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浩然去世的消息是在网上。看到纪念他的较权威文章是在《人民日报》副刊。文章有些暧昧，但是肯定浩然“是个好人”。

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也曾做过文学梦的东方，不可能不知道浩然。记忆较深的一件事是：上小学的东方听一个老师说，一夜时间就如如饥似渴地读完了浩然的《艳阳天》。可是，没来得及东方长大去看《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些东西就与浩然一起被时代冷落了。

如果说东方与浩然有什么历史渊源的话，就是1990年执演《金光大道》主要人物高大全那个演员的父亲，执导了东方与朋友们的一部游戏之作。1999年，东方遇到省作协副主席，以之探讨过浩然的问题。对方说：浩然毕竟是个受时代局限的人。

今天，用了差不多半天的时间在网上浏览了《浩然口述自传》。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坛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两部长篇代表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人后来曾以当时中国文坛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来称之。之后几十年对他的争议，可谓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查了一下网上的帖子。褒之者云：“再过30年，看得会更清楚，浩然来自人民，追求理想，历史会有公论！”贬之者云：“不过是一个贱骨头文人。”“一个犬儒主义的可悲代表。”较中性者云：一个悲剧人物,尽管才华横溢,作品也写得不错,但生活在一个悲剧时代,被肮脏的政治左右,他又能怎么样?怪只能怪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和他的那个烂婆娘!

口述自传中，浩然是这样出场的：“算卦的瞎子给我批过八字儿，说我生来命硬，克父母。母亲常常忧心忡忡地在父亲耳边唠叨，看咱这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是一个样儿吗？这么小的人儿，后脑勺这么平，头顶上的旋儿这么正，眉毛这么粗又这么黑，眼睛这么黑又这么亮，槽牙长得这么快、这么齐！……他准不是个平民百姓鬼魂儿托生到咱家来的！”结果，在他少不更事的时候，父母连续去世。

他的母亲是一位不甘心裹脚命运、追求自由和幸福、敢于出走逃婚的坚强农村妇女，与同样不甘心命运安排的父亲不期而遇。可惜那个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没能延续他们的美满生活，也没能使他有才干的父亲一展身手。后来，父亲为了搞女人被几个情敌弄死，成为他乡之鬼。浩然敢于面对这点，确实很难得。

看了《婚姻与爱情：几起几落》一章，有点替他苦涩。学艺时看上一个叫玉子的姑娘，却还是娶了那个童养媳“三角眼”。因讨厌的不行，没过几天（小，没知道办事）就休了人家。后来，看上了俊俏的村干部赵四儿，可人家父母看不上他；为了赌气就娶了杨老革命长得很一般也没文化的女儿。参加工作后，在“离婚风”的吹动下，特别是在受到一个叫做小秀的姑娘的主动攻击下，他决定同妻子离婚。而妻子一直用不愠不怒方式的感化他，在知道小秀“作风不好”之后，他又幡然悔悟。直至到北京工作并出名后，被一个叫小薛的年轻貌美的大学生追求也没动心。

东方觉得，浩然在感情生活上有些弱智，或者说原本就是农民式的幼稚。这也不能怪他，他生活并创作的那个年代，只能谈“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而不能谈爱情，这从他的小说中就能看得出来。他的作品只有阶级斗争，好像没多少男女之情。所以，他将这一章定为《婚姻与爱情：几起几落》其实是不太妥当的，因为他只有婚姻，好像没什么爱情；只有风波，好像没什么起落。1998年，他中风后就一直没能捉笔，而由别人代写，所以写得浅些，也能理解。再说，谁敢把自己的感情生活说那么透？如此说来，道出自己那段并不精彩的罗曼史，倒是浩然的勇敢所在。

“文革”把浩然推向权力高峰，也将他摔入人生低谷。尽管他一直不愿意做官，但还是做了北京的文联副主席，由于给江青做过几件事，差点被推向文艺部副部长的位置。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他也退出了政治舞台。后来，他到一个叫做三河的地方做了作协主席，并写了一部反映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苍生》，受到社会好评。据说，浩然一直不能接受“文革”是一场浩劫的说法。他坚持认为：“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他在大会上做检讨时，心态也是极为复杂的。下面是他说的一段话。

“我是怀着十分惭愧、十分感激的心情，出席这次会议的。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时期，我先在文艺思想上受了毒害。1974年叛徒江青向我伸出了黑手，又在工作上直接受到“四人帮”的利用，我写的一些文章和一些讲话，传播了“四人帮”反动的文艺思想，扩散了毒素，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十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我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而且错综复杂；这需要自己在领导和同志们大力帮助下，经过痛苦的过程，才能得到真正的清理。······过去的错了。如今要求我回答的是向党、向人民认错、改错。而最好的认错、改错，是拿出实际行动。我要跟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肃清他们对我的毒害，深入到农村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世界观。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把步子迈正，把创作搞好。······我是有信心的。这个大跟斗跌得很重，是损失，也是收获。如果能从积极方面接受教训，会成为宝贵财富，使我受用终生，我将变得聪明起来、坚强起来。光明的中国，自有每个革命者的光明前途。迷途知返，我要勇敢地前进！”

七十六岁的浩然走了。他的作品与思想已经凝化成那个时代的“标本”。 或许多少年之后，人们才会认识到他的价值，他的文学作品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研究。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是纯朴善良的；作为记录那个特殊年代的农村生活的唯一作家，他是幸运的；作为一个红极一时的政客，他是无奈的，或许是被动的；作为一个被利用了的文人，他是可悲的，或许是可怜的。然而，他毕竟做了几亿农民没做成的事儿，毕竟写出了几万文人没写出的书；毕竟没做许多政客都在做的肮脏事儿。

研究者陈徒手说：“如果我们能确切地理解浩然，可能我们也就理解了一大半的“文革”。一个历史人物在现场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浩然现象’属于那个年代，如果我们能把浩然的标本意义剖析清楚，那将对文革中的文化现象的理解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评论家张德祥说：“只要不怀着偏见，应当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他的作品一以贯之的是对农民传统人格精神的追求。我们不能超时代地苛刻作家。”

浩然口述记录者郑实说：“中国的文化中心一直在城市，他对城市文明是不接受的。浩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题目。他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那一代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极端际遇和左右人生、社会的种种荒诞因素。”

博主东方飞鹰说：“不要去随便指责和苛求一位去世的老人。仅仅作为一个作家而言，他的作品或许不够深刻，但是不失生动；或许不够客观，但是不失真实。在政治所允、才情所及、良知所使、感悟所至的情况下，他为我们记录了一段特殊的历史。”

走好，浩然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