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位心理学大师说过一句话:“所有的艺术家天生都属于焦虑型人物。”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史,你会发现事实确实如此。梵高、毕加索、贝多芬、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劳伦斯、莱蒙托夫、瓦格拉、舒曼以及中国的徐迟、三毛、顾城、海子……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在天才的文学艺术家和精神疾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忽视的联系。难怪,早在四百多年前,大学问家罗伯特·伯顿就说过:“所有的诗人都是疯子。”不仅是诗人,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都游走在天才与疯子之间。
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孙犁的作品思想深邃、文风清新,尤其是他晚年创作的散文随笔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国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孙犁的作品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至今依然如此。今天,人们只知道孙犁是一位文体大家、文学大师,很少有人知道其实他还是一名抑郁症患者,一生都在与抑郁症作斗争。
孙犁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遥城村,从小体弱多病,幼时即患有惊风疾。“惊风疾”,俗称抽风,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孙犁曾说过:“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还是比较贫穷,从小我没有奶吃,很弱,弱了大概就很容易得这种病(指“惊风疾”);另外,乡下不大讲卫生,脐带剪的时候,或者是营养不良,都可以引起小孩的抽风。这个病对我以后的神经系统可能留下一些毛病。所以,五六年就得过一次很严重的神经衰弱,在这以前,我就经常失眠,经常有一些神经方面的症状,那年突然就重了。……得这个病以前,我这头有时就摆动,也不是老摆动,遇见情绪上激动的时候,它就动得厉害,你们大概也能看得出来,要是心情很平稳,它也不动,动的时候,自己也不大觉得。直到现在,我感觉,我神经方面不太健康,有时失眠,容易激动,容易恼怒,这都是神经系统的毛病。它可能对写作也有些影响。生理上的这种病态,它也可能反映在我的写作上,好的方面它就是一种敏感,联想比较丰富,情绪比较激动。这是一些病理学家经常谈到的问题。”
孙犁天生忧郁,这从他的面相就能看出。现在流传的有关孙犁的照片大多是表情忧郁、神色黯然。一个人的长相其实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孙犁忧郁的面相和神情表明他长期处于一种“恶劣心境”。孙犁的气质类型属于典型的粘液质和抑郁质。这种气质类型本身就是精神疾患的易感人群,如果后天再遭遇一些负性生活事件的冲击,罹患精神疾病的几率便要比常人高出许多倍。
孙犁性格孤僻、羞怯、不善与人交际。当然,一般人也可能会有回避社交的时候,但是孙犁的这种回避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孙犁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我从小就有些孤僻,我在老家的时候,我那老伴就说,来了人呢,他要不就是洗手绢呀,要不就是找什么东西呀,总是不能很好地坐在那儿,和人对着面地说话。我不好凑热闹,好往背静的地方走。”孙犁平时情绪很不稳定,容易激动,脾气很大,常常有不可遏制的冲动。猫碰掉花瓣这样的小事都可以让他大怒。平时与人交往,孙犁也经常是敏感、多疑,一言不合则拍案而起,常常使得别人很尴尬,下不了台。
孙犁很小的时候就患有“惊风疾”,头部、下巴,不由自主的抖动。在保定上学期间,又患上神经衰弱。1941年,在延安时发作了一次,在边区医院治疗。最严重的是1956年,一病就是十年。此后,神经衰弱一直困扰着孙犁,严重时会眩晕、跌倒。每当此时,孙犁就不能用脑,不能读书,也不能写作。其实,孙犁书信中常说的“神经衰弱”,实为抑郁症。如今,医学界已不再提“神经衰弱”这个提法。上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简称ICD-10)中,已将“神经衰弱”这一命名去掉;本世纪初,我国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低第3版》(简称CCMD-3)中,也不再有“神经衰弱”的条目。
现在看来,孙犁所谓的“神经衰弱”,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抑郁症。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通常表现为“三低”(情绪低落、思维迟钝、动作减少),严重者可能出现幻觉、妄想等症状,并伴有强烈的自杀念头。多数抑郁症有反复发作的倾向。应该说,孙犁对于自己的精神状况有着清醒的认知。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他在写给肖复兴的信中曾这样写道:“然我患有忧郁宿症,情绪时常不稳,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希勿念。”孙犁曾对作家冉淮舟说过:“如果是阴天,再下点小雨,我就有不想活的念头。”这些都是典型的忧郁症的表现。孙犁之所以会患上抑郁症,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本身从小就患有神经系统疾病,长期失眠;二是旷日持久的不良情绪的积累和内心冲突的加剧,使得他一直处于一种“恶劣心境”;三是外界不断的有各种诱发事件在刺激他。
孙犁的抑郁症一直反反复复,外界一有刺激病情就加重。1947年冬,土改试点,孙犁家被划为“富农”。此事对孙犁刺激很大,使得他心情恶劣到了极点。严冬时节剪去长发,穿着草鞋,每日在大街上来回走动。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1955年底,文学艺术界开展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孙犁作为天津作协代表参加了会议。当时孙犁以身体有病为由,没有发言。但对丁玲的批判使得孙犁精神高度紧张、焦虑,彻夜难眠。同去的天津作协的同志很担心孙犁,派人守着他,担心出问题。1956年秋天,孙犁的病情加重,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没有一点精神,什么事也干不了。第二年春天,孙犁被送往北京红十字医院治疗。1958年1月,又在青岛疗养院住了一年多。孙犁自己回忆说:“1956年秋天,我的病显得很重,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都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的很。其实这是长期失眠,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的表现。家里人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心,也都觉得我活不长了。”“文化大革命”时,孙犁的病情达到了顶点。当时孙犁时常有强烈的自杀念头。他回忆说:“一天晚上,批斗会下来之后,我支开家人,就关灯躺下了。我睡的是一张钢丝床,木架。床头有一盏小台灯。我躺下以后,心无二念,从容不迫地把灯泡拧下来,然后用手指去触电,手臂一下子被打回来,竟没有死。”此后,孙犁还企图跳楼、吞安眠药、用镰刀抹脖子等多种方式自杀,好在均未实施。
到了晚年,孙犁的抑郁症进一步恶化,消极、悲观、绝望的情绪时常爆发。1992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9卷本10册的《孙犁文集》(珍藏本)。按说这是一件大喜事,应该高兴才对。可是孙犁此后竟然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渐渐,我的兴奋过去了。忽然有一种满足感也是幻灭感。我甚至想到,那位女编辑抱书上楼的肃穆情景:她怀中抱的那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类似这样的这种人生的幻灭与虚无感一直笼罩在孙犁心头,直到他逝世。
抑郁症患者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社会功能降低。孙犁晚年深居简出,不尚热闹,害怕照相,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日益消沉,与世隔绝。此时,他闭门谢客,不读(书、报)不写(文章),不听不看(广播、电视),不理发、不刮脸,不换洗衣服,不允许别人进他的屋子,每天一个人呆在屋里对着天花板枯坐。1995年年底,作家刘宗武在颇费一番周折后终于见到了孙犁:“见他确是较之以前瘦弱多了。往日谈笑风生、神态自若的样子,已不复见了。他一手拄着手杖,一手紧握我的手,沉重地说:‘宗武,这次真的不行了。’”可见此时孙犁的精神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着他。孙犁晚年对自己的身体以及医院怀着十分消极和悲观的态度。他从不去医院检查身体,即使生病了也不肯去。1993年5月24日,孙犁发病晕倒,但是他不愿去医院治疗,怎样劝说都不肯。无奈之下,报社同志只好将他连人带被褥一起抱起来放在担架上,强行抬到救护车上拉走。住院之后,孙犁又不配合治疗。医生每次诊治都要事先和他商量,必须征得他的同意,否则不能进行任何治疗。
由于抑郁症的日益加重,孙犁后期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住院期间,孙犁时常会产生妄想和幻觉。他怀疑儿媳送来的饭菜有毒,拒绝吃饭。无缘无故经常发脾气,抓破护士的脸。有一次,他甚至将一碗发烫的八宝粥,泼到了护士的脖子上。与此同时,他内心又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此时,他整个人已退缩的像个孩子,对家人和护士有着强烈的依赖。护士寸步不能离开,儿子稍稍来晚一会,孙犁就焦虑、烦躁,发脾气。1998年5月,滕云去孙犁的儿子孙晓达家中看望养病的孙犁,所见情形让他大吃一惊:“平时衣着朴素而整饬,气质儒雅的孙犁,此刻却像流落街边的老者。从不留胡须的他,长长的须发蓬乱着,起码三个月不曾剪理。穿的睡衣也像是久未换洗。他似乎还认得我们,却毫无答话之意,只一个劲地说自己要去学校,学校已经催他了。我们简直不知所云。扶他出卧室到独单元的厅里坐下,他还是说自己要去学校。问他是什么学校,他说是纪律学校,一定要去的。看情形,确是有些精神错乱的样子了。”晚年的孙犁终于被抑郁症打到了。1998年10月16日,孙犁因高烧和排尿困难住进了天津医科大学附属总医院,从此再也没有走出来,一直到2002年7月11日去世。
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从本质上来讲是中性的,是我们给它们加上了或积极或消极的价值,问题的关键是你倾向于选择哪一种。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与世界本身关系不大,而与你愿意把它想象、制造成什么样子有关。贝多芬说过:“最杰出的人,总能用痛苦来换取快乐。”成功的秘诀在于懂得怎样控制痛苦与快乐这股力量,而不为这股力量所反制。没有人能真正“迫害”我们,除了我们自己。一个人只能被他自己打败,如果他自己不败,那么谁也打不败他。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精神病患者或心理有问题的人都是被自己的情绪、心境以及内心冲突打败的。张学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孙犁“他是一位没有散尽余光、余热,人格没有最后完成的文学大师。”孙犁孤独、敏感、多疑、悲观,他心里积攒的压抑、苦闷太多,无法释放。先天的气质类型、后天的生活遭遇再加上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诱发事件,所有这些都使得孙犁成为一个典型的抑郁症患者,尽管文学创作一度曾让孙犁求得解脱并得到人生升华,但他最终还是被抑郁症无情击倒、黯然谢幕。对此,我们应抱以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作者简介:
史飞翔,陕西乾县人。文化学者、散文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陕西省首批重点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陕西省“百优人才”。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西安市文联、西安市作协首届签约作家,《读者》杂志签约作家。陕西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吴宓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散文学会秘书长、文艺评论委员会主任。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当代文艺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客座教授。长期致力于文化、人物研究与写作,文章在各种纸媒及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深受读者喜爱。已出版著作《民国大先生》《追影:真名士自风流》《历史的面孔》等15部,有多篇文章入选教材及各种选本。获美国《世界华人周刊》颁发的“世界华文成就奖”、“《散文选刊》全国散文奖”、“鲁迅杂文奖”、“陶渊明散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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