他三个儿子倾力投入乡村振兴的人生传奇故事。该小说写到白洋淀历史上受到严重污染，经过新区艰苦的生态治理才重新变成碧水，成为“华北之肾”，新区打造的千年秀林守护着白洋淀。王家寨村民也积极地投身于生态建设中，最终能够把现代科技运用到农村产业振兴中，既守护了乡村生态，也振兴了乡村经济。瑶族作家光盘的长篇小说《烟雨漫漓江》关注的是广西漓江上游乡村生活与生态守护之间的密切关联。小说主人公乡村青年明灯坚守乡村，主动加入巡山队，打击偷猎、盗采、盗伐者，守护家乡的自然生态；他救护被盗猎者打伤的野生黑山羊，阻止妻弟砍伐香楠树为岳母做棺材，最终让江洞村既保护了成片的香楠树林，又发展起来了旅游业和高附加值的加工业，做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两全其美。沈念的短篇小说《树孩》也聚焦于乡村振兴与生态叙事的齐头并进。小说中的金梨村因老梨树得名，但是随着山林被伐、劳动力外流，村子的勃勃生机难以为继。小男孩的父亲带领村民修路，后来又因为当护林员，阻止村民盗伐而不幸牺牲；小男孩的叔叔把挣得的血汗钱用于荒山生态修复，最终老梨树重新焕发生机，山林重新变得繁茂，小男孩也在森林中修复了身心，健康成长。老藤的长篇小说《草木志》也是乡村振兴与生态文学相结合的典型。该小说聚焦于小兴安岭东麓沿江镇边墟里村的脱贫攻坚的时代故事，以担任村书记的省里下派的青年干部“我”来叙述墟里村的历史与现实。“我”和哨花吹等人最终为村子打造出了文旅融合项目，既能够保护乡村自然生态，又能够把古村的驿站文化发扬光大。这些乡村叙事与生态叙事的共振，基本上都建立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发展观之上，与20世纪80、90年代乃至新世纪初期的那种特别强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抉择的时代叙事构成了一种很有意味的文学史对照。生态文明的破题之道似乎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当然，除了这些主旋律式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礼赞，新时代的生态叙事还有一些作家把笔触深入更细致的局部，写出了人与自然之间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布依族作家潘灵的中篇小说《太平有象》就写出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移民问题。小说中的彝族人沙玛、乌火等人本来是生活在乌蒙山区，但是因为他们村庄出现了黑颈鹤，被开辟为旅游风景区，不得不整体搬迁到西双版纳；后来又因为新村里来了野象，不得不再次搬迁成为生态移民。作者曾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云南各族人民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曾作出过巨大的牺牲，因此他的小说是一部致敬之作。

  生态守护无疑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生态叙事同时能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微观层面，去捕捉那些闪烁着自然光泽的生态守护者形象，以之为典型，感召后来人。阿来在中篇小说《蘑菇圈》中塑造了呵护蘑菇圈、救助众生灵的斯炯阿妈形象，体现了藏族人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生态伦理观。迟子建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则讲述了张黑脸对东方白鹳的守护故事。哈萨克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长篇小说《白水台》中的老牧民尤莱·叶森心系草原，热爱白水台牧场的一草一木，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把哈萨克族的生态智慧织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大业中。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短篇小说《白色罕达犴》中的猎人阿日坤为了救助森林中的那头神奇的白色罕达犴而献出生命，也是对鄂伦春、鄂温克等狩猎民族的护生精神的致敬。古岳的长篇报告文学《杰桑·索南达杰》全景式地呈现了改革先锋、可可西里的守护者索南达杰的人生故事。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可可西里》则讲述了索南达杰和在他感召下继续从事可可西里生态守护的志愿者的感人事迹，表达出了作者对大自然的虔诚和敬畏。此外，姜耕玉的长篇小说《可可西里传奇》也塑造了以索南达杰为原型的英雄吉恩嘉措，讴歌他为了守护藏羚羊而牺牲的崇高精神，把他誉为“忧患之子”。雷献和的长篇小说《圣地可可西里》以索南达杰为原型，讲述了以藏族青年多吉为首的当地人反抗盗猎，誓死守护故土，保护自然万物的壮烈故事。龚志华的长篇小说《海角鹭鸣》则讲述了城市规划师李明哲为了保护一片白鹭林与房地产开发商斗争的故事。王宗坤的长篇小说《极顶》以壮阔深情的笔墨书写了禹亦泽、老炮台、老迟等林业管理人员对泰山森林的生态守护的故事，写出了他们对泰山草木生灵的亲近与敬畏之情，极好地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发展理念。杨志军的长篇小说《大象》更是对云南各族人民对野生大象的守护行为的致敬和礼赞。

  讴歌型的生态叙事已经成为近年来生态文学中的一股热潮。这无疑与国家的大力倡导有关，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潮鼎力推进有关。此种生态叙事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它可以吸引人们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启蒙人们的生态意识，对生态建设战线的英雄人物与典型人物也是一种慰藉和鼓励。但就生态文学的良性发展而言，此类生态叙事可能还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加以更加深刻的呈现。此类生态叙事中，有不少作品只是单纯歌颂那些英雄或典型人物如何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更多考虑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不去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结果没有形成明确的生态聚焦、生态审美，从而导致其不能带来更好的生态启示。第二，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加以反思。原来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难以两全，现在我们相信可以两全其美，但是现实真的如此简单吗？斋藤幸平在《人类世的“资本论”》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一种“荷兰谬论”，即认为依靠经济增长和技术开发就能够解决环境问题，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无视环境问题的国际转嫁。第三，文学对现实终究是批判性的，但此类生态叙事放弃批判性，会不会导致其文学性的降低呢？值得深思。

三  、寻觅大自然的疗愈叙事

  新时代生态叙事的第三个维度是寻觅大自然的疗愈叙事。这与生态文学的兴起原因息息相关。生态文学兴起于工业时代，是工业化、城市化把人的生存之根从大自然中拔起的时候。千百年来，人类始终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与大自然耳鬓厮磨、血肉相连。可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降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远离大自然，生活于城市，过着日益标准化、机械化的生活。这种城市化的生活与大自然的生命节律背道而驰，城市人也很难得到大自然的及时安慰与有效疗愈。于是，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出现无法抑制的劳累、焦虑、烦恼、厌倦、抑郁乃至绝望的心理疾患，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渴望返回大自然，渴望回到乡村，回到大地的怀抱。因此生态文学对于城市人而言，就具有巨大的心理代偿性、抚慰性的作用，是疗愈城市人心理暗疾的一种文学灵药。与之相应，新时代生态叙事也出现了相应的寻觅大自然的疗愈叙事。

  其实，不少生态文学的先行者对此都是心有灵犀的。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曾写道：“对于那些因劳累过度或人情险恶而导致身心残破的人来说，大自然如同一剂良药，能使他们恢复健康。当商人和法官从闹市的喧嚣中脱身，重新看到蓝天与绿树时，他们便恢复了人的身份。在自然界永恒的宁静中，人又发现了自我。人的眼睛若要保持健康，就少不了地平线的存在。只要我们能看到远景，我们就决不会感到疲劳。”^②深受爱默生精神影响的梭罗则曾说过荒野里蕴藏着最后的救赎。美国作家约翰·巴勒斯相信自然之爱具有一种宗教价值，他还说圣人和虔诚的信徒都进入荒野去寻找上帝^③。约翰·缪尔则曾说：“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她不仅能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更能治愈我们的心灵。”这些先哲之言都蕴含着很深的生态智慧，值得聆听。英国自然文学家、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的《心向原野：自然如何治愈了我》、艾玛·米切尔的《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都讲述了融入大自然、治愈抑郁症的个人经历，英国精神病学家、科普作家苏·斯图尔特·史密斯则在《花花草草救了我》一书中记述了园艺活动安顿灵魂疗愈身心的过程。他们都是在印证着爱默生、梭罗、约翰·缪尔式的自然疗愈之感悟。

  无独有偶，散文家林语堂也曾提出著名的“大自然是疗养院”的说法，“大自然本身始终是一间疗养院。它如果不能治愈别的疾病，至少能够治愈人类的狂妄自大的病”。^④正是脱离了大自然的人，才常会夜郎自大，高张人类中心主义；如果人类能够再次接近大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就会不攻自破。

  近年来不少生态作家对生态文学的这种疗愈叙事是驾轻就熟的。出版社编辑给陈应松的散文集《朝向一朵花的盛开》写的推荐语是“和陈应松一起倾听大自然，慢慢唤醒源自灵魂深处的平静，重拾向光生长的勇气”，而他的散文集《神农野札》被视为“逃离城市，与乡野相约”的宣言书。阿来的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封面上赫然写着“人生如旷野，自由和答案都在风里”。刘亮程的散文集《在荒野》的宣传语是“乡村哲学家带每个在孤独中前行的年轻人远离喧嚣，回归自然，聆听万物，安顿心灵”。李娟的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的出版社推荐语是“真诚地贴近大地脉动的书写”。傅菲的散文集《客居深山》的出版社推荐语是“从生活的前沿战场退守，在大自然中感受生命真谛和时间流逝，触摸世界，找回真我，自然美学与生活美学交融，生命质感与生活质感交织”。安然则在散文集《独坐羊狮慕》中写到她的身心在羊狮慕获得了最深切最圆满的安抚和慰藉，她也希望读者能够从她的生态散文中获得这种精神疗愈。生态文学再次以精微细腻的审美笔触呈现了大自然的千姿百态，展示了大自然对都市人巨大的精神疗愈力量，这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的。

  新时代生态小说中也出现了各擅胜场的寻觅大自然的疗愈叙事。迟子建的中篇小说《空色林澡屋》中的皂娘，从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命运不济的底层妇女，遭丈夫抛弃，和威呼郎的婚姻也不得善终，孤身待在林场，经营空色林澡屋；但是那些到林中去的男人都愿意去她的空色林澡屋洗澡、倾诉，去洗涤身心，就像城市人到大自然中去接受身心的疗愈一样。因此皂娘在迟子建笔下其实是大自然的一种象征。陈应松的长篇小说《森林沉默》中的花仙子是寻觅大自然的精神疗愈的典型人物。她本来在大城市里攻读博士学位，在导师的影响下对咕噜山区非常感兴趣，渴望亲近自然。但是她的师兄牛冰攰人面兽心，诱惑她走向堕落，让她看清了城市人的丑恶，致使她患了抑郁症，还有幻听症、广场综合征，不想见熟人，不愿社交，只想孤身独处。而当她到了咕噜山区，融入大自然，与猴娃相亲相爱后，她的生命才焕然一新。南翔的短篇小说《红隼》也是讲述大自然对于人的疗愈作用。小说中患有自闭症的儿童豌豆因为细致地观察偶然降落到他们家阳台的一对红隼，与之亲密交流、对之悉心呵护，从而慢慢重获心理健康。而南翔的短篇小说《麻醉师臂上的金雕》则讲述了某医院的麻醉师徐经纶患有忧郁症，一次偶然机缘下结识野生动物康养中心的保育员朱朱，领养了一只弱视的金雕，结果在照顾金雕的过程中，两人产生感情，徐经纶的忧郁症也获得疗愈。肖睿的中篇小说《暖阳》讲述的也是都市家庭为了治愈孩子的自闭症到草原上，最终暖阳在花雕马和草原的抚慰下病症出现转机的故事。老藤的中篇小说《自愈者》更是把都市人寻觅大自然的疗愈叙事推向了最新的高潮。小说中的林晨是个高学历、在大城市工作的人工智能工程师，因为设计的机器人脱离控制而患上焦虑症，他的女助手夏至则患有抑郁症。林晨在他爷爷的建议下，孤身一人远赴黑龙江，到大兴安岭森林里过了一段自然诗意的生活，遇到养蜂女竹花，结果两人在大自然中相爱，焦虑症也不药而愈；但困守在都市的夏至却跳楼自尽，两相对照，令人唏嘘。这些新时代的大自然疗愈叙事深刻直击现代都市人的生活困境，不约而同地寄希望于大自然的疗愈，能够给现代人带来弥足珍贵的生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