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们的家搬到乡下工厂以后,多少年来，就再也没有见到我的那个好朋友，那个曾经和我们家同在一个大院里居住过，又同在大院里玩耍，又一同在街道上经厉过风雨飘摇、摆书摊的漂亮小女孩儿了。

但是过了几年以后，父亲所在的郊区，马路东面的老厂房即将被拆掉了以后，接下来又过了几年，在它的马路西面，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建立起来了，而在东面老厂房被彻底拆除以后，国家在原来的地址上，又另外新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它，就是标准件厂。

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原先曾经和父亲在一块儿、工业局机关工作的宣传部长，也就是那个漂亮小女孩儿的父亲，也被调到了这个新建的工厂里，当上了厂领导。他们两个工厂之间，一个在马路东，一个在马路西。新建的标准件厂暂时没有食堂，没有医疗室，没有职工宿舍，父亲的工厂给了新厂无私的帮助，真的是让我们大人的两个工厂结了缘。后来、后来漂亮女孩儿的全家，也搬迁到了这里，这也让我们两家后来也结了缘，大人们就成了儿女亲家。

就在大人们即将成为了亲家以后，父亲见到了我的岳父，也不敢再任意去开玩笑了。在平时，他们之间见了面总要开个什么玩笑，说句什么笑话的。父亲他有时还摆老资格，见了我的岳父以后，开起玩笑来也免不了叫人家什么绰号。这就和父亲他当年在部队，见到了那些老战友，亲热的不得了时，也免不了开句玩笑，或相互叫一声绰号一样。在部队，在工厂时，他要是见到小一点的，父亲都要亲切地叫人家小鬼。不过，见了那些女孩子除了叫小鬼以外，要是开起玩笑来，就没有分寸了，不是伸出拇指来刮人家的鼻子，就是刮人家的脸，吓的那些女孩子，走又不敢走，笑也不敢笑，只有任平他去刮人家的鼻子。

不知父亲在哪里学到的这些作风，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也许他在部队已经习惯了这些。见了部队那些战友或上级时，一开始见了面就相互叫起了人家的什么绰号来逗乐。后来，后来到了干休所也是一样。这好像是他们部队在打仗时，也是习惯了叫别人的绰号似的。我想，这是不是打起仗来能够提高他们的战斗力呢？

有的时候，父亲见了人家小两口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他也竟当着人家父母的面，给小孩子开起了玩笑，有时逗得人家小孩子不是哭就是笑，有时还弄得人家小两口怪不好意思的。因此在文革的时候，他除了工作问题外，这些问题他可没少挨批。

父亲他刚刚被文革解放的时候，我未来的岳父来到家里，他们之间已经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单独见面了，还是五十年代的老关系，他们见了面如同战友一般，除了开句玩笑，他们之间见了面还是无话不谈的，那时我的岳父，他早早地已经结合到他们工厂、新的领导班子中去了，所以他看到的红头文件当然要比父亲多，对国内外形势来说、也是知道的更为及时。

他给父亲谈到了以前政治运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又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还谈到了“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谈到了现在的清理阶级队伍，清理什么。我看得出来，他们的谈话很投机。

在谈到了他和父亲都是工农干部时，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好像也是有怨气，觉得工农干部没有文化在上面吃不开，由他们在上面主管干部的一些人，把我们和算盘子一样随便乱“拨拉”，有时政治运动来了还要当运动员，有的时候真不如在下面当个工人好。可是，我岳父他说到父亲时就说：

“你和我就不同了，你是军队上下来的大干部，资格要老，参加工作年限和党龄甚至都比那些市委干部要高，你就敢顶撞他们，都说你这个人的头不好剃。”

当时我看到，说的父亲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父亲就是这个性格，要是不对的地方，对谁都敢顶撞，发脾气。在文革前，一些人曾觉得父亲工资很高，生活又好，文革期间父亲靠边站的时候，一些人就减了父亲的工资，只给了我们全家的生活费，父亲曾动气地说；看你们谁敢动我的工资，那可是毛主席给我的工资。

要不，文革中有人写大字报说他是“娘子关以里，老子天下第一”？这也许是对他的最高“评价”吧！和他一样党龄的干部，现在早早地已经是副省级干部了，而他······。

他在文革解放后，市委组织一批干部到党校学习，准备组织农村工作队到乡下去工作，当时正赶上冬天。我觉得上面组织部门还是很关心父亲的，考虑到父亲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而且战争年代还负过伤，就照顾父亲没有让去。

父亲离休时，一个工业局分管干部的老李同志，曾经给我说；你爸爸是一位好同志，非常耿直的一个人，部队上下来的同志都是这样，宁折不“克扭”（弯曲）。

有时候，一些省军区的战友和阳泉市委的几个干部来看他，在喝酒时，他们也是谈笑风生，无话不谈。

父亲是很感谢部队的同志在父亲落难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他，曾经安慰过他。使得他在文革之中能够早早地解放出来，而且在运动中精神面貌也一直是处在最佳精神状态。他们在谈到笑话的时候，也同时也谈到了一些政治上敏感的问题。他们谈到了林彪事件，谈到了珍宝岛战役（内参），谈到了中央某某同志的平反问题。在闲谈中，我没有能够听清楚，他们谈到了不知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地点，开人代会选举时，共产党竟然不选共产党的这些问题。这些事件被捅到中央后，当时周总理知道后很是生气，说是要严肃处理。······

他们还谈到了国内外很多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干部们眼光是那么的敏锐，他们有的时候能把问题看的十分透彻，他们甚至是能在报纸上找出问题的蛛丝马迹来。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应该向这些老干部学习的，他们都是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有极其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不管是在战争年代或在和平年代，他们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父亲的两个在部队的学生，在某部工作的现役军人，一个是团级干部，一个是师级干部，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吃饭，他们都是四川人。席间他们给我们做了许多有名的川味饭菜，在喝酒的过程中，他们也是谈笑风生。父亲他、他也高兴地觉得，觉得是来到这里，就好像是回到了他的部队、回到了他的娘家，他不知道有多少的话儿要对娘家人说，他不知道又有多少的话儿要对娘家人讲，这些年来，这些年来他又有多少酸甜苦辣的事情、要对娘家人说出来呢？他把文革期间所受得罪，遭受得苦处都统统的在家里述说了出来。他的两位学生不时地、不时地安慰着他，说我们也是早早地希望、希望看到我们的老首长能够尽快地解脱出来。现在、现在终于盼到有这么一天了，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痛饮一翻。

那一天，那一天我真是不知道，不知道当时父亲他喝了多少酒，也不知他的心中是高兴还是······，他醉了。他的两位学生说，他这是高兴，是特别的高兴！他把过去的苦处都吐露出来，这是好事。但是，我相信他，父亲那天他喝的酒，决没有超过他过去三斤酒的量。

我想，他那天，真得是高兴，一定是心里特别的痛快，他可以大胆的去睡觉，去休息了。他不用再担心在抗战时，在敌后工作中睡觉时所揪着的心，不用担心敌人会来。也不会再担心文革中，在什么时候造反派来抄家、或抓去批斗。······这一次醉酒，是我看到父亲的第二次、第二次，也是我看到的最后一次。

我的少年时光更多的是欢喜。那数不清的一场场电影，小书摊旁的坚守和阅读，还有去钢铁厂捡废铁的点滴记忆。父亲的那些人和事  都一幕幕珍藏在我的心里。我每次回想，都仿佛回到了那个时代，回到青春萌发的年月。