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陆涛，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散文学会会员，省杂文学会理事。多年来，他长期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对各种文学样式有着广泛涉猎，在境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字4000余篇（部）500余万字，出版小说集《雪魂》、《中国古代私情命案演义》，散文集《生命标点》、《男儿有泪》，新闻写作文集《风中雨中歌唱中》，编写播出电视专题片10余部，编导大型文艺晚会2台。曾获全国好新闻二等奖（现为中国新闻奖）、国家文化部“群星奖”银奖、全国首届金融文学大奖赛一等奖、新世纪10年河北省散文创作“精品贡献奖”等媒体奖100余次。2013年12月，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其210万字三卷本《梁陆涛文学作品集》（散文卷《行走的江湖》、小说卷《雪魂·落雾》、纪实卷《眼里的世界》）近日，梁陆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戍边生活散记
梁陆涛
远方的风景
第一次出远门，是我穿上军装的时候。
记得那是一个无雪的冬日，落日斜射出柔柔的光辉，轻轻涂抹在兵站陈旧的建筑上。我和一群与我同样刚刚被批准入伍的新兵们一起，乘上北去的列车。早听说拉新兵的是一种“闷罐”。万幸的是，我们一拨儿走的新兵多，坐的是那种绿色的客车专列。一起入伍的大多是三里五乡的乡亲，许多还是同学、亲戚，一样皱巴巴的新军装穿在身上，一样一脸充满好奇与向往的神色，大家的话就特别多。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吵吵嚷嚷，仿佛冷水滴进热油锅，车厢里一片喧闹。有的离开县城时还泪水涟涟，这会儿却将与家人惜别的伤感忘在了脑后，神采飞扬，争先恐后，说亦忧嫌不尽意，放开粗嗄的嗓子唱起了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这沸腾的声浪几乎把整个列车抬起来。接兵班长一声不吭地斜睨着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新兵蛋子”，眉眼间挂着一丝冷冷的笑。
后来想起来，那几个接兵班长都很“鬼”。我们问他们是哪个部队，他们说是北京部队，驻地离北京不远。离北京不远是哪儿，莫非是张家口?有点地理知识的就问，接兵班长就露出一脸暧昧的笑，显得莫测高深。于是我们便都知道当兵去张家口。以有限的知识我知道，张家口与我的家乡在一个省，很近，心里就踏实得很。少年不知愁滋味，大家说啊唱啊，兴高采烈一夜无眠。当朝阳亮亮地照在大地上的时候，列车停靠在一个车站。从站牌上我们看到了“张家口”字样，心里便抑制不住一阵激动。这时班长喊:“下车!”我们吹呼一声，雀跃着去背背包系武装带整理行装。不料班长又喊:“不带背包。排好队，下车吃饭!”
吃过饭——那应当是早饭吧，列车又徐徐开动了，这时大家明白了，看来不是在张家口!列车飞驰起来的时候，车厢里安静了许多，我们把一双双好奇的眼投向窗外。窗外正是寒凝大地，荒山秃岭枯枝败叶，赛跑似地疾速向后退去。偶尔看见一棵歪七扭八的小树或是几户荒僻的人家，便有一阵悸动从我们心上掠过。人们脸上都挂着一个问号:我们的目的地在哪儿呢?
午后，我们在山西大同市吃过午饭，那列车又载着我们一刻不停地向北飞驶。听得出，列车是在不断攀升，车轮子哐哐当当的声音格外叩人心弦。车厢里静得鸦雀无声。接兵班长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头随着列车的晃动轻轻晃悠着，好像在做着什么好梦。新兵的心头却罩着一层浓重的阴影，谁都不说话，偶尔对视一眼，那眼中也充满着神秘和慌恐。好不容易，车停在一座荒岭下面，我们见有个老乡从车旁走过，便急忙打开车窗，七八个脑袋一齐探出去问:“老乡，这是什么地界?”“内蒙!”老乡头也不回甩过一句话，只顾走自己的路。我们全傻了。那时候，珍宝岛的硝烟刚刚散尽，中苏关系还十分紧张——我们这是去守边疆啊！那心一下便吊了起来，晃晃悠悠的没了着落。 当暮色降临的时候，车终于停在一个小站上。我们在班长的带领下，穿着棉衣棉裤绒衣绒裤皮鞋皮手套，戴着皮帽子皮护鼻，背着背包，向着黑黝黝的野外进发。我至今都不知道那天晚上怎么那么黑，天是黑的地是黑的我们像是被扣在一口黑锅里。远处偶有一点星星般的灯火闪闪烁烁，反倒给人平添了几分恐怖。大家谁都不说话，只是一个跟着一个走。寂静的山谷里，这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便显得愈加杂乱无章一下下敲击在我们心上。 那天晚上究竟走了多远我至今也没搞清楚。有时便觉得那条路蜿蜿蜒蜒跌跌宕宕无际无涯无止无境，我便是沿着那条路走过昨天走进今天走向明天。在这条路上我领略了边民的淳朴敦厚，领略了边防军人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品格，领略了边疆独特的风霜雨雪虹霓霞云。我用我年轻的身心去感受他们，用我稚拙的笔去讴歌他们。那热情豪爽的小伙，温柔多情的姑娘，善良忠厚的老人，那有着山一般背脊的边防战士，那穿越于崇山峻岭中的堑壕坑道，那令人情动的军营生活，还有肃穆端庄的边关冷月，热情坦荡的高原娇阳，莜面做出的鱼鱼、窝窝、栲栳，与人同食共眠的鸡、狗、猪、羊，需要凿大结满冰的井口才能放下桶去的深井，蹲下能露出脑袋的茅厕，以及远乡的幽静、都市的喧嚣、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成功时的亢奋、失意时的忧伤……潮涌般扑进我干渴的心田，镌刻出一道永久的风景。沐浴着这风景我成长成人成熟，坎坎坷坷潇潇洒洒走过20多年的风雨人生。如今，当我步入生命之秋，那风景却依然鲜活夺目，令人神往令人膜拜令人回味隽永。 呵，那远方的风景!
边疆旧事
1972年末的一个黄昏时分，运兵的专列把我们一伙子新兵从遥远的内地运送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甩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就只管“吭吃吭吃”走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跌跌绊绊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我们终于在一座温暖的小屋里歇下了双脚。一夜无梦。第二天走出门来一看，全都傻了。这哪是住房啊——几根歪歪扭扭的木杆子支起一间黄泥巴小屋，外间的房顶还塌了半截，豁豁牙牙地裸露着天空。想像中那整整齐齐的军营在哪儿呢？我们几个高中同学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
“这还不如俺们生产队的牲口圈哩！”我们悄悄地议论着，就有一点“悔不当初”的苦涩在心头游荡。后来才知道，因为一直在准备打仗，部队大都住在地下掘开式的“马架子”房里，团部、师部也还住在大山旮旯，我们这些新兵就只有临时借住民房了。大概因为风大天寒，当地的民房也大都是“掘开式”——在地上挖个方方正正的大坑做地基，土坯从坑里一直垒出地面一米多高，上面搭上木棍柴草，再用掺了麦秸的黄泥巴抹墙抹顶，房就做成了。这种房保暖没的说，就是太低矮了，我这个一米六的小个子进门时不小心还碰脑袋。因此这房子就列进了内蒙古的“十八怪”：老太太上房比鸡快。
新兵训练是很叫劲的，可训练之余大家还是争着打水扫地作内务作好事。那时候正是数九寒天，小村子里突然住了这么多兵，水井就忙活了。兵们给自己打水也抢着给老乡打水，那井台就日积月累成了一座“冰山”。井口在那“冰山”的挤压下愈来愈细，去井台打水，常常还得带个铁杵子，先把井口杵大了，才能把水筲放下去。新兵连的时候，我们这些“冰山上来客”就为了打个水，不知摔过多少跟头。好在天冷，穿得厚实，跌倒了一般也伤不着，爬起来就是了。倒是洗完了衣服往铁丝上晾晒时，一不小心湿手挨上铁丝，“哧——”一声，能把手上沾下一溜肉皮。
内蒙古“十八怪”里面，还有两“怪”。一个是厕所蹲下露脑袋，一个是老母猪睡觉扎腰带。当地农村的房子低矮，老乡家里的厕所更低。一米高低的土围墙，没有顶，里面还没有茅坑。平地上结满了冰，冰面上放两块砖头，大解小解就那样解决。小解好办，天冷，很快就冻住了。解大手怎么办？这就联上了第二句。当地老乡谁家都没有猪圈，大猪小猪就那么自由散漫着。每到夕阳西下，你就听吧，四处都会响起主妇们唤猪的声音：唠唠唠唠唠唠唠唠——，抑扬顿挫，唱歌似的，好听极了。只是我一直有点弄不懂：猪应该不是有灵性的动物，可不知道它们是怎样从那此起彼伏听不出多少差别的呼唤声中，准确识别出各自的主人来的。主妇们唤回猪来，喂一顿晚餐，用一根绳子拦腰拴了，系在小屋的柱子上，疯跑了一天的猪们就开始睡觉了。尴尬的事儿是在白天。我们这些新兵初来乍到，不懂规矩。蹲厕所解手时，常常要遭受猪的袭击。想想吧，你正在里面蹲着，猛不防拱进一只肥头大耳的家伙，哼哼着冲着你的屁股就伸嘴巴，有几个胆子还不给吓飞了？一开始碰上这情况，我们常常吓得提了裤子就跑。时间长了，渐渐也就长了出息。去厕所时手里提根棍子，那猪头在厕所口一出现，我们便挥起棍子叫嚷：滚、滚！毕竟是一间屋住着的，虽然老大不情愿，猪们还是很给面子，哼叫着退出去候在厕所门口。这一来，只要我们如厕解大手，门口就会出现一名忠于职守的“哨兵”，天天如此，风中雪中，从不间断，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紧急集合
军营生活中最刺激、最能体现军事特点的，恐怕莫过于紧急集合了。
我刚入伍那会儿，珍宝岛的枪炮声平息不久，北部边疆的战争气氛还十分浓烈，部队的紧急集合也就搞得特别勤。尤其是新兵连，紧急集合简直成了家常便饭，折腾得我们这些十八大九白天多事晚上多梦的小伙子成天紧张兮兮。
搞紧急集合一般是在夜间，而且多数是在黎明时分。常常集合出去几里地跑回来还能歪在背包上睡一小会儿“回笼觉”。想想吧，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哪个不是睡下醒不来的主儿？可偏要在你酣睡正浓的时候把你提搂起来，那滋味可真有点不好受。
不好受的当然还不止于此。练紧急集合是为了应付突然情况，说白了是为了紧急迎敌。灯是绝对不允许亮的，连手电筒火柴棍的亮光都不准有，军事术语叫作“灯火管制”，还不准发出动静。紧急集合号声一响，兵们只能在“暗无天日”的黑屋里屏声敛息响屁都不敢放一个，穿戴好衣服鞋帽打好背包整好装跑出门去集合。当然还有时间限制和质量标准。倘若为了抢时间把背包打松了，跑不了几步就会散架。那才好看呢，背包背不成了只有转到怀里用双手抱着，鼓鼓囊囊嘀哩嘟噜跑不起来看不见路能把你急得便秘。
因此，练习打背包就成了我们新兵生活的头一件大事。说起来三横两竖捆个背包也不算什么难事，可要摸着黑还要保证时间保证打得方正结实就不容易了。我们住的是民房，睡的是老乡的大土炕，一个班十来个兵挤在一起彼此都能闻见口臭。每晚熄灯前，我们按照班长教的方法，将背包带背包绳大衣绳以及脱下的衣服等应付紧急集合的一应物品放在身边固定位置，以便伸手可取。可小伙子们睡觉不安生，不是你踢了我就是我踹了你，睡梦中常把放得好好的衣服裤子背包带背包绳蹬挪了地儿。一吹紧急集合号你瞧吧，兵们全成了无头苍蝇，乱抓乱摸，找着了背包带找不见背包绳，一条裤腿筒上了却找不着另一条裤腿，急三火四摸过去发现原来在别人腿上筒着。还有把棉裤裤门“开”在后边的，有把两只鞋左右脚颠倒套上去的，要是在大白天看见了，准能把你笑岔了气。
我有个“发小”叫李平山，一块上学一块入伍新兵连我俩又分在一个班。平山在家是“独苗”，长得五大三粗，力气不小。上初中时曾经因为跟一个欺侮人的生产队长打架，被弄到台上接受全公社师生的“批斗”。只是手脚比较笨，因此最怵搞紧急集合。每天晚上睡觉前，他总要反复检查几次自己的衣物才敢放平身子，一付认真细致的样子。可他个大腿长，睡觉又不老实，一搞紧急集合总是缺这少那，手也忙脚也乱，嘴里还急赤白列地嘟嘟别人“慢点、慢点”。不想越急越乱，常常就把背包打成了“开花馒头”。
有一次新兵营搞紧急集合，我们全连带出去跑了二、三里路返回来，才见李平山背了“开花馒头”慌慌张张刚出了门。那时候就听说我们班长是干部苗子，干部苗子班长当然十分积极，什么工作也不愿落于人后。记得那天回到班里天还不亮，昏暗的灯光底下，班长那张瘦脸拉了老长。我们悄没声地把背包放在铺上，脱了鞋，盘腿坐在背包上听班长训话。平山拉了后腿，自然更老实，乖乖地脱鞋上炕，蔫头耷脑猫似地躲在人们身后大气不敢出。过了一会儿，我忽然闻见一股烧旧棉花味，不由得抽了抽鼻子。转身看看，新兵们都在抽鼻子。副班长刚问了句：“谁的被子烧了？”就听身后李平山“哇——”地一声，跳起来“扑通扑通”两只大脚片子乱踩一气。原来，平山心情不好又困得不行，猫在炕脚头偷偷抽开了烟，掉落的烟灰把褥子烧了个窟窿。
忙乱过后，班长粗腔大嗓地吼道：“李平山，你……你出去！”那时正值隆冬，黎明时分，室外气温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平山哭丧个脸出溜下炕，穿上大头鞋，整整军装，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脸悲壮地推门走出去。等班长训完话我们走出来，平山正在门外空地上吭吭吃吃地转着圈跑，头上蒸腾着白蒙蒙的热气，地上扔了一堆长长短短的烟头……
这时，东方的天空已经亮了，“白毛风”啸叫着，吹得人直噎气。
饭堂广播
我刚当兵那会儿，北部边疆的形势还十分紧张。为了备战和保密，部队按照“散、山、洞”的要求，全都分散在山沟里居住。一个团方圆上百里，连自为战，几间“马架子房”，就成了一个小社会。没有高音喇叭，全连官兵的起居行动就靠一把号。别的场合好办，可进了饭堂没有收音机没有音乐当然更没有电视机又不许随便说话，兵们就觉得憋闷。那时候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特讲占领阵地，一日三餐这“阵地”自然不能白白丢掉。于是，不知是哪位高明的领导便创造了“饭堂广播”。
所谓饭堂广播，就是有人在吃饭时给大家读读稿子。先是读报纸、文件，后来便写了稿子念。每每训练内容转换，碰上大的政治学习、批判运动什么的活动，各班便写稿件当众宣读。那稿子五花八门：学习心得、读书体会、影评书评、批判文章，还有什么决心书、表扬稿，甚至个人检查等等。内容没人认真，形式也不讲究，只要有人站在那儿朗朗宣读，让人们在一片咀嚼声中听到一点人的声音就足够了。不过话是那么说，可毕竟沾了政治工作的边，新兵们便很踊跃。为了解决争端，连队只好采取“轮流坐庄”的办法，按战斗班排序轮流“值读”。
那一次轮到我们班饭堂广播时，连队正进行重机枪第四练习的实弹射击。吃早饭时，班长把任务交给我，让我上午打完靶把稿子写出来，“写漂亮点儿，震狗儿的一家伙”。我们班前三个练习打得不错，班长正在兴头上。班长是连队内定的“干部苗子”，啥事也不肯落于人后，只是不识几个字。我是连队公认的“秀才”，写篇饭堂广播稿是雕虫小技。我答应下来，便去参加实弹射击。前三个练习我是全优，第四练习我早已成竹在胸，便没怎么太在意。谁知“大意失荆州”，事到临头却出了岔子。
重机枪第四练习打的是6个全身靶。一声哨响，前方不远处6个靶子整整齐齐列队，射手要按照顺序击发，在规定时间内依次平扫过去。击中5个靶为优秀，击中4个靶为良好，击中3个靶为及格。因为子弹是横扫而过，所以固定重机枪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程序是一套规定动作。当连长发出“占领阵地”的指令时，射手扛枪身，副射手扛枪架，护板手扛护板，子弹手提了子弹盒顺序进入射击位置，架枪、固定、装弹、粗略瞄准，要在规定时间里完成全部规定动作。然后由射手报告：射击准备完毕，连长下达射击命令就可以开射。偏偏那天给我担任副射手的是我们副班长，兵虽然老，可一上阵地就紧张，一紧张就出了岔子——忘记为我固定枪的高低机手柄。结果，只听一阵高山流瀑似的枪声响过，我打出的30发子弹呈一条斜线上了山顶。连长气呼呼地冲过来，朝我撅着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你他妈的，想打飞机了是不是！”
我脑袋“轰”地大了几圈，木然地站起身，连射击完毕都忘了报告。报过靶来，还不算太惨，击中3个靶子，可凭我的实力，我是稳拿优秀的啊！就这一下，全优是泡汤了。我晕头涨脑地回到宿舍，心里像塞满了猪毛，乱极。可光顾生气了，竟把班长交给我写饭堂广播稿的任务忘了个一干二净。那天吃晚饭时，全连分班围蹲在地上，只听见一片咔嚓声响，第一次没人读稿。我一直低头耷脑往嘴里扒饭，对大家的惊讶一点都有没察觉。等我醒悟过来，已经吃完饭走出了饭堂。回到班里，一看班长那张黑虎着的脸，我便觉得不妙。原来刚撂下饭碗，班长便被指导员叫起撸了一通。没说的，这顿骂是少不了的。我硬着头皮坐在马扎上，低下头一声不吭。不想，班长只喘了口粗气，淡淡地说了一句：“扯淡！不就是篇饭堂广播稿吗，没劲！”便没了下文。我望望班长，突然觉得眼窝一阵发热，起身跑到连队背后的山沟里，面对空旷寂寥的群山放开喉咙嚎啕大哭起来……
20多年后，当我把这段故事写进我的一部中篇小说的时候，一些年轻的军人看了忍俊不禁。我认真地向人家说，你别笑，那时候的兵就是这个样儿。
山岗上有棵小白杨
“一棵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卫着北疆……”和朋友们欢聚，我特别钟情这首《小白杨》。喜欢听朋友们唱，自己也喜欢唱。水平说不上，可绝对投入。
1973年初新兵下连，我被分在机枪连，扛上了重机枪。因为总在准备打仗总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大战，所以连队就常年住在“阵地”上。我们的阵地是一座当地最高的山峰，名叫脑包山。山顶上一条条堑壕坑道连着一个个明碉暗堡，钻到山里头你会觉得，仿佛整座山都被掏空了。我们机枪连的营房就扎在这脑包山的半山腰。
其实，与其说是营房，倒不如说是“地窖”更恰当。山坡坡上挖个坑，三角架撑起来，上面搭上荆芭，盖两层油毡，糊上沥青泥巴，那就是我们一个班战士的宿舍。时间一久，房顶上落了草籽草籽在泥土里生根，那房上就长满了杂草。别说是空中侦察机，你就是在山坡上走，一不留神都会踩到我们的房顶上。每天每日，我们就在这“地窖”里爬上爬下，学习训练吃喝拉撒。风和日丽的天气还好说，赶上下雨天，屋外大下屋里小下，屋外雨停了屋里还在滴嗒个没完没了。冬季就更难过了。连队烧不上好煤，炉火自然不旺，满屋除了火墙有点温乎劲儿，简直就像个冰窖，靠山坡的后墙上还结着一个一个的冰疙瘩，像麻风病人的脸。兵们晚上睡觉，身上盖了棉被皮大衣，头上还捂个皮帽子。如果忘记将湿乎乎的毡鞋垫从大头鞋里取出来焐上，早起都可能冻得穿不上鞋。
从连队住的山坡上下来，是一条部队驻扎下之后才修的马路。那马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蜿蜿蜒蜒，往北爬上一座山包，往南拐到了山的背后。马路这一侧，是我们的操场。过了马路，就又是一座山岗了。就在那座山岗上，难得一见地长了一棵树。树很小，两米多高，胳膊粗细，是一棵白杨。听连队的老兵说，1969年部队刚北上时，那棵小白杨就那样，两米多高，胳膊粗细。树小，树冠就小，树上的叶子差不多一片一片都能数得清。可别小瞧了这棵小白杨，在四周光秃秃的山岗上，她可是我们连队一道最美丽的风景。我们从外面回来，不管是坐车还是步行，只要一翻过山梁或者转过山口，一看见那棵小白杨立时就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就有了一种亲情在心头荡漾。
那时候我们都是些十八大九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远离家乡远别亲人来到塞外当兵戍边，周围几十里不见人烟，茫茫群山里除了我们这些兵们，小白杨便是我们心目中唯一的生命，是我们的“家”的象征。我们连队的操场与小白杨隔路相望，小白杨周围的山岭沟壑，到处都是我们练技术练战术的训练场。训练之余，兵们都喜欢跑到树下坐一会儿。晚饭过后，那里也是兵们谈天吹牛想家写家信的地儿。兵们有了什么想不开的事儿有了什么矛盾问题，指导员排长班长会找到你说，吃过晚饭在树底下等我。来了照相师或者谁找来一架照相机，那棵小白杨就成了全连战士争相借用的布景。你一张我一张大家合着再来几张，东西南北上上下下各种角度，把小树的“隐私”全都曝了光。即使晚上站岗，月影中望见那棵小白杨，空寂的大山也就没有那么阴森可怖了。时间久了，我们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小白杨树其实就是我们连队的一员，是我们连队的一个兵。啊不，她是扎根在北疆的一个忠实的哨兵。我们还没有来时，她就在这儿站岗了；我们走了以后，她仍然要在这山岗上孤寂地不知还要站多少年。
大约是在那年冬天吧，我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别特别冷。一位来自华北平原的年轻人就在那个冬天里倒下了，他是我们的一位排长，高高的个子，很英俊的。排长患了肝病死在师部医院，他的父亲和他的年轻的妻子来到部队，想把他的骨灰带回老家。但是，排长在临终前留下了遗嘱，他要求把他的尸骨埋在那个山岗下面，他要永远与那棵小白杨朝夕相伴。战友们说服排长的家人满足了他的遗愿。那是一个阴冷阴冷的日子，兵们在小白杨树下面的半山坡上，费了半天劲挖出了一个深深的大坑，把年轻的排长葬在了那里。从那以后，我们觉得那棵小小的白杨树好像真的有了生命。
后来，我离开了连队，再后来，我们连队也离开那里搬进了城市。只有那棵小白杨还站在那座高高的山岗上，和我们年轻的排长风中雨中日日夜夜相依相伴。
穿上军装去开荒
我入伍的时候，正是“文革”后期，十年动乱给老百姓带来的恶果，那就是全国到处都在饿肚子。我的家乡在农村，就是种粮食的，可打下来的粮食交了公粮交了“爱国粮”分到个人手里已所剩无几。乡亲们靠着豆腐渣粉条渣红薯棒子面掺和着勉强度日，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还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好不容易穿上军装“吃皇粮”了，偏偏我们机枪连原来的连长指导员不安心戍边，把连队折腾了个“钱粮双亏”。赶上我们这一拨儿可惨了，陈棒子面窝头小米饭算好的，有一天一粒粮食都没了，从早到晚三顿饭吃的全是土豆。来连队视察的团长看我们实在可怜，回到团部特从军马所批了3000斤马料让我们度难关。
马料毕竟是有限的，全团吃不饱饭的也不只是我们一个连队。一天5角钱的伙食费，用到我们这些一顿能吃六、七个馒头十五、六个碗口大包子的兵们身上，委实是少了点。没别的办法，连队党支部就动员我们发扬当年的南泥湾精神，利用课余时间开荒种地自己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部队驻地属于高寒地区，一年的无霜期只有100天左右。农作物品种单调，基本上就是“一土二洋”——土豆和圆白菜，而且产量很低。好在连队驻地出去十几里几十里不见人烟，到处都是沉睡着的处女地，还不存在归属问题，只要有时间，扛了家伙去开，广种薄收就是了。于是，从5月份土地解冻开始，连队上下就掀起了开荒种地生产自救的高潮。
驻地房前屋后道路两旁训练场周围的山坡地，各班都争着去开。连里为了避免纠纷，就实行“分田到户”，把地块划片分到各战斗班自主经营。因为有水井有厕所浇水施肥方便，兵们就在连队旁边种小麦种豆角种一些需要浇水的蔬菜。连队住在山沟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如今四处可见的歌厅舞厅酒吧聊吧可打发光阴，业余时间有的是。一早一晚星期天节假日，除了操课，“责任田”就成了兵们的唯一去处。我们在这从未有人光顾过的处女地上烧荒开地耕耪犁耙播撒种子，年轻躁动的心里就有了一点成就感。连队旁边的地开光了，我们又四面出击，向附近的山坡进军。我们班长是个细心人，看看周围没多少地了，一个人悄没声地翻过山梁跑出去五、六里地找到一块可开垦的土地。到了星期天，他就带上我们扛了家伙去开荒，在那里种了一大片土豆。秋高气爽的七、八月份，一坡的土豆长得葱茏茂盛，土豆叶子在太阳底下闪着幽幽的光泽，远远看去就像是在山坡上铺了一块墨绿色的地毯。秋收季节，我们班一下子拉回来几麻袋圆滚滚的土豆，把全连震得一愣一愣。
后来，我调离连队到机关做新闻报道工作，有机会经常到连队采访才知道，那时开荒种地搞生产的可不仅仅是我们一个连队，全团全师都在开荒，师长团长都有自己的“自留地”。而且还把能不能种好地与能不能扎根北疆安心戍边联系起来，在政治上上了纲上了线，就更马虎不得。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也就是在那会儿，跟我们机枪连一梁之隔的炮连指导员，从河北老家带来大白菜种子，在边疆的荒山野岭试种成功了内地的大白菜，以后又带动全团全师打井找水种起了大棚蔬菜，把当地人从没见过的茄子青椒黄瓜芹菜西红柿等各种新鲜蔬菜，种出了一片灿烂。这正应了一句名言：人民群众里面有政治。当初我们这些小兵们为解决自己的肚子问题而开展的“生产运动”，被领导慧眼识珠高度提炼成了一块闪闪发光的“金疙瘩”。炮连的指导员也成了名扬军内外的典型，立了一等功，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进了北京进了中南海进了人民大会堂。总部组织“三北”军区在我们部队召开了现场会，新华社记者写了内参，《解放军报》发了头版头条，八一电影制片厂来拍了电影，我组织拍摄的15分钟文学专题片《扎根曲》，还在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反复播放。我记得我只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短短10年。可是，我却觉得那10年仿佛耗尽了我全部的精血。从那时候起，边疆的山山岭岭就凝固在了我的记忆中，成了我一生一世的牵挂。
带着敌情练兵
新兵下连后第一次集合，五大三粗的一排长虎彪彪地站在队前，嘶哑着嗓子给我们训话。讲了些什么大多已不记得了，可有一句话却牢牢铭刻在了心上。他说，当兵的，开的是打仗铺，卖的是子弹头，脑子里时刻都要有敌情观念要带着敌情练兵。我们驻防的乌兰察布盟与蒙古交界，蒙古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那时候中苏交恶正剑拔弩张，首长给我们作动员时说，苏军在中蒙边界至少放了三个摩托化步兵师。中苏一旦开战，茫茫草原几乎是不设防的，三个摩步师眨巴眼功夫就能杀过来。我们师是首都北大门的第一道防线，任务据说就是要严防死守，能多顶一会儿是一会儿，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尽量给后方军民多争取一点时间。话已经说绝了，谁还敢不把练兵当回事！
那时候，步兵部队的训练大体就是一个路子。先是队列后是技术最后是战术训练，战术训练又要从单兵战术到班战术到连战术再到团战术，最后拉上炮装工坦通部队一起上场搞一次联合演习，这一年的全训就算圆满结束了。俗话说，紧步兵慢炮兵，吊儿郎当机枪兵。重机枪不能上刺刀不能一个人提起来跑，机枪兵就比步兵少训练一项刺杀一项跨越障碍和五公里越野。可我们连长是从步兵连长交流过来的，拿出训步兵的作风来训机枪兵，把我们这些新兵整得那才叫苦！练一步一动拔正步，两条大腿肿得晚上上不去床；背包带拴在树上没白没夜练投弹，练得胳膊拿不动筷子。
边疆的夏日是最美的。碧蓝碧蓝的天，洁白洁白的云，清冽冽的风儿铜铃般脆响着拂过，吸进肚里仿佛五脏六腑都被过滤了一遍。山坡上草绿了花开了，紫色的狼毒火红的山丹粉白的野菊团团簇簇，醉人的清香就在这花团锦簇间奢侈地漫溢着。遗憾的是训练太紧张了，紧张得我们全没了欣赏这美景的兴致。而且越紧张越乱，越乱越闹笑话。有个新兵人高马大的，平时走路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可上了训练场就出洋相。全连整整齐齐走队列，连长“一二一、一二一”喊得带劲，他偏给你伸左胳膊抬左脚伸右胳膊抬右脚，整个一顺拐。连长让他出列当众作踏步表演。这伙计就那么大大方方地面对全连顺着拐地“一二一”，怎么也纠正不过来，一连人笑疼了肚子人家却是一脸的无辜。气得连长没法，下课后罚他在那儿一个人练。伙计也不知练了没练，第二天一上训练场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我们班的四川兵李建军在家是赤脚医生，个小不说，干巴瘦，两条胳膊麻杆似的，舞弄舞弄注射器酒精棉球什么的还行，30多斤重的重机枪枪架要一只手上肩可就难为他了。每次轮上他担任副射手，他手脚并用憋得脸红脖子粗也难把枪架送上肩。我们就帮他说情，说让他只当护板手弹药手不行当当射手扛扛枪身算了。班长不干。班长说你们心里没有敌情。打起仗来副射手牺牲了他李建军就干看着顶不上去？话说到这份儿上想想也是，兵们就不再说话。可苦了的是建军老兄，胳膊挨了多少磕肩膀脱了几层皮那就没法说了，光咬牙瞪眼闹得牙龈和双眼成天都充着血。
比较而言，分到连部的新兵就轻松多了，但要分到连部当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军械员什么的那得有先天条件——长相好，用现在的话说，得是“帅哥”。四川“小帅哥”小何一下连就安排当了司号员，参加团里集训回来，成天提了把亮闪闪的小铜号在山坡上“嘟——嘟——”地练。小铜号的手柄上还拴了块红绸子，红绸子“噗啦啦”地迎风飘动，像在太阳底下跳动着一团火，牛气得很，把我们这帮新兵眼气得要死。可没几天就听说老小子出毛病了——天天鼓着肚子练拔音，不知那股气走岔了地儿吹出了疝气。而且据说幸亏送得及时，再晚一点，老小子那东西就废了且还有生命危险。这一来，新兵们再也没人羡慕连部兵了，连部想从新兵中重新挑一个司号员，挑谁谁都不去，一直到我第二年离开连队，我们连队的号还一直是原来那位蒙古族老司号员在吹。那老司号员的号吹得也真叫好，轻轻松松一亮相，“哒嘀嘀哒——，嘀哩哒嘀——”一阵悠扬的号声响过，边疆的山山岭岭就陡然生动起来，仿佛一下子注入了鲜活的灵性。
野营记事
1973年冬天，我们部队拉出营区进行野营训练。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寒区部队的野营训练大都是安排在最寒冷的季节。听老兵们说，七0年冬天，全军开展千里野营大拉练。他们在翻越大青山的灰腾梁时，有好几个战士给冻掉了鼻子。老兵说得很认真，我们听得心里直发毛。因此上路的时候，大家就做了充分的准备。棉衣棉裤大头鞋皮大衣皮帽子皮手套，该穿的穿了该带的带了，还特意在帽耳朵上装了护鼻，生怕真给冻掉了鼻子。
一上路，我们才发现上当了。新兵们穿了那样一套行头背上还背了个鼓鼓囊囊的背包，一个个笨拙得赛过狗熊，走路都困难，更别说处理情况了。可偏偏一路上“情况”还特别多，一会儿是“敌侦察机”过来了，一会儿是前面的山头被“敌人”占领了，一会儿又是与“敌人”抢速度全体急行军，把我们折腾得汗水淋漓棉衣都溻透了。特别是进行15里地强行军，真格一个全副武装长途赛跑。那些老兵倒是猴精，个个只穿了绒衣绒裤，走起路来轻巧得多，简直就是“游哉悠哉”了，恨得我们牙根疼。人家还说这是关心你们，你们新兵蛋子细皮嫩肉的真给冻坏了可没法向你们的父亲母亲未婚妻交待。
野营拉练是军事行动，很讲究保密的，要求晚上不出亮白天不出声。这样，平时号令官兵的军号就用不上了。部队的通信联络，晚上靠的是一只小喇叭长长短短急急缓缓地吹，白天用两只小旗子上下左右比划叫作打“旗语”，大部队就根据这喇叭和旗语发出的指令来行动。连队把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临行前让我先参加了培训，掌握喇叭和旗语的使用要领。上了路，腰里一面插了两只小红旗一面挂了一只小喇叭，再加上水壶挎包左右交叉，方方正正的背包稳稳地贴在背上，不用照镜子，肯定是很英俊潇洒的。用现在的话说，真格一个“酷毙”了！可我光顾臭美了前面打了旗语竟没有看见。多亏我们班长跑过去拽了我一把，才没误了大事。
正是“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季节，乌兰察布草原撕下了它温情的假面，没有了蓝天白云，没有了草地牛羊，尖叫着的“白毛风”把天和地搅成了灰蒙蒙一片。这种天气是不能露营而居的，晚上我们就住了民房。当地农牧民没有煤，不用炉子，睡的是那种“连锅炕”，土炕前面支一口大锅，连作饭带烧炕取暖。我们不在老乡屋里作饭，冷灶凉炕是没法睡觉的，老乡就给我们烧干锅。那是一种我从未经见过的取暖方法，事后我每每想起都会有惊心动魄的感觉——黑洞洞的屋子里，干牛粪塞进灶膛里不停地烧，一直把那口大铁锅烧得赤红赤红。红红的铁锅里发射出一股一股干扑扑的热气直冲上屋顶再漫散开来，只一会儿功夫，满屋子便都热烘烘的了。就在这暖暖的氛围中，我们安然入睡。
经过三天的拉练，到达了这次野营的终点——大六号。大六号是座落在乌兰察布草原深处的一个小镇，因为接近边防，这里的民兵训练搞得非常好，好像还是北京军区的典型。住下之后，大六号民兵营为我们表演了一场出色的军事演习，然后又组织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地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不是亲眼所见，谁都难以相信，在这一马平川的茫茫原野，地下竟藏着一座设施齐备交通便利的长城！地道里面，屯兵室卧室食堂会议厅样样齐全，还有游泳池和澡塘子。我们跟在一位女民兵后面，走入迷宫似地转来转去，眼都晕了。等我们刚走出地道，二班的老兵老孙神秘兮兮地跟上来，一惊一乍地说，嘿，你们看见了吧，会议厅里有一男一女正搂着亲嘴呢。大家就一叠声地嚷，你小子为什么不早说，早说了咱就不出来了。
正要吃晚饭的当口，紧急集合号突然响了。营长说，团首长要求我们半夜12点前全部归队，接受紧急任务。乖乖，90里路，6个小时强行军，这不是要人命吗。各连队做好的饭也顾不上吃，纷纷拔锅撤灶，揣上那半生不熟的烙饼饺子，一边跑一边往嘴里塞点填填肚子。那纯粹是一场体力和毅力的较量。疾速前进的队伍几乎听不见人声，只有杂乱的脚步声马蹄声如潮水般席卷而来席卷而去。兵们把全部心智与精力，都用在了两条愈来愈沉重的腿上。一开始，大家还能跟上，慢慢就散开了。六七百人的队伍，沥沥拉拉地，羊拉屎一般，在无际无涯的暗夜里散出去好几十里路……
我那遥远的“南京路”
新兵下连，老兵过年。1974年春节前夕，新兵陆续下到连队。可是因为数量太少，我们班一个没分到，已经是入伍第二年的我们哥5个还得接着当新兵。好在这一年部队全训结束，全团连队大部分转入施工生产。几个还住着“马架子”的连队，受到上级的特别关照——自己动手盖房解决住房问题，机枪连的任务是负责运输建筑材料。跑运输不像训练那样紧张，尽管累一点，可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最富余的就是力气。尤其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当兵前几乎没坐过什么汽车的人，听说今后每天都有车坐了——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全团就只有一大一小两台车呢——那个高兴劲儿，个个走路都踩着鼓点。
保障我们搞运输的是师炮兵团的运输连，几台拉大炮的嘎司六九，天天拉着我们跑来跑去。为了登车方便，连队搬进一个小村子，以班为单位分散居住在老乡家里。我们班的居住地是个大院，六七户人家都姓边，人称边家大院。搬来没几天，副班长一个同乡战友来串门儿。我看他跟副班长神神秘秘地嘀咕着挤眉弄眼，就有些好奇。那老兵眼一瞪，新兵蛋子，见什么都好奇。我说你们班好福气，驻进了“南京路”。“南京路”？什么“南京路”？我更摸不着头脑了。以后你就知道了，老兵一脸坏笑地撂下一句话扬长而去。边家大院家家都是土房土墙大土炕，哪来的什么“南京路”，莫明其妙！
然而慢慢地，我看出了点“猫腻”。
边疆地广人稀，虽然生活条件差点，可民风纯朴思想开化近乎天然。尤其是那些姑娘媳妇，见了当兵的常常就“热情”得让你受不了。兵们更不用说，20郎当岁，正是白天多事晚上多梦的年龄，一下子扔到边疆的荒郊野岭，白天兵看兵夜晚兵看星，见了老母猪都是双眼皮。有人就说嘛，“当兵三年，老母猪赛貂婵”。好不容易驻防到了农村，看见那些正当妙龄的姑娘媳妇眼都直了。可当兵的不准在驻地搞对象，这是一条“铁律”，据说是上了总政治部文件的。因此，只要在农村驻防或是有机会与驻地女青年接触，纪律教育的第一条就是管住自己的裤腰带。可教育归教育，年年老兵复员，年年有把驻地姑娘领走的，而且出事的还大多是些班长骨干。我们班居住的边家大院，六七户人家老老少少大概有三四十口子人，女孩子多，且都会打扮，个个靓丽妩媚妖冶风流，袅袅婷婷风摆杨柳般从大院走过，大院里立时就扬起一道迷人的风景。步兵一连在这儿驻防时，不知是哪个坏小子给这边家大院送了个“XXX的南京路”的雅号，把这边地小院与大上海的南京路联系起来，边家大院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据说前几年边家大院年年都有姑娘跟复员兵跑了的，就在我们进驻之前，还有一个姑娘刚被一位复员兵带回包头市郊区成了亲。而且我们住下不久，这个胆大包天的复员兵竟然还大模大样地带新婚妻子回了一趟娘家，把我们连长指导员气得一愣一愣。
后来我想，当时连首长把我们班安排在边家大院住大概也是经过考虑的。我们班七个兵，班长是“干部苗子”，正好需要在复杂环境接受考验；副班长是个大大咧咧而且长得黑不溜秋的小个子，好像也能让领导放心；剩下我们哥儿5个，三个四川兵两个河北兵，长得高高低低参参差差全是上不了台面的，况且新兵离复员还早就是有了贼心也还没有那个贼胆，多吓唬吓唬全齐了。我们也真让领导放心，天天穿着露着棉絮的棉衣开了档的棉裤去跟车，回来除了打水扫地几乎就足不出户。不过细心人还是发现，兵们晒被子多了，而且晒被子时还总是遮遮掩掩地好象怕人看见。每每这时，大院里的姑娘们便会倚在门口，漫不经心地做着针线活，望了我们吃吃地笑，笑得人浑身躁热脑袋发晕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
那年秋天，我调离连队离开了边家大院。年底，我们连队的营房盖好以后也就搬走了。二年以后我提了干，为了改一件旧军衣我专程回了一趟边家大院，却不料大院里已是物是人非。当年那几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姑娘早已嫁作人妇，而且除了一个嫁在本村外，其余的还是跟着复员兵远走高飞了。有的去了山西，有的去了包头，还有的去了四川和安徽。我那曾经朝夕相伴的战友，也已各奔东西天各一方从此再难一见。面对这“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我心中的“南京路”，不知怎的，我竟然莫名地生出了几分惆怅几许感伤。那天，就在边家大院门口的石头上，我独坐了很久很久……
与鼠同居
我在内蒙古当兵的时候，中苏、中蒙关系还处于对峙状态，我们这些兵就有了浓烈的戍边味道。军营贯彻“散、山、洞”原则，分散依山而建，掘洞而居，走路时一不留神就会踏到人家房顶上去。好在内蒙古高原干旱少雨，这种“穴居”式建筑于人倒无大碍，不习惯的是那些祖祖辈辈居住在当地的田鼠。
当地的田鼠个头很大，尺把长的常见。兵们住下以后，盖房开山打洞，荒寂的山沟就热闹起来，悠闲自在我行我素惯了的鼠们就有些不习惯了。我在师政治部当干事那会儿曾闹过一次鼠乱，饭堂粮库办公室宿舍成天都有老鼠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雪白的大米常常要混杂一些黑色的“米粒”，调皮的小耗子有时就把面袋咬破了钻进去，在里面折腾够了爬出来整个变成了“白鼠”。我当时住在宣传科仓库的外间，宣传科仓库没别的，堆满了书。每每夜深人静，便能听见鼠们的一双双利齿在书页间游走，那“咔嚓咔嚓”的声音常常伴我读书写作到东方欲晓。有天深夜我正在看书，一只尺把长的老鼠挺着肥胖的身子从仓库走出来，旁若无人地爬到痰盂上，低下头贪婪地喝起水来。这家伙看来是吃干的太多渴坏了，我跺着脚吆喝它半天它理都不理。等我找了根棍子去撵它，它却不慌不忙地跳到地上，仰起尖嘴心满意足地打个饱嗝，慢条斯理地走了回去。
在边疆军营里，能够与人同居一“穴”的只有鼠类，因此，我们对鼠们一直持忍让态度。可这些家伙得寸进尺，太猖獗了，全不把我们这些军营男儿放在眼里，有时就超过了我们的忍耐限度。有一回，政治部集体买了一大包鼠药，库房宿舍墙角旮旯凡有鼠迹的地方全都撒满了。果然就打掉了鼠们的威风，鼠很快就绝迹了，偶有一只半只从房前屋后走过，也是东倒西歪半死不活像个醉汉。宣传科几个年轻人大呼小叫着，把“醉汉”捉了。等到夜幕降临，将“醉汉”身上浇了汽油，划根火柴扔过去。那“醉汉”便忽地一下清醒了，飞快地“吱吱”叫着在房前空地上转圈圈，像个火球滚来滚去。
后来，政治部食堂养的那口大肥猪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了。一开始，我们一伙年轻秘书干事还挺高兴，以为这下肥肉片子该可劲吃几顿了。接着却听人说，这猪是在垃圾堆里吃了死老鼠中毒身亡，而且那老鼠药很厉害，俗名“药三代”，人吃了死猪肉也是难逃一劫的，大家吃肉的热情便陡然冷了下来。不过，政治部养口肥猪也不容易，平白扔了食堂的同志们也心疼。就拉了块猪肉，送到山下市区去化验了一番，证明确实有毒，才忍痛割爱，把那口死猪深埋了。
这以后，就没有人再药老鼠了。我们穴居的营区里老鼠又日渐多起来，昔日人鼠同居的状况又慢慢有所恢复。后来师机关盖了新大院，司令部、政治部搬到一起同吃同住，我们告别“洞穴”搬进了水泥地面带走廊带卫生间的营房，也告别了朝夕相处几年的鼠辈。记得搬家那天，当我们走出“洞口”回首向居住多年的宿舍告别时，却见宿舍门口不知何时趴了好几只老鼠。鼠们把一双双小眼睛一眨不眨地望过来，尖嘴巴“唧唧”地轻叫着，像在向我们行欢送礼。
忘不了边关那弯冷月
屈指算来，离开我生活了10年的边疆军营已经整整20个春秋了。我仿佛早已习惯并沉迷在了内地大城市的喧嚣嘈杂灯红酒绿之中，那商场中的斤斤计较人场上的虚假伪善官场中的尔倾我轧情场上的急功近利，早已把我变成了一个和这座城市和周围的人群一样浮躁不堪的人。但是，20年前边疆生活中那种天籁般的素朴纯真和带给人心灵上的澄澈与宁谧，却一直在我心的一隅窖藏着。她就像一坛窖藏着的老酒，年代愈久远愈有一股浓浓的醇香不时飘散出来，让人在似醉非醉之间甜甜地回味。
记不清有多少个风清月朗的夜晚，我背了枪像个幽灵似地在边疆的山岭上游荡。听不见人声听不见鸟鸣，空旷的四野一片寂静。一钩弯弯的冷月挂在高高隆起的山脊上，那弯月瘦瘦的，瘦成了一把用旧了的镰刀，无言地收割着戍边军人淡淡的乡愁；那弯月颤颤的，颤成了一条扁担，一头挑着军人的故乡，一头挑着边关这孤寂的夜晚。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边防军人的生活是那种近于残酷的艰苦。这种残酷并不仅是指吃住行的不便训练施工生产的疲累，它更多地则是表现在戍边军人对故乡对亲人对父母对妻儿那种无以言说的思念与牵挂。那种思念与牵挂的刻骨铭心，不是身临其境那是永远都无法体会的。
那时候，义务兵三年是没有探亲假的，也没有如今这样发达的通讯设施。三年，将近1000个日夜，戍边军人与故乡与亲人的联系就只有那一片小小的信签。虽然没有“烽火连三月”，但“家书抵万金”却是千真万确的。兵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数着日子，等待着那个难得的探亲假。有的也就那样无望地复员了，来的时候什么样走得时候还是什么样，除了那一身穿旧了甚至已经打了补丁的军装，除了心中多了一份对边疆对战友的沉甸甸的牵挂，什么也没能带走。在边疆10年，我亲历过多次战友们的生离死别，那一个个泪眼相对的送别场面，那发自肺腑的男子汉的嚎啕，常常令人肝肠寸断。
军人为战争而生。战争是寄生在人类躯体上的一个怪胎。人们诅咒战争呼唤和平，却又不得不把自己许多优秀的儿女送入军营送上战场。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来了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和平。然而和平的环境却将军人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和平让军人走开，经济建设让军人成为累赘。无论你承认与否，这种尴尬都早已经存在。
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无奈。
文革”初期，由于毛主席穿上了军装，全国上下顿时潮涌起绿色的海洋。然而好景不长，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没有多长时间就成了“昨日黄花”，军人也随之风光不再。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就是，复转军人安排工作的政策被悄没声息地取消了，士兵包括连排职军官复员一律哪儿来回哪儿去。这就意味着，军人对这个社会来说，只能是“尽义务”，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哪怕你是那个社会里最优秀的分子。军人的牺牲这时候便凸现出来。尤其是戍边军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甚至远离人群，吃陈棒子面窝头住“地窝子”、“马架房”，在冰天雪地里练三九在炎炎烈日下练三伏，脱皮掉肉流血流汗还要随时准备献出生命。从个人角度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最大的付出了。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付出又不能乞求任何的回报。
近30年过去了，当我回首那一段再平凡不过的经历的时候，我仍然会为那些在几乎“无望”的日子中不断创造着充满希望的生活的人们而感动得潸然泪下。
我说不清我的战友们在边疆的山上打了多少坑道修了多少堑壕碉堡，我只知道那些稍稍像点样子的山梁几乎全被一代一代的兵们掏空了，山山岭岭的胸腔里蜿蜒着无数条纵横交错的“长龙”。戍边军人把血汗洒在这里把青春消耗在这里甚至把生命丢在这里，他们热血沸腾地来了又无怨无悔地走了，他们的青春和生命不久就被荒草重重地覆盖了，在和平生活中醉生梦死的人们，有谁会想起他们呢！
没有谁把无私奉献挂在嘴边，可戍边军人奉献的无私却是日月可鉴。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也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没有祖国的日益繁荣昌盛，也就没有我们每一个后来者的成长进步。尤其是戍边军人那种坚韧不拔那种任劳任怨那种勇往直前，哺育了我滋养了我成全了我，使我能够在顺境中保持清醒在逆境中从容面对在权贵面前从不低下高昂的头颅任凭有多少困难也能咬牙挺住。宠辱不惊笑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那隆起在边疆的山山岭岭，那不乏艰苦却充满着情趣的戍边生活，那想起来就令人意醉神迷的战友情谊，那收割了戍边军人太多乡愁的边关冷月，重重叠叠地镌刻在了我的心壁上，成了我一生一世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